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爬过的围墙拆掉了,取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马路边的法国梧桐仍在,但昔日树下熙熙攘攘的热闹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寂静人稀。3月1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栾晓军驰援武汉的第十八天,他利用休息时间重走儿时成长的地方。
2月13日下午,由322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广东佛山医疗队前往武汉参与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作为武汉人的栾晓军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他从来没想过以这种方式回到家乡武汉,“我是武汉人,我的父老乡亲需要我去帮助他们!”
3月1日,这天是栾晓军的休息日,他独自一人在酒店附近散步。他所住的酒店位于武汉市侨口区宝丰路,这是他小学和初中时成长的地方。
“以前我上学路上经常攀爬湖北省材保所、公路管理局的围墙,还会经过同济医科大学正面对面的菜市场,但现在都变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栾晓军儿时成长的地方都变了,只有马路上的法国梧桐依然挺立,且粗壮了许多。但过去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变得寂静人稀。
今年58岁的栾晓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在武汉读书,也曾在武汉同济医院工作过。1999年底,他离开武汉前往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离开已经20年的栾晓军,从来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到武汉。
自从1月中旬,武汉新冠肺炎爆发,栾晓军时刻关注新闻,关注疫情的发展。栾晓军的父母、姐姐一家在武汉,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同学、以前的同事们也在武汉。因此,来自武汉的消息,总是牵动着栾晓军的心,“每当一个人安静时,我常常这样想,我自己能为武汉,为我在武汉的亲朋好友们做点什么吗?”
2月12日晚上10点多,栾晓军的手机收到这样的信息:医院紧急招募医疗队,明天出发驰援武汉。短暂的思索后,栾晓军将要去武汉的想法告诉了同样是武汉人的太太。他太太毫不犹豫地说:“去吧!国难当头,用人之际,作为武汉人,于情于理都应该在这个时刻站出来,迎难而上。只要在工作中做好自我防护,相信你就能够平安回来!”于是,他作为医院第一个人打电话报名参加驰援武汉。
就这样,栾晓军第二天就踏上了前往武汉的飞机。当飞机降落时,他心里暗想:
“武汉,我魂牵梦绕的家乡,我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回来了。”
栾晓军所在的佛山医疗一队,接管了武汉市第一医院14楼12、13病区。这两个病区收治的大都是危重症病人。参与值班的第一天,栾晓军所在的病区就收治了71名新冠肺炎病人。“一下子收治那么多新病人,床位就满了。”由于是第一天值班,穿防护服带来的不便、治疗流程还没优化都增加了栾晓军的工作难度。
对于新收治的病人,医护人员要尽快做好病历记录。“穿着防护服有很多的不便,于是一部分医护人员在病区进行治疗诊断,然后通过对讲机及时反馈信息给办公室人员,让他们在电脑前进行病例记录。”第一天值班,栾晓军就从中午12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才下班。
由于收治的病人大都是武汉人,会说武汉话就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有部分老人只会说武汉话,普通话说得不流利。这时就要栾晓军“出马”,担任翻译。这样不仅提高了治疗的效率,也增加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有人评价武汉话是语速快、嗓门大、腔调急,像吵架似的。可对于我来说,武汉话就像音乐一样,行云流水、美妙无穷。”栾晓军说。
每次值完班,栾晓军都感到十分的疲惫。除了工作强度大外,穿着防护服造成的缺氧,也加速了体力的消耗。“穿防护服有20多道流程,耗时将近一个小时,所以穿上了就不会脱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吃喝了。”而交接班、脱防护服也需要时间,因此栾晓军常常错过了正常的饭点,下午三、四点吃午饭,晚上八九点吃晚饭是常事。
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院,那些艰辛对栾晓军来说便不值一提。“现在看到情况在好转了,新住院和治愈出院的比例大概是5:3,看到不断地有治愈者出院,内心是十分开心的。”栾晓军说,如今,佛山医疗队接管的病区,已经处于“床等人”的状态。
回到武汉将近20天了,栾晓军还没能与85岁高龄的父母相见。在疫情结束前,他都只能通过视频与父母聊天。“父母就近在咫尺了,但却不能见面,心里是很难受的。”在视频里,听到年迈的父母不停地叮嘱自己注意安全时,栾晓军不禁泪目。
在2月29日,栾晓军还发生一件让他更难受的事。他的大学同学江学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染病,经全力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大家。“他是一名很优秀的医生,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医德都是一流的。”这事让栾晓军深感生命的脆弱与世事无常。
疫情结束之后,栾晓军最想带着父母重新在武汉走走,去看曾经成长的地方,也去看与江学庆一同读书的校园。
编辑:何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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