裘萍:换个姿态和公权力相处

小南君
2016-06-26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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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名记·2014年度记者

  个人简介

  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部首席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于沈阳某部队,成长于曲艺之乡天津,18岁南下厦门求学,27岁怀揣“仗笔走天涯”的豪情加盟南都,定居广州。自认为做记者的优势在于善良、冷静、细致、脑子活;劣势在于想法太多、读书太少。时时可以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热爱生活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口头语是:真好。

  入选理由

  她是南都广州的“白宫”记者——日日出入本市最高行政官邸,既是市长发布会上的犀利提问者,又是高官深喉们私下探讨政策时局的“谈笑风生”者;对于权力,她不仰视,也不睥睨,在不卑不亢,淡定从容中保持着平衡。

  她是执着的真相挖掘者——从二沙岛拆违到39号文系列,她穷追不舍,对权力保持高压,对真相保持追问。她是新闻业务改革的积极探索者——从《小贩调查》到《如何顺利当上广州市副市长》,她另辟蹊径,用数据挖掘故事,以算术解读权力。她是玩跨界的媒体人——大抵可以称得上“广州报界最好的主持人,主持界最好的文字记者”,她是媒体融合的身体力行者。

  记者感言

  换个姿态和公权力相处

  我反思自己,所谓监督公权力,其实只是手段,如何从制度上抑制滥权冲动,如何让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才应是终极目标。监督批评未必是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的唯一方式或者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或许,我该换种姿态和公权力相处?

  2014年元月,我生了一个儿子。我想,连生孩子这种痛苦都可以承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然后,在女汉子这条路上,可谓越走越远。领导不知是何居心地总结:部门里的新晋妈妈们都很生猛啊。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尚在哺乳期的妈妈记者,还真是蛮拼的。即便如此,得知获得年度记者的殊荣,我仍旧诚惶诚恐,姑且把它当成对职业妈妈的一种集体肯定和鼓励吧。

  种子

  如果不是成为一名记者,我会成为一名学者。

  2007年下半年我读研二,26岁,一个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摆在眼前,与此同时,我收到可以到南都实习的确定答复。做实务还是搞学术?那是我人生第二次为自己做选择。第一次,是高考填报志愿,我选择了新闻专业。还记得那天傍晚的厦门大学白城海滩静谧而温柔,我慎重地把自己托付给南都,说服自己的最终理由是:30岁前我想当记者。

  其实,我和南都的结缘要追溯到更早。2003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实习,年底参与“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晚会”筹备工作。那一年,孙志刚事件终结收容遣送历史,筹备会准备请南都的记者来讲述一下其中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请成,不过,我却因此记住了《南方都市报》。

  在《今日说法》的实习生涯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新闻启蒙。制片人钱蔚老师给我很大的信任,甚至放手让我独立操作选题,至今想起仍然感念于心。自信,对一个初涉职场的年轻人是多么重要。

  有一个场景,仍会出现在我的梦中。在中纪委的门口,一个女人身穿孝袍长跪不起,前心后背老师走过又折回,悄悄地将一张名片放在她的面前。她抬起头,干涸的眸子亮了一下。在她的眼神和我交汇前,我逃走了。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材料都是论麻袋装的,那里面装着我不曾接触和理解的现实。

  我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为民请命,监督公权力。我想起南都——一张“敢说话”的报纸,我要到那儿去。

  “你说我听”

  2008年,我研究生毕业,如愿进入南都成为一名时政记者。

  我不是那种一到报社就惊艳上下的年轻记者。崭露头角是因为“二沙岛拆违”系列报道,那已经是入职两年后的事了。两年,是一个年轻记者正常的进步速度。2010年6月至9月的三个月时间里,我几乎一个人用30多篇报道紧跟事件始末,在同城媒体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牢牢掌握独家官方信源。事件发展的高潮是:被拆豪宅的业主方也主动联系我,把南都作为独家发声渠道。

  “二沙岛拆违”系列报道是对时政记者“追踪”能力的一种检验。不同于调查记者,时政记者的战场不仅要拼新闻的深度,更多时候是比拼时效和渠道。通俗地讲,就是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最核心的采访对象,并让他向你开口。这样的比拼每天都在同城媒体同线记者间上演,这需要准确的预判和深厚的积累。

  “二沙岛拆违”源自当年刚刚履新的市委书记在开会时候的一次点名批评。我得到这个信息后的判断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相关职能部门一定会有迅速反应。然后,我就一大早去了城管局蹲守,“蹲”到了城管誓师拆违闭门会议的独家消息。此后的连续独家报道,更加考验人脉积累。

  不过,我在此组报道中真正的兴奋点是一个追问:一个管理规范的豪宅小区疯狂违建长达5年,这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必须得让城管挨板子。随着调查的深入,个体违建的冲动、邻里的博弈、城管的踌躇与执法困境,渐渐清晰。与此同时,好坏、强弱、对错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是非曲直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城管挨了板子之后呢?没有公安陪同,城管连进门查违都困难重重,授权城管则涉嫌侵犯隐私权;城管只有地面建筑拆违权,那么地下室违建又由谁去执法?如果地下室“掏大了”没人管,是不是又给相关部门留下过大的审批自由裁量权?非常遗憾,直到今日,这些当年提出的问题仍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很好改善。

  后来,我又凭借突破能力做了一些独家的批评监督报道,比如对于“39号文”的追问。但也仅仅局限于揭示问题的层面。对于监督批评类报道,“不可抗力”因素来得猝不提防,不管你有多么完美的报道计划,不知哪一天,就写成了终结篇。相信这种无力、无奈感曾经深深地折磨过很多记者。

  那个阶段,我觉得自己充其量是一架相对高性能的摄像机,尽可能真实、全面地记录“你说我听”的故事。可是,好戏散场以后呢?对于公权力,我始终报以监督批评的姿态。但是经过“中断”的新闻事件往往再难聚焦。必须承认,公众是善忘的,而没有长期蓄积的舆论压力、社会倒逼,制度变革每前进一小步又是何其艰难。

  我反思自己,所谓监督公权力,其实只是手段,如何从制度上抑制滥权冲动,如何让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才应是终极目标。监督批评未必是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的唯一方式或者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或许,我该换种姿态和公权力相处?

  “我说你听”

  2013年年初,广州接连发生三起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冲突,这个“猫鼠游戏”的双方成了全国关注的主角。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媒体对于这个老问题的“追逐”也显出疲态,城管和小贩双方的叙述就是一出出“罗生门”,记者的采写一不小心就陷入给谁话语权多就成了替谁说话的境地。彼时的我也已经厌倦了就事实层面追着新闻跑。

  怎么能跳脱双方自说自话的怪圈,直指顶层设计?官方号称广州有30万小贩。那么这30万小贩是怎样构成的?他们从哪里来?在干什么?怎么干的?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期望是什么?我提出做一个问卷调查,将广州30万小贩地下群体“托出水面”。我的理由是,传统的报道模式都是经验性的,呈现的只是局部事实,甚至是否是事实,也很难讲清。“经验+数据”才能更接近事实。正视小贩群体,是科学治理的开始。

  这个提议,和南都编委王海军的“圈子”报道思路不谋而合。我们都太过兴奋,以至于都忘了我当时已怀有5个月的身孕。由于集团正好就“城管小贩选题”组建“1+x”报道团队,我草拟了个策划方案上报,很快获批。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这么挺着大肚子上阵了。执行策划方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王海军最大力的支持,比如让文笔优美的安晓庆分担了故事文本的打磨工作;比如调查样本量一下子从200份变成1000份,全部门实习生由我优先调度;比如我得到三个星期的时间来专心做这个题,这是一个让我们部门很多记者都眼红的期限。

  对我而言,最难的部分是设计调查问卷,将重点调查议题和人物故事嵌套在一起。我抱着写毕业论文的态度来执行这个题目。初期先泡了三天图书馆,读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在“综述”的基础上,设计了问卷初稿,然后又花了两天时间“泡”在城管局听取部门意见,进一步完善问卷设计,最后由技术指导、中山大学的何艳玲老师(当时在耶鲁访问)“远洋”指点,确定问卷。

  问卷发放过程最让我头疼的是,在实习生们天马行空的“汇报”中,大海捞针一般不断遴选个案故事。不过这个过程也非常令人享受,比如他们会带来流浪歌手的奇遇、协管员追求小贩的故事……在被我“奴役”的一周多时间里,实习生们集体表示收获很大,对此我很欣慰。我建议,就此成立“暑期实习生数据库新闻工作坊”,当然这是后话。

  最终,我得到长达96页的数据分析。将数据“翻译”成新闻语言的过程是艰苦的,临近截稿前一周时间,老公出差,我每天凌晨三四点上床,早上11点起床,散步去吃午饭顺便买晚饭,回到家坐到电脑前直到深夜。有时候胎儿动得厉害了,我才感觉到保持一个姿势太久了。报道出街前夜,我郑重地在实习生一栏,署上了儿子的名字。

  我最得意之处是,这组数据调查根据摆卖目的不同,将小贩定义成“生存型”、“发展型”和“体验型”三类分别加以分析。这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报道,媒体不再是学术机构的传声筒,我们独立主导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群体调查,用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不仅呈现了30万流动商贩的群体样貌、真实生态,更可贵的是,还给出了科学治理流动商贩的政策建议。

  如今,该报道已经集结成书,成为广州城管的业务必读书目。该案例入选中宣部2013年舆论引导优秀案例,获评2013年都市类(晚报)媒体报道特等奖。

  前不久,我和城管系统一名中层领导吃饭。席间,他有个新来的手下要写小贩治理领域的工作方案,他在电话这头指点道:“上次南都不是搞了三个分类吗,你参考一下。”

  我和公权力的相处,终于从“你说我听”,走到“我说你听”。我熬的那些夜啊,掉的那些头发啊,瞬间都觉得挺值得了。

  对话

  截稿前的紧张焦灼与报道产生积极反响后的满足总是交织出现,让人对记者这个职业又爱又恨。

  2015年元月3日,我的元旦假期仓皇结束,在熬了一个大通宵后,我坐到了“坐下来,谈一谈”论坛同德“解围”专场的主持席上。这是我产假复工以来主持的第三场论坛,也是嘉宾规格最高的一次,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是我的对话嘉宾之一。

  望着台上侃侃而谈的市长,我的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幅场景。2010年初,一场决定广州未来垃圾处理路径的专家问计会在广州大厦举行,然而只有市属官媒受邀。我只身前往,在广州大厦的会议室门口受阻,“我们也是共产党的媒体,共产党开会有什么不能公开?”我的高声叫嚷吸引了外地专家的注意,之后我跟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再之后,我被以扰乱会场为由清离出现场,带着满肚子委屈回到报社。

  当年,我用最笨拙但勇敢的方式,只为抵达新闻现场,却一无所获。如今,市长就坐在我的对面,随时准备接我抛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和他同台互动的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民。这个局面得益于南都“坐下来,谈一谈”平台的搭建。这是一个公共政策互动意见平台。我们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市民代表等就一定时期内的热点话题“坐下来,谈一谈”,力求在碰撞中厘清问题,在对话中寻求共识。

  作为论坛的主持人,我是如此呵护这个平台,以至于每逢论坛前夜都如临大敌,必定熬个大通宵去消化议题、熟悉嘉宾,才觉得对得住这台上两个小时。如果你曾像我一样,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怎么获得官方一个采访机会上,你就会如我一样珍视眼前的自由交流机会。

  两年多来,城管小贩冲突、医患关系、我的公积金谁做主、同德“解围”等,哪里有热点,论坛就开到哪里。迄今,10期论坛下来,广州市1/4的政府部门得以在这个平台上和公众面对面。

  “坐下来,谈一谈”, 我特别喜欢这句开场白。就是这句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话,却有着极大的魔力。在它的感召下,我见到了如同猫鼠关系的城管小贩坐到一起互诉苦衷;我见到了剑拔弩张的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互相请求对方的谅解;我还听说,论坛上达成的共识写进了政府规章的草案。

  见证这一切,让我感到:换个姿态和公权力相处,我们所能做的比想象的多;只要创新尝试去做,我们所能达到的或许比期望的多。

  立场和姿态,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

  代表作品

  作品名称:看广州副市长怎么炼成

  刊载媒体:南方都市报

  发表时间:2014年6月18日

  作品影响:近年来,数据新闻大行其道。该文是对数据新闻报道方式的积极探索,不局限于数据罗列,更重分析解读。凭借记者深厚的积累,通过有说服力的事实分析,广州官场晋升逻辑跃然纸上。这是南都2014年6月大改版后特色版面“政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报道彰显新媒体合力强大的传播效果。见报版改写的微信版《如何顺利当上广州市副市长》同步推出,在微信上刷屏,刷新南都广州新闻部公号“咩事”运营三个月以来的转发记录,更引得兄弟媒体慕名前来学习南都数据新闻操作。

  围观裘萍

  从“摆摊”记者到“白宫”记者

  王卫国

  裘萍是我们部门的“白宫”记者,每周一晚上准时出现在市政府新闻发布大厅,向广州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抛出精心准备的问题。

  这是一份高强度的采访任务,因为要等市政府常务会议结束后才能举行发布会,发布会后通常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面临截稿时间和大量需要梳理组织的材料,记者常常要在现场饿着肚子赶出稿件。

  裘萍有一种很优秀的气质,也是一种很专业的职业素养,她不仅擅长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还经常能从政府的信息发布中敏锐察觉新闻线索,获得采访突破。我相信她在时政新闻领域的出色表现与她的个人魅力和对新闻职业的真诚心态是分不开的。

  记得2009年,裘萍还是一位刚刚工作才一年的新记者,但已经在当年二沙岛违建报道中表现不俗,由于她总能拿到别的记者拿不到的料,导致坊间在那段时间甚至传言她是市领导的儿媳妇。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裘萍在跑城管线的时候,为了观察小贩和城管之间的关系,还在海珠区南洲路的街边摆起了服装摊位。白天采访,晚上“练摊”,并为此津津乐道。这种融入城市、体验生活的采访显得特别真诚,是一位记者在面对未知领域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真诚。

  我们当时都在城建小组,记得她那时曾跟我提起过想做一个小贩调查,想知道小贩到底从哪儿来,到底过得怎么样,想知道小贩究竟怎么看城管。四年后,一份由裘萍统筹的《小贩报告》在《南方都市报》广州读本整叠推出,反响热烈。我想我能体会到她在这个选题上投入的热情与收获的喜悦。

  裘萍去年初晋级妈妈记者。在广州新闻部有个规律,就是妈妈记者复出后状态都超级好,不仅能兼顾家庭和工作,而且还经常会在日常新闻工作中超越自己以往的状态。这一点对于裘萍来说,也很明显。

  其实说起“兼顾”二字谈何容易,妈妈记者往往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毅力来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采访任务。裘萍刚结束产假就投入到时政专题的采写中,做出了多篇让人印象深刻的稿子。比如,《看广州副市长怎么炼成》就是她华丽复出的代表作,巧妙拓展人事观察的视角,揭示官员仕途背后的逻辑和规律,当天这条新闻在微信朋友圈上刷屏了。

  去年8月,部门要准备一篇广州重要人事任免的稿件,当我通知裘萍准备出差时,也在担心她能否接下这次出差任务,由于时间很紧,需要第二天早晨马上出发。裘萍很爽快地接下了这个采访,第二天一早带着她的儿子飞往天津,把娃安顿在她天津父母家后,她开始白天出去采访,晚上一边照看小孩睡觉,一边敲打键盘。

  裘萍还是报社的金牌主持,每年都要兼顾许多论坛活动的主持任务。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往往都是前一天晚上熬到后半夜看材料,准备主持稿,第二天在主持台上依旧神采奕奕、淡定从容。

  好记者是需要有韧性的,面对采访对象不卑不亢,面对采访阻力不屈不挠,能够在千头万绪中找到问题的突破口或解决方案。裘萍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乐观与坚持,我很少听她反馈做不了什么题,而更多的是提出建设性意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在与她合作沟通工作的时候,我总能感受到她的乐观心态和新鲜创意。

  只有一次,她正在市政府赶常务会议的稿子,另一个由她负责的专题稿因时效问题打算提前出稿。我电话她要求当晚交稿。她沉默了两秒,回复说:“我对这个题很抗拒。”这于她已经是重话了,我也有些急了,“什叫抗拒?现在你让我到哪找人做?”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对话。我知道她是因为想保证新闻品质不想仓促上稿浪费题材。后来,这个题缓发一日,她还是默默地、高效地完成了两个版的报道。

  在刚刚出街的“2014广州公权力榜”报道中,裘萍负责统筹两个榜单,其中的行政透明度榜单新增“依申请公开”部分,既有检索又有实测,工作量是最大的。在她的统筹下,这两个榜单的进展是最有序可控的,最终高质量如期完成任务。有团队伙伴如裘萍,放心。

  近年来,南都的时政新闻正向着主动观察公共事物、搭建公共意见平台的方向努力。裘萍自从2012年开始对接市政府新闻报道以来,正在用她的勤奋、乐观和坚韧拓展时政报道的空间,在公共议题的报道上推动政策的充分讨论和官民意见的沟通。从“摆摊”记者到“白宫”记者,裘萍改变的是对时政题材观察格局的提升,不变的是对这份她所喜爱的新闻职业始终如一的真诚投入。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部副主任)

  @梅雪卿:裘萍就像一块多面镜。她是“白宫”记者,总能让独家如影相随,不是独家消息,就是独家视角 ;她是一名主持,灵活机变,游刃有余;她是策划会上的积极发言分子,总能提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点子;她去年晋升孩她妈,完全粗生粗养,大大咧咧,好在hold住哥是男生……她的下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她是一个让人有期待的人。

  张东明点评

  从“白宫记者”到“金牌主持”,连接庙堂江湖,推动对话寻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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