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骗走老人数十万元积蓄，保险公司被判赔三成说明啥？

代理人个人犯罪，不等于保险公司可以置身事外。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日披露的一起涉老典型案例中，某保险公司代理人曹某以“保单理财”“返利分红”为幌子，通过代操作手机、收取现金等方式骗取71岁的宫某数十万元。

刑事退赔未果后，宫某起诉承保保险公司。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对代理人员、业务流程、单证资料负有审慎管理义务，不能以形式化规章替代实质管控，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及实际损失，判令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二审维持原判。

在保险法修订推进、保险销售人员信用档案制度临近落地的背景下，保险公司对代理人的管理责任，正在从试图借“代理关系”切割风险的辩护空间，转变为必须以实质管控证明尽责的必答题。

从“个人犯罪”到“机构担责”

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披露，该案是典型的保险代理人利用身份背书实施涉老诈骗案件。2018至2022年间，曹某以保险公司代理人身份展业，以高收益理财、保险返利为诱饵，虚构投资收益事实取得老人信任，再通过“代操作手机转账”“直接收取现金”等方式持续骗取资金，造成宫某经济损失数十万元。

曹某诈骗罪刑事判决生效后，宫某未能追回款项，遂提起民事诉讼。宫某认为保险公司对从业人员疏于监管，对于保险代理员的诈骗行为负有一定责任。保险公司则抗辩其与曹某仅为保险代理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公司已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尽到基础管理义务，代理人个人犯罪行为的后果应当自行承担，保险公司无需赔付。

案件核心争议在于，代理人已经获刑，受害人刑事退赔未果，还能否起诉保险公司主张民事赔偿？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保险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负有对保险代理员、业务流程、单证资料的审慎管理与风险防控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对代理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督管理存在缺位，其管理过错与宫某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及案件实际损失，法院判令该保险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最终判决并未将责任全数转嫁给机构，亦未否定老年人自身应具备的基本审慎注意义务；其重点在于纠正一种“免责误区”，即认为只要规章上墙、合同签过、代理关系存在，机构即可对一线销售行为置身事外。

法官表示，这一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金融机构对其从业人员需要承担常态化、实质性的监督管理与风险防控责任，不能以简单制定规则替代落地管控，破除“免责误区”。

“代理关系”不是免责挡箭牌

“很多保险公司在涉代理人欺诈案件中，抗辩理由是‘我们只是代理关系，代理人不是员工’。这个抗辩逻辑本身在法律上并非完全不能成立。”受访律师普遍认为，保险公司和代理人签署《保险代理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按照《民法典》《保险法》代理规则，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以保险公司名义实施的行为，法律后果由保险公司承担。但代理人故意欺诈、越权收款、私设“理财”等明显超出授权的行为，仍可能由其个人承担刑责；公司责任成立与否，取决于其管理过错与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法律设计代理制度，本意是平衡展业需求与权责约束，不是让保险公司把销售风险全部外包出去。有律师进一步解释称，近年涉老保险纠纷集中出现同类特征：代理人长期代客操作、收取现金、承诺合同外高收益，这些都是保险公司风控系统应当预警的异常信号，一旦机构放任这类行为持续发生，司法就会认定机构存在管理过错。

同类纠纷并不鲜见。2021年，保险代理人王某、孟某某向王先生推销人寿保险，承诺缴11万元一年后还本付息并先付1万元利息，实际合同约定缴费期十年。一年后，王先生要求保险公司退还本金时被拒，便诉至法院。

2024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宣判，认定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王某、孟某某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依法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险公司返还王先生保险费10万元。

法院明确：保险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的销售行为属有权代理，相应法律后果应当由作为委托人的保险公司承受。判决作出后，朝阳法院向保险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其进一步加强对个人保险代理人委托工作的管理，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保障回访机制的实际效果。

记者留意到，正在推进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在“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一章中实质变化集中于几个关键节点：表见代理下的保险人责任、代销合规的边界，以及中介违规向保险人的责任回溯。

修订方向被普遍期待进一步强化人员委托管理、销售适当性、违规责任回溯与机构退出机制。有业内分析表示，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在代理管理上的责任将更可能从“道德义务”转化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赔偿的法律义务。

行业正经历“从罚到治”的转向

个案裁判解决的是“已经出事之后谁来赔”，监管的重心则正在“从事后处罚向事前规范前移”。

据企业预警通统计，截至2026年10月19日，今年以来保险机构总公司共被处罚28次，较上年同期的35次下降20%；但处罚事由更集中、更具体，信息披露违规与销售行为违规成为两大高发领域。前者合计10次，多指向虚列费用、编制虚假财务报表、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不一致等“业财数据不真实”；后者合计9次，较集中的事由是“给予或承诺给予保险合同以外利益”。

处罚次数下降，并不意味着监管放松。相反，规则正在向事前移动。

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同类业务、相同标准”为原则，整合散落各处的信息披露规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已审议通过《保险销售人员信用档案建设办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要求建立可量化、可追溯、分级分类管理的销售人员信用评价机制。

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去主要靠罚单形成震慑，如今更强调用规则把问题挡在发生之前，监管重心从“管机构”进一步走向“管到人”。

10月19日下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必须增强防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将完善处置机制、充实化险资源，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推动风险持续收敛；同时会同各方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强化对跨地区跨部门和新业态新产品金融活动监管，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实现全覆盖、无例外。

在法治建设上，丁向群特别提到，金融法、银监法、保险法等立法修法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下一步将围绕机构与第三方合作、网络安全等新情况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并严肃查处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让监管制度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她还强调，通过“报行合一”、专项治理等整治无序竞争已有积极成效，但无序竞争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要强化理念纠偏和行为纠治，督促机构摒弃规模情结，严肃治理不合规营销行为，严厉惩治金融“黑灰产”。

对保险机构而言，合规正在从单纯成本支出，转变为长期竞争力。统一信息披露规则、销售人员信用档案落地后，依靠虚列费用、合同外返利换取保费规模的操作空间持续收窄。回归客户真实保障需求，做实代理人全流程管控，才是构建长期客户信任的根基。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管玉慧

出品：南都金融与行业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