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考，也是一场数据大考，从目前各地情况来看，仍存在数据不详尽、数据不联通、数据不够透明的痛点。” 几天前，作为广州市人大代表，数文明科技CEO涂子沛递交了一份《关于做好流动人口疫情管控、完善大数据联动防控机制的建议》，针对广州的疫情防控工作，他建议广州市以公安和交通部门的人口返流监测为突破点，探索地方疫情大数据联动防控新模式，同时抓住这个契机，推动数据共享这个历史难题的解决。

2月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强化与工信、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信息联动，形成公路、铁路、民航、通讯、医疗等疫情相关多源数据监测、交换、汇聚、反馈机制”，这与涂子沛建议的核心要点不谋而合。

涂子沛昨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并提到，对疫情的信息公开应上升到数据开放层面，提议由政府层面统筹开放疫情相关原始数据，对于公众关切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后给予统一回应，以便消除公众担忧。

*数文明（广东）科技有限公司CEO涂子沛

“建议在疫情防控指挥部增设高级别数据分析专家和数据小组，负责统筹数据分析和发布”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对此次疫情的防控中，在你看来，该如何发挥数据治理的作用？

涂子沛：与2003年非典相比，这次疫情发生的时代背景有了巨大变化，那就是，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进入了智能时代。随之而来的最鲜明变化应该是，数据驱动的应对和管理，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有高度武装的数据意识和头脑，严密的数据收集行动和成体系的动态分析体系。战胜这场疫情，除了疫苗之外，数据驱动或是第二支点。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数据当作资源，不能把这句话停留在大数据时代的口头上。

各地政府现在成立了很多应急小组、疫情防控指挥部，我的建议是，在其中增设数据领头人和数据分析小组。应该有高级别的数据专家来参与统筹数据的分析和数据发布，这些人要有决策权，例如担任小组的副组长，以保证数据驱动的应对和防控能落到实处。

南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有哪些数据驱动应对管理的案例值得借鉴？

涂子沛：其实数据在流行病的防治过程当中有非常久远的应用。举一个例子，2006年年底囯外曾有地区暴发大肠干菌疫情，先后有200多人入院，出现3例死亡。但在早期，当地就成功地切断了传播源，靠的就是详尽的数据分析。医生和流行病专家设计了一份干预性很强的数据问卷，紧急会见患者，对患者一共问了450个问题，内容包括任何可能的进食、接触以及行程，最后拿回去分析，最终发现是一种“袋装波菜”是传染源，然后收集这种波菜进行检验，真的发现了病菌。当时有几千万人可能食用这种波菜，通过波菜回收，避免了一场大的疫情。

在这次疫情的应对中，对于疫情传染的渠道，从呼吸到眼睛，再到接触，还有粪便，以及现在的电梯、扶手等设施，期间经过了十多天过程，有些后知后觉了。这其实要求我们一线的专家对病例的数据收集更详尽、更彻底，分析更到位。

“公安和交通、医疗、运营商等单位的数据打通，就能事半功倍。推动数据共享，现在也是一个历史契机”

南都：那么，在此次疫情的防控中，大数据的应用场景可以有哪些？

涂子沛：重点谈一下如何用数据去解决春节后人员返流大潮所带来的挑战。人员大流动带来的挑战怎么用数据去解决？从新闻上看，现在一些手段是比较落后的，我最近每天都在微信上看到，交通工具上发现有人感染了，发布消息“紧急寻人”，这还停留在喇叭广播的时代。我相信广州目前已经具备了疫情大数据监测和联动的基础平台，要在这个基础上丰富新的功能。目前购票都是实名制，交通部门有购票者的身份证信息，三大运营商有手机号码，腾讯有微信号码，现在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一级响应，这些数据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打通，不要让我们基础工作多跑路，而且跑得无效。

公安部门掌握有流动人口数据，如果和交通、医疗、运营商等单位的数据打通，就能事半功倍。比如提前掌握有多少流动人口已经离开了广州，多少已经回来？是否已经买票了？回到哪里去？有多少已经爆出感染？有多少春节期间去过湖北、温州等疫情高发地区？这个底数要在他们回来之前查清楚，他们一登上高铁、航班，数据就已经在分析，在他们返回的时候，数据分析已经做完了。

对进入广州的人员要掌握“同行人数、来源地、途经地、到广州的落脚地点、联系方式”等关键数据，然后拿出来配备到一线的防控人员那里，让他们的防控更有针对性、更高效。另外，将以社区为中心的各种在线记录、申报与公安的人口库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动态的监测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对流动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和管理。

目前要做到这些层面的数据联通还有障碍，有一些障碍可能是政策性的，具体说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没有对卫生、交通、公安、运营商等部门的数据如何共享做出具体的规定，这导致了责任不明确，数据不能快速联通，先进的手段用不上。但这就是要大力、快速呼吁解决的地方。如果在疫情面前，我们能联通这些数据，就能更加有效地阻断移动的传染源。

除了上述所说，通过各部门数据联通，大数据还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例如在人群识别的基础上，预测未来15-30天内广州的感染人群数量，分析未来一段时间范围内广州市对口罩、酒精、防护服、护目镜、床位等各种医疗资源的需求状况，统筹医疗资源的配置。

现在各省已经启动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在这个大前提下，去共享联动这些数据，理论上不是问题，各个单位都应该去满足、符合这个需要。另一方面，推动数据共享的工作一直很难，行政阻力很大，现在也是一个历史性契机。

南都：现在陆续已经开始复工，疫情对社会运行、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从数据角度有哪些建议？

涂子沛：很多行业目前都在做调查，做摸底，了解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困难？对未来发展有什么预期？包括苏州等地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帮助中小企业共度难关的政策措施。那么，在摸底调查过程中，就要有数据化的思维，把这些数据用数据库的格式保存下来。目前做的很多调查是零散的，需要有一个大的统筹。掌握这些数据之后，开放出来让更多大众去使用，再结合互联网，对未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进行排序，然后给予社会反馈以及解决方案。

“信息公开应上升为数据开放，由政府层面统筹开放疫情相关原始数据供分析应用”

南都：疫情暴发以来，各地启动疫情信息公开，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也在持续关注如何推动各地更科学、更数据化、更便民的疫情信息公开模式。在你看来，用数据思维做信息公开，有哪些较好的思路做法？

涂子沛：社会层面这次对信息公开的认识比较统一，但在数据方面缺乏有高度的认识，当然也就缺乏有效的行动。事实上，现在的信息公开仍停留在信息层面上，没有到达数据层面。我们的信息公开是针对大众的，但是数据分析是针对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专家，要调动他们的能力来服务这次疫情防控，因此信息公开应该上升到数据开放的基础上去。

本次疫情暴发后，涌现了一些数据产品，包括疫情地图、人流分析等，例如南都的广东小区病例轨迹查询工具，可以看到大数据已经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仍然存在数据口径不一、数据公布零散、数据发布滞后等不足。因此，要设置数据分析小组，统筹协调多个政府部门，进行数据开放和信息公开工作。公开数据时间上要领先，不能滞后，让老百姓及时了解政府的相关决策和应对过程，提升政府公信力。

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由政府层面统筹，把原始数据开放出去，比如把和病例有关的一些原始数据，用数据库的格式开放出来，让别人可以下载，去分析、做应用，政府再广而告之。还可以开放具有可视化、数据化的疫情踪迹图、疫情高发区域以及确诊病人交叉传染可能性等报告，为市民出行预警，防止交叉传染。

此外，对公众关切的关于疫情、医疗资源供给、交通、餐饮、企业开工、学校开学等问题进行数据分析，由市政府统一给出官方回应，消除公众担忧，引导舆情与维护社会稳定。

南都：对于一些企业数据，甚至公众手里掌握的数据，如何去更好地融合运用？

涂子沛：政府作为最核心的数据中枢，如果很好地去开放数据，不仅仅能够促进使用，还能激发社会的创新，这时候，企业、民众也会把一些数据开放、贡献出来，这是一种数据众筹、大众智慧共治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在疫情过程当中只看到很零星的一些开放，数据要融合，政府应该带头做好数据开放的工作，然后企业、个体才能够跟进，政府提供的是一些基础性的数据，缺乏这些数据，企业的数据很难找到支点，撬动不起来，更不要提个人的数据。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采写：南都记者 张雨亭

编辑：袁炯贤,凌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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