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ICU:“我不是靠脸吃饭的人,这也是成长的印记。”

南方都市报 • 感光度
原创2020-02-29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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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院士团队成员,我们更愿意接收重病患者。刚到时,协和西院都是重病人,还有一个ICU(Intensive Care Unit,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我们人少,把ICU给我们,把最危重的病人交给我们。在广州我们是接最危重的病人,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也要接最危重的病人。” 广东支援武汉第六批医疗队的领队、广医一院副院长张挪富回忆2月1日初到武汉申请工作任务时的情景,显得很坦然,“当时一下就定下来了”。

连日来,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研所钟南山ICU团队为主导的广东省第6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奋战在所接管的湖北武汉协和西院住院部二楼ICU。在这批队伍中,有7名队员来自呼研所,50名队员来自广医系统和其他几家医院的ICU医护专家。

千里驰援武汉,他们带去的是生命的希望。“白衣战士”争分夺秒战疫魔,摘下护目镜、脱下口罩,那是一张张平凡的面孔,有印痕,有疲惫,更多是坚韧、兴奋、信心、充满希望。望着镜中的自己,他们说:“帅爆了,这是战场的荣誉!“、“相聚会有时,等我们归来!”


把最重症的患者给我们

努力让更多人重获新生 

微信图片_20200227225246.jpg张挪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协和西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这里,我既是一名一线医生,又是一名领队,肩负的责任会更大。

在广州,我们团队本就是接重症患者的,所以来到协和西院,我们也提出来,把重症患者给我们。事实上,我们来的时候压力很大,病死率比较高。后来我们仔细分析,是因为条件有限,患者积压的时间长了。经过救治和多方努力,现在的情况好转了,第一批患者已经有的拔管了,我们也就更有信心了。我们一定努力做到最好,让更多的人重获新生。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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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我们科室几个年轻的医生都第一时间报名了。对我来说,比起已成家的医护人员,后方没有像他们那样多的挂念。

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之后,我对钟院士有崇拜之情,所以后来选择攻读呼吸内科专业。

我和我父母说了要来武汉前线支援的消息后,我妈和我唠叨了不少注意安全之类的话。平日比较少话的父亲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爸爸爱你。那一刻,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刻突然意识到到前线来的危险性。我的女友也时常鼓励我。

我相信,只要能做到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这四点,就一定能降低病死率。


支援一线不是愿不愿意的事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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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达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我们医护人员来湖北支援抗疫一线不是愿不愿意的事情,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们在广东已经积累了一些救治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经验,听说武汉病患的病死率较高,我们前来支援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挑战,是义无反顾的。

家里人也非常理解我的决定,这是一件为社会服务的很有意义的事情。当初医院的党委发起了动员,我们党支部报名的人数超过80%。

在病房里除了危重患者的情况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外,还有协和西院的医护人员们。他们比我们奋战的时间更长,体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我对于后方几乎没有什么顾虑,像妇联、工会和社会其他组织都做了很好的后勤工作,这让我很是放心。


我不是靠脸吃饭的人

这也是成长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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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今天(2月28日),一例很多人觉得不可能的治愈病例转院了,她的病情处于病死率非常高的一类。这是我们第一批患者,住院时间比较长,在住院后的第20天拔管。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鼓励,很有成就感;对于此次疫情来说也是意义非常。

来到武汉抗疫前线,要从疫情之前的只需戴一个口罩到现在穿着一整套防护装备,进出还有一整套流程,这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现在的处境就是很艰苦,但我很安全很快乐。

既然选择学医,就应该到前线去治病救人。像我,除了非典没参加,H1N1、H7N9这样的都面对过。我每天和家里人视频,家人渐渐没有像之前那样担心了。他们知道,总会有回去的那一天。

见到自己摘掉护目镜和口罩后脸上的痕迹心想:还好,我不是靠脸吃饭的人,这也是成长的印记。


用我所学

来救治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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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元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2003年“非典”期间,我去呼研所参加硕士入学复试,看到了我的老师、前辈是如何治病救人的。现在我作为学呼吸的,又是搞危重症的,所以我觉得来武汉是非常合适的。

疫情暴发后,我们的钟南山院士,80多岁高龄还坐火车来湖北。在出征支援湖北的队伍中,有我的师兄,也有很多我过去的同事,我当时在家里就坐不住了。我也要来武汉,用我所学,来救治病人。

最初知道我要来武汉,我的先生并不是很支持,因为我家里有实际的困难。首先我44岁,是一个二孩妈妈,小女儿只有一岁,我走的时候刚刚会走路,还不会说话,现在好像刚刚会喊妈妈;然后我的妈妈70多岁,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刀口还没有长好,在恢复当中。

所以我的先生,很担心我被感染、会出事,家庭也觉得不能有这样的损失。但是我很坚决,他就立马转变态度,开始很支持我,因为他也觉得如果国家都不稳定,可能小家就保不住了。当时我还在喂奶,我问了中医科的医生要用什么样的中药来退奶,他还帮我去抓药,亲自帮我煎,然后帮我整理行李。


这印迹让我自豪

这是战场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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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亚娟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普外泌尿外科护士长

帅爆了,跟穿上军装一样神气!这印迹让我自豪,这是战场上的荣誉!脸上的压痕会慢慢恢复,可这场疫情给所有人带来的伤害和苦难,何时才能抚平?

我没跟80多岁的父母商量就报名来武汉了,儿子很支持我。我跟主任说,“孩子大了,家里没负担,就让我去吧!”虽然我年纪大,但平时注意锻炼,是一名党员,有13年的ICU经验,有足够的信心去应战。

这里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没办法跟他们语言交流,但是我能深深感受到他们与病魔抗争的艰辛和顽强的意志力。正因如此,工作中我更要小心翼翼,生怕弄痛他们,增加他们的痛苦。人最后消失的是听力,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听到,但治疗时我还是会喊他们的名字,与他们握握手,希望通过这种沟通方式,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心、支持他们,给他们战胜疾病的勇气,我们不会放弃他们。


这样的脸,还好,

努力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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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在武汉,有着我大学五年的美好回忆,有同学、师长在这里。

穿着防护服工作真是太热了,一天下来感觉能喝一桶水。我在广州呼研院身经百战,相信在科学防护基础上是安全的,也相信能够用知识保护他人。当患者的亲人都被隔离时,我们就成了他的亲人。危机时刻,总需要有人逆行,而我们是最擅长逆行的那群人。我一直没敢跟父母说我来了武汉,但是老婆很理解也很支持,她相信我身后的院士团队。


党员应当要站出来

上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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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伟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在武汉的日子,我看到了许多患者的坚强。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对一名患者进行静脉留置针穿刺时,第一次失败了。她是一位脱机拔管后清醒的患者,我握着她的手跟她道歉,她却竖起大拇指并轻轻的说了一句:没关系,再来!

党员应当要站出来上抗“疫”一线。当初报名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父母,他们不反对还很理解,我非常感动。


相聚会有时

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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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强梅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重症医学科护师

作为一名ICU护士,希望尽一份微薄之力。能够成为广东第六批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所有亲人都非常支持。

我护理的都是上呼吸机以及做CRRT的危重患者。有的患者转进来时就已昏迷,使用镇静、肌松、止痛药物来提高对各种有创治疗的耐受与舒适度。每当好转的患者转出ICU,神志清醒,与我们挥手、竖起大拇指,我就能看见希望。

每当脱下严密的防护装备,感觉特别轻松,我喜欢下班后跑起来的感觉,像飞一样。我在武汉很好,身心无恙,相聚会有时,等我回来。


我想为国家和武汉人民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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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镜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师

看着照片,既感动又有点伤感。感动是因为恍然发现,自己竟然能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坚持了这么久;而伤感是因为想起了家人,特别是生病住院的父亲,满满的愧疚,瞬间想哭。可是家人都对我说,只要我觉得是对的事情那就去做吧,他们会无条件支持。

我想为国家和武汉人民出一份力,也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入党的决心。现在每天穿着防护服工作,腰酸背痛,可脱下防护服后又觉得很冷,因为每一次上班都捂得全身湿透。


文字:南都记者 谭庆驹 代国辉 实习生 宋光涌

摄影:南都特派记者 谭庆驹 

编辑:高永佳 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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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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