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院士团队成员，我们更愿意接收重病患者。刚到时，协和西院都是重病人，还有一个ICU（Intensive Care Unit，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我们人少，把ICU给我们，把最危重的病人交给我们。在广州我们是接最危重的病人，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也要接最危重的病人。” 广东支援武汉第六批医疗队的领队、广医一院副院长张挪富回忆2月1日初到武汉申请工作任务时的情景，显得很坦然，“当时一下就定下来了”。

连日来，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研所钟南山ICU团队为主导的广东省第6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奋战在所接管的湖北武汉协和西院住院部二楼ICU。在这批队伍中，有7名队员来自呼研所，50名队员来自广医系统和其他几家医院的ICU医护专家。

千里驰援武汉，他们带去的是生命的希望。“白衣战士”争分夺秒战疫魔，摘下护目镜、脱下口罩，那是一张张平凡的面孔，有印痕，有疲惫，更多是坚韧、兴奋、信心、充满希望。望着镜中的自己，他们说：“帅爆了，这是战场的荣誉！“、“相聚会有时，等我们归来！”

张挪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协和西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这里，我既是一名一线医生，又是一名领队，肩负的责任会更大。

在广州，我们团队本就是接重症患者的，所以来到协和西院，我们也提出来，把重症患者给我们。事实上，我们来的时候压力很大，病死率比较高。后来我们仔细分析，是因为条件有限，患者积压的时间长了。经过救治和多方努力，现在的情况好转了，第一批患者已经有的拔管了，我们也就更有信心了。我们一定努力做到最好，让更多的人重获新生。

席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我们科室几个年轻的医生都第一时间报名了。对我来说，比起已成家的医护人员，后方没有像他们那样多的挂念。

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之后，我对钟院士有崇拜之情，所以后来选择攻读呼吸内科专业。

我和我父母说了要来武汉前线支援的消息后，我妈和我唠叨了不少注意安全之类的话。平日比较少话的父亲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爸爸爱你。那一刻，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刻突然意识到到前线来的危险性。我的女友也时常鼓励我。

我相信，只要能做到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这四点，就一定能降低病死率。

徐远达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我们医护人员来湖北支援抗疫一线不是愿不愿意的事情，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们在广东已经积累了一些救治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经验，听说武汉病患的病死率较高，我们前来支援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挑战，是义无反顾的。

家里人也非常理解我的决定，这是一件为社会服务的很有意义的事情。当初医院的党委发起了动员，我们党支部报名的人数超过80%。

在病房里除了危重患者的情况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外，还有协和西院的医护人员们。他们比我们奋战的时间更长，体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我对于后方几乎没有什么顾虑，像妇联、工会和社会其他组织都做了很好的后勤工作，这让我很是放心。

黄敬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今天（2月28日），一例很多人觉得不可能的治愈病例转院了，她的病情处于病死率非常高的一类。这是我们第一批患者，住院时间比较长，在住院后的第20天拔管。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鼓励，很有成就感；对于此次疫情来说也是意义非常。

来到武汉抗疫前线，要从疫情之前的只需戴一个口罩到现在穿着一整套防护装备，进出还有一整套流程，这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现在的处境就是很艰苦，但我很安全很快乐。

既然选择学医，就应该到前线去治病救人。像我，除了非典没参加，H1N1、H7N9这样的都面对过。我每天和家里人视频，家人渐渐没有像之前那样担心了。他们知道，总会有回去的那一天。

见到自己摘掉护目镜和口罩后脸上的痕迹心想：还好，我不是靠脸吃饭的人，这也是成长的印记。

高元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2003年“非典”期间，我去呼研所参加硕士入学复试，看到了我的老师、前辈是如何治病救人的。现在我作为学呼吸的，又是搞危重症的，所以我觉得来武汉是非常合适的。

疫情暴发后，我们的钟南山院士，80多岁高龄还坐火车来湖北。在出征支援湖北的队伍中，有我的师兄，也有很多我过去的同事，我当时在家里就坐不住了。我也要来武汉，用我所学，来救治病人。

最初知道我要来武汉，我的先生并不是很支持，因为我家里有实际的困难。首先我44岁，是一个二孩妈妈，小女儿只有一岁，我走的时候刚刚会走路，还不会说话，现在好像刚刚会喊妈妈；然后我的妈妈70多岁，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刀口还没有长好，在恢复当中。

所以我的先生，很担心我被感染、会出事，家庭也觉得不能有这样的损失。但是我很坚决，他就立马转变态度，开始很支持我，因为他也觉得如果国家都不稳定，可能小家就保不住了。当时我还在喂奶，我问了中医科的医生要用什么样的中药来退奶，他还帮我去抓药，亲自帮我煎，然后帮我整理行李。

佟亚娟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普外泌尿外科护士长

帅爆了，跟穿上军装一样神气！这印迹让我自豪，这是战场上的荣誉！脸上的压痕会慢慢恢复，可这场疫情给所有人带来的伤害和苦难，何时才能抚平？

我没跟80多岁的父母商量就报名来武汉了，儿子很支持我。我跟主任说，“孩子大了，家里没负担，就让我去吧！”虽然我年纪大，但平时注意锻炼，是一名党员，有13年的ICU经验，有足够的信心去应战。

这里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没办法跟他们语言交流，但是我能深深感受到他们与病魔抗争的艰辛和顽强的意志力。正因如此，工作中我更要小心翼翼，生怕弄痛他们，增加他们的痛苦。人最后消失的是听力，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听到，但治疗时我还是会喊他们的名字，与他们握握手，希望通过这种沟通方式，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心、支持他们，给他们战胜疾病的勇气，我们不会放弃他们。

刘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在武汉，有着我大学五年的美好回忆，有同学、师长在这里。

穿着防护服工作真是太热了，一天下来感觉能喝一桶水。我在广州呼研院身经百战，相信在科学防护基础上是安全的，也相信能够用知识保护他人。当患者的亲人都被隔离时，我们就成了他的亲人。危机时刻，总需要有人逆行，而我们是最擅长逆行的那群人。我一直没敢跟父母说我来了武汉，但是老婆很理解也很支持，她相信我身后的院士团队。

李嘉伟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在武汉的日子，我看到了许多患者的坚强。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对一名患者进行静脉留置针穿刺时，第一次失败了。她是一位脱机拔管后清醒的患者，我握着她的手跟她道歉，她却竖起大拇指并轻轻的说了一句：没关系，再来！

党员应当要站出来上抗“疫”一线。当初报名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父母，他们不反对还很理解，我非常感动。

董强梅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重症医学科护师

作为一名ICU护士，希望尽一份微薄之力。能够成为广东第六批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所有亲人都非常支持。

我护理的都是上呼吸机以及做CRRT的危重患者。有的患者转进来时就已昏迷，使用镇静、肌松、止痛药物来提高对各种有创治疗的耐受与舒适度。每当好转的患者转出ICU，神志清醒，与我们挥手、竖起大拇指，我就能看见希望。

每当脱下严密的防护装备，感觉特别轻松，我喜欢下班后跑起来的感觉，像飞一样。我在武汉很好，身心无恙，相聚会有时，等我回来。

王镜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师

看着照片，既感动又有点伤感。感动是因为恍然发现，自己竟然能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坚持了这么久；而伤感是因为想起了家人，特别是生病住院的父亲，满满的愧疚，瞬间想哭。可是家人都对我说，只要我觉得是对的事情那就去做吧，他们会无条件支持。

我想为国家和武汉人民出一份力，也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入党的决心。现在每天穿着防护服工作，腰酸背痛，可脱下防护服后又觉得很冷，因为每一次上班都捂得全身湿透。

文字：南都记者 谭庆驹 代国辉 实习生 宋光涌

摄影：南都特派记者 谭庆驹 

编辑：高永佳 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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