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法典》颁布，以及《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出台，我国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方面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对软件、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的开发运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是保障创意成果不被侵犯的重要途径，文创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亟待进一步加强。

2022年1月11日，网络文化产品数据合规与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在广州市天河区举办，企业、律师、学者代表围绕大数据时代文创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合规难题进行分享，并提醒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合规工作。

当前，企业在部署海外业务时，由于业务场景多样、数据多样、数据流转路径复杂等客观因素，数据跨境存在法律属性识别与分类、责任识别等困难。

面对当下企业数据出境合规的挑战，玛丽居里学者、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数据保护法博士李媛在会上指出，数据安全的第一步就是要识别数据，基于业务特点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级，包括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数据分类分级的准确度是后续数据保护策略部署的基础。

根据《数据安全法》相关规定，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数据属于国家核心数据，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

李媛提醒，企业在数据跨境前需进行评估，进行数据字段清单梳理，明确管控数据对象。还要制定出境评估风险评估框架，合理部署数据中心，注意第三方合规性等。此外，监管对金融、交通、出版、测绘等部分行业数据出境有特殊要求，需要额外注意。

会上，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宋雅馨介绍了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相关责任机制，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责任形式、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赔偿方法等，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宋雅馨指出，与《网络安全法》略有不同的是，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详细约定具体违反某些特定条款的相关责任，而是简要阐述了可能的违反后果，包括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针对组织和人员的罚款，记入信用档案，赔偿损失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较此前《网络安全法》有大幅提升。此外，目前个保法关于情节严重与情节不严重的判定尚未有相关解释，期待未来有相关细则出台。

在归责原则上，《个人信息保护法》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以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为例，只要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表明被告存在泄露原告个人隐私信息的高度可能，而被告又不能反证推翻这种高度可能，就可以认为被告实施了泄露个人信息的加害行为。

基于此，宋雅馨提醒，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企业要保留好安全保障义务的证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中应当承担的基本义务，在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应当善尽上述义务，实施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使个人信息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删除等，就构成具体的违法行为。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出现及发展，技术竞争和知识产权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间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冲突愈加尖锐，纠纷数量明显上升。

酷狗音乐董事会原秘书、法务部总经理董鹏在会上表示，互联网产品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是重要资产。知识产权不仅需要进行管理和维权保护，更需要投入到生产应用，实现技术成果转化。

其提醒，企业法务工作者需具备前瞻性，通过国家立法监管趋势提前进行预判，在企业早期阶段介入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合规工作，以避免产品成形后再整改的不便。

近年来，全球各地都出现不正当竞争案件，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中国也不例外。会上，广州律师协会专利委员会副主任、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秀荣建议，部分企业应停止刷单行为，达到相应标准的企业并购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报，在遭遇违法行为时，企业可利用反垄断法提供的手段进行维权。

在境外数字经济领域的不正当竞争法案件方面，吴秀荣提到，近年来兴起的跨境电商企业应停止刷单行为。刷单属于虚假广告行为，是全世界反不正当竞争法普遍禁止的，其既损害消费者利益，又损害同业竞争者利益，平台会进行处罚，且消费者、竞争者均可以向法院起诉。例如，去年广东若干家企业曾因此在美国俄亥俄州被同业竞争者起诉。

在反垄断的维权手段方面，吴秀荣表示，对于掌握“必要设施”如标准必要专利、游戏平台、金融支付手段的权利人，企业可要主动要求获得许可。对于国内违法行为，企业可向国内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投诉，以制止违法行为或获得违法证据。对于境外违法行为，如果受害的是国内企业，可以向国内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投诉或向欧盟委员会、美国司法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无论是国内的违法行为，还是国外的违法行为，国内企业如果受到损害，可向受害企业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请求停止违法行为及赔偿损失。

编辑：林芯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