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1月22日），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第二集《守护民生》在央视播出。这集中，这部年度反腐大片将镜头从“大老虎”转到了一名基层官员身上。

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是这集中的第一位“主角”。与“大老虎”相比，他的涉案金额在29万多元，但贪腐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小——他截留的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伤赔偿款。

据介绍，吴福康和几位假律师相互串通，共同牟利专门挑选家在外地、看起来为人朴实、不会质疑自己的务工人员下手。“这样的行为，严重啃噬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专题片评价道。

视频截图。

一名农民工举报：工伤赔偿款少了8000元

吴福康的暴露，源自一名农民工的举报。

据专题片介绍，2016年8月，一名农民工来到当地纪委，对原玉环县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进行实名举报。这名农民工说，他因工伤，通过劳动保障所向企业进行仲裁调解，调解过程吴福康没有安排他和企业见过面，工伤赔偿款也是吴福康转交的。

问题出在赔偿款的金额上。据介绍，调解协议书上写着4.5万元，但实际给到这名农民工的只有3.7万元，相差8000元。吴福康解释称，纸面上多写的，是给企业抵税用。

吴福康说辞引起农民工的警惕，他认为是被吴福康贪污截留了，便来举报。

随后，纪委监委针对这一线索展开了调查。据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孙婉琴称，在去企业了解情况时，得到的答案和吴福康讲的一样：抵税用。

这只是冰山一角，深挖发现更多问题

事实上，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调查组去企业取证前，吴福康已经私下把8000元还给了企业，并和企业统一口径，双方一口咬定只赔了3.7万元。

不过，调查组注意到，吴福康在进行调解时多处违反了工作规定程序，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赔偿书跟实际收款不一致的，这些都不符合规定的。民工的当事人和企业主不在当场调解，调解过程当中全部是吴福康一人，也不符合两个人以上参与调解的规定。” 孙婉琴说。

专题片讲道，玉环作为全国县域经济排名前列的工业强县，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有一万多家工业企业，务工人员尤其是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是这座城市必须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对涉及侵害他们权益的问题线索不能轻易放过。

为此，调查组调取了吴福康近几年经办的几百起工伤和职业病仲裁调解案卷，逐一联系涉及的企业、工人，对赔偿金额进行核查。

“逐一电话（联系），确认有几起中间金额存在着更大的差距。我们也铁定这里面肯定存在着问题。” 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梁国栋说。

调查组到六、七个省份寻访当事人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调查组到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个省份寻访相关务工人员，找到了多名当事人，获得了吴福康贪污截留的扎实证据。

“我记得当时我们到江西去取证，有一人叫郑通楼，取证的时候他是二级尘肺，奄奄一息了，我们取证结束没过多久以后，他就过世了。工伤仲裁15万元，拿到手只有9万多元。”梁国栋回忆。

据了解，郑通楼和妻子孙巧枝是2001年离开江西农村老家去玉环打工的，希望多挣些钱，给女儿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郑通楼在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他所负责的工序粉尘严重，早年间企业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到2014年，郑通楼病情越来越重，经鉴定为尘肺病三期，已构成二级伤残。

孙巧枝说，郑通楼吃饭睡觉都要戴着呼吸机。“谈到赔偿的事情，那个厂里面还是不肯赔。虽然说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了，公司后来理都不理，进都不让我们进去了。”

治病很快花光了他家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女儿那时上初三，因为家里实在困难也辍学回家了。2018年，54岁的郑通楼因尘肺病去世。

从工人们的救命钱里吃差价

在当时，郑通楼一家人请了位律师帮忙。律师告诉他们，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会帮他们找企业仲裁调解。

过了段时间，律师通知他们去领赔偿金，调解书和发票都写着15万元，给的现金却只有10万元，律师也是说相差部分是抵税用的，夫妻俩按约定给了律师10%代理费，拿到手的只有9万元。

“其实少了5万块钱，这个我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我也没有告他或者怎么样，我老公他那个人也是一个老实人，他人病得那个样子，一直在说不是他帮我们要，我们还要不过来，他是这个意思。” 孙巧枝说。

调查组联系了相关企业询问，企业表示交给吴福康的赔偿金确实是15万元，贪污截留事实得到了确证。

事实上，调查组找到的不少务工人员，都经历了类似的辛酸。据介绍，他们几乎都是收入低、生活贫困的社会群体，为了挣钱养家，不辞辛苦，在高风险环境下长期作业；当他们遭遇工伤，相关企业却又推卸责任的时候，面临着失业、治疗等重重生存压力，亟需经济补偿。

“这种时候，劳动保障部门成了伤残工人和家人的希望，面对弱势群体的殷切期盼，本应为工人们雪中送炭，但吴福康却反而雪上加霜，从工人们的救命钱里吃差价。”专题片讲道。

假律师当中间人，打着帮人维权的旗号牟利

值得一提的是，吴福康并不是每个案子都敢截留，而是专门挑选家在外地、看起来为人朴实、不会质疑自己的务工人员下手。“这样的行为，严重啃噬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专题片评价道。

“每个工人的诉苦，对我来说感触很深。他们受伤以后谋生手段可能也会受很大的影响，赔偿金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一定要追到底，把这个赃款追到手返回给这些工伤人士。”梁国栋说。

与此同时，截留赔偿款过程中的另一类关键角色也逐渐浮出水面。

梁国栋介绍，在查办吴福康案件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个蛛丝马迹，很多工伤方留下的号码居然都能追溯到某“野律师”。据介绍，在吴福康调解的案件中有两个律师的名字频繁出现，一个叫雷继策，一个叫黄斗荣。

调查表明，这两人其实既没有律师证，也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发现帮务工人员维权是条挣钱的路子，他们就经常守在医院门口打着律师的旗号招揽生意，实质上只是中间代理人，每一单收取赔偿款10%到20%的代理费。他们和吴福康相互串通，共同牟利。

“野律师能够充当吴福康的说客，如果（务工人员）一旦有疑义或者要问厂方什么之类的，他用野律师对他进行安抚跟劝解。” 梁国栋解释。

视频截图。

截留31人工伤赔偿款共29万多元

对两人的调查证明，两人对吴福康截留赔偿款早就心知肚明，反而在务工人员面前为吴福康“抵税”的说法背书。吴福康也需要这样的人从中沟通配合，打消务工人员的疑问。赔偿款下来了，两人能拿到代理费，吴福康能从中截留，双方都得利。

“他要求10万元，我跟企业谈了15万元。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就好像做生意一样，他们要求多少钱，我达到他们的要求，我就在这其中赚取差额，赚了一点点意思意思。”吴福康在专题片上介绍了自己的“生意经”。

据介绍，吴福康身为公职人员，却把职责做成了生意，对待务工人员和厂方，他各有一套生意经。在务工人员这边，吴福康尽量压低他们的期待，说服他们以较低的金额接受调解。而在厂方那边，吴福康则把赔偿金往高里谈。用这样的模式，他从31个务工人员的工伤赔偿款中共计截留了29万多元。

2019年，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不少务工人员专程赶来旁听。吴福康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同时追缴款项32.54万元。追回的赔偿金，被一一送到了当事人手中。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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