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武汉市政府要求按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在蔡甸区武汉职工疗养院附近建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集中隔离治疗点——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

1月25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举行调度会，决定在火神山医院之外，半个月之内再建一所“小汤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新增床位1300张。

这是时隔十七年后，又一次与危急疫情的高速赛跑。

1月25日，中国医师协会办公室主任郭海鹏向南都记者表示，该日上午，“非典”期间曾任小汤山医院院长的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张雁灵、副院长邓传福，以及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管理专家李素英教授一起奔赴武汉，指导武汉“小汤山医院”建成工作。

“非典”期间曾任北京小汤山医院院长的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张雁灵、副院长邓传福1月25日赴武汉指导火神山医院建成工作。

2003年春天，“非典”突袭北京。在生死攸关之际，小汤山非典医院在7天里平地而起，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患者，除8人死亡外，最终患者治愈率99%，1383名医护人员零感染，被世卫组织称为“奇迹”。

选择：为什么是小汤山？

公开资料显示，小汤山是京北重镇，素有“温泉古镇”美称，西北距昌平卫星城东南10公里，南距亚运村17公里，东距首都机场16公里。小汤山具有地热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古人称热水为“汤”，故名小汤山。因2003年5月开始建设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一夜间为世人知晓。

在“小汤山医院”落成前，非典疫情凶猛。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很多不具备条件的医院开始收治非典患者，因防护不到位，交叉感染严重。

2003年4月21日，全国开始实施每天一次非典新增病例与疑似病例报告与公布制度。也是从这天起，北京连续十几天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近百位。4月29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为152例，疫情达到峰值。

小汤山医院接收病人。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上，相关疾控专家建议，医院床位已不足，可考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相对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随后，时任原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与相关专家前往小汤山进行实地勘察。

他们发现，小汤山很适合建设新医院，虽然疗养院目前仅有200张床位，但附近有大片预留发展用地，且周围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

更重要的是，根据近3年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至8月多为东风，月平均风速2米每秒左右。此外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山疗养院北边4公里处，污水可经专门处理，不会污染北京市的水源。

当日，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示立刻做出明确批复——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40.3公顷土地，以最高速度建设一所全球最大的野战传染病医院，将北京市各医院的所有SARS患者集中于此地治疗和管理。

奇迹：七天拔地而起的医院

1月25日，娅诺（化名）告诉南都记者，非典发生时自己才上六年级，妈妈正在参与小汤山医院供水管道的铺设工作，“我妈和我说，管道一天一夜就铺好了。”

不只是娅诺的妈妈，这座七天落成的医院，凝聚大量的人力物力，刷新了世界医院修建速度纪录。

2003年4月22日晚间，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立即抽调约4000名工人和约500台机械设备，北京6家大型建设集团齐齐上阵。4月23日，医院开工建设。4月24日，特急电报飞向全军，要求首批医疗人员务必在4月27日24时之前到达小汤山医院。

据凤凰卫视纪录片《非典十年祭》，除了专业要求之外，电报上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2003年4月29日，医院建成，基本为一层病房，均采用轻型建筑材料，当日即通过验收。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张雁灵临危受命，成为小汤山医院院长。4月30日，原卫生部及北京市政府宣布医院交付使用，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北京市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小汤山非典医院是一级传染病医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医院。

小汤山医院。

如今回头看加急建成的小汤山医院，虽然硬件条件符合一座大型传染病医院的要求，但毕竟建设时间只有7天，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据凤凰卫视《非典十周年祭》的画面，七天落地的病房设计和内部结构离现实需要仍有很大差距，有些病房窗户都还没有安装，床位缺失许多，有的房门甚至还锁不上，隔离病房的密封性不够。但“防护条件比其他市里的医院好”。

2003年5月7日，北京市政府首次组织境内外30多家媒体，50余名记者前往参观落成运转的新医院。据时任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原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介绍， 全院设有22个病区，9个辅助检查的科室，包括检验、CT、放射、心电图、药品器材供应、感染控制等，“医院按照1000张床位展开工作，一切运作很正常。各种药品器材的供应量充足，至少能满足1000张床位的病人一个半月的使用。”

张雁灵还介绍了病房条件，当时病房有单人间和双人间，房间内有空调、电视、电话、淋浴。每个病房里都有包括氧气系统、呼吸机在内的完善的生命支持系统，还具有与大型医院相同的重症抢救病房。

在场媒体最关心的问题是：医院在7天内紧急展开运转，如何才能确保大型X光机、CT等医疗仪器调试到位，正常运转？

据张雁灵介绍，当时每安装一台大型仪器，首先根据图纸打好地基，然后在地基上安装，工人同时在一旁盖房子，“等到我们用4天时间安装好，房子也盖好了，然后再用1至2天的时间进行运转。”

压力：临危受命的“军令状”

2020年1月25日，中国医师协会办公室主任郭海鹏告诉南都记者，25日早上，17年前在非典期间曾任小汤山医院院长的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张雁灵、副院长邓传福，以及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管理专家李素英教授一起奔赴武汉，指导武汉“小汤山医院”建成工作。

历史惊人地相似，17年前的张雁灵也是临危受命，甚至写下了“军令状”。

2003年4月29日，正在国防大学进修的张雁灵接到命令，他刚刚被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院长，当日20时便赶赴小汤山走马上任，而当时医院还在建设中。从他接到命令到上任只用了两个半小时。

张雁灵所写《回望小汤山》，2008年4月出版。

“七天建一个医院，这就是奇迹。”张雁灵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相关领导致电过来称想临时建一所医院，他曾质疑时间是否来得及。“因为没有那么多传染病房。它要符合传染病的条件，病人要在那里吃住，传染病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污水排出去之后，它必须进行污水处理，所有的下水要处理。你不能污染环境，又能够做到彻底的消毒。”

张雁灵曾在《回望小汤山》中自勉，“未来是掌声还是讥讽？这些对个人都已经无关紧要，但决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推卸的借口。”

他还在书中回忆自己坐在刚搬来的办公桌前，写了一份请求处分报告的“军令状”：等到小汤山战斗结束那一天，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被感染，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伤亡，请求组织上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这份“军令状”被锁进临时办公室的抽屉里，等待着未知考验。  

生存：“小汤山综合治疗方案”和99%的治愈率

2003年5月1日，一场惊心动魄的夜间大转移正在上演。据央视新闻消息，当晚10点至次日凌晨3点，首都13家医院的156名非典病人在警车护送下，被转运到新落成的小汤山医院。

建成后的小汤山医院非典病区一共使用了51天，创造了99%治愈率和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壮举。该院总计收治患者680人，8名病患死亡，672名康复出院，全部1383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据《回望小汤山》记载，680名非典患者刚入院时，发热的占98%以上，其中持续38摄氏度以上的占48%；高龄患者113名，患者中年龄最大的为79岁，最小的却只有13岁；所有病人肺部病变和临床症状非常明显，且大多数处于病变发展期，传染性强，危险性大。

为了提供有效的治疗，医院从各军区医院抽调34位教授组成救治专家指导组和救治咨询专家组，改变过去三级查房的一贯做法，直接分工每位专家与2至4个临床科室挂钩，采取集体会诊、下病区查房等相结合的方式，最大效能发挥专家教授的救治作用，对不同的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SARS病毒损伤身体机能，更给患者的心理带来很大创伤。小汤山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有70多人入院之初即产生轻生念头，有些不配合治疗。据张雁灵书中介绍，为了帮助病患治疗，医院专门成立了心理咨询中心。

在医疗实践中，医院探索出“早干预（强调早期治疗）、重支持（注重支持疗法）、抗感染（防止病毒和细菌感染）、慎激素（合理使用各类激素）、调心理（坚持心理辅助治疗）、勤观察”的具有“小汤山特色的综合治疗方案”，创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三级心理治疗和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

据医院专家组组长、副院长周先志介绍，最终只有8名危重病人因多种并发症不治死亡，死亡率仅为1.18％。

成效：零感染的医护人员

张雁灵在《回望小汤山》中介绍，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当时整个院区划分为三块，新建成的病区是控制区，医护人员的居住区域是缓冲区域，行政和后勤的办公区域是清洁区，各个区域的人员分区活动，防止污染扩散。

而在病区内则采取了更严格的隔离防护措施。病房、医护人员、物品等严格分开，病房设有双层玻璃的送饭口，病人和医护人员使用独立通道，病人通过病房门前半开放式的走廊通道进出病房，而医护人员从专用工作通道进出。此外，工作人员从清洁区到病房污染区，要经过几道的消毒，三次更衣。

物理隔离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确保医护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避免感染。

《回望小汤山》还记录，医院内当时人手一本46页的小册子，包括《院内预防感染工作规则》《出入流程》《防护守则》。内容细致到医护人员的防护穿戴、与病人的交谈距离、洗手时长、洗澡流程等等。

内容甚至严苛到院内的“交通规则”：医护人员要严格遵循三个区域之间的行走路线，在污染区面对面行走时如何避让等等。

为了监督医护人员遵守制度，医院设立专职督导员，负责监控所有人员，包括防护服怎么穿、口罩怎么戴、眼罩怎么戴、出污染区怎么摘手套等等具体而细致的环节。

拆除：持续七年的“保留”

2003年5月29日，北京终于首次迎来非典病例“零”记录——无新收治的非典确诊病例。6月2日，原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三个零：新收治直接确诊病例为零、疑似转确诊病例为零、死亡人数为零。6月5日，北京最后一处被隔离工地解除隔离。6月19日，北京市大部分医院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非典疫情也得到有效控制。

6月21日9时，最后一批18名康复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走出小汤山医院隔离区大门。组建51天的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胜利完成了它在非典时期的历史使命。

随着2003年6月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和医护人员完全撤离后，小汤山医院的去留也曾引发全社会关注。当时，北京市初步决定：暂时保留小汤山医院，将其作为北京市预防“非典”疫情反弹的收治基地。

这一“保留”持续了7年。

2010年4月2日，时隔七年之后，原北京市卫生局宣布，拆除北京市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该局曾解释，“当年建设的非典病房属于临时建筑，建筑使用年限为3年，现已超出其使用年限，经过专家论证，已失去使用价值，无法再次使用。非典病房拆除后的空地将按照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整体规划进行建设。北京市传染病防治工作不会因为拆除此建筑而受到任何影响。”

该局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严格地说，小汤山“在建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医院，而是临时的野战医疗点，非典结束后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小汤山非典病房彻底拆除三年后，非典十周年的演讲活动上，张雁灵曾表示，“我常讲，医生和患者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要论交情，他们是生死之交，因为患者把生命托付给医生。”

采写：南都记者 诸未静

编辑：张亚莉,刘苗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武汉战疫

对这篇文章有想法？跟我聊聊吧

张亚莉

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