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上10点多，佛山人阿芳回复完所有关心她一家情况的亲友的微信和电话，才放下手机，在佛山一处被改造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临时医学观察点的酒店，度过了第一个夜晚。8个小时前，她和丈夫、女儿、母亲以及婆婆5人，乘坐一辆由佛山疾控中心安排的公交车来到这里，接受集中隔离。

一趟邮轮之旅

一家五口成为密切接触者

这一切的起因，在1月19日-24日，这个佛山家庭曾是一艘编号为“WD05200119”的“星梦游轮-世界梦号”邮轮的乘客。

2月3日晚上，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重要通知称，最新接报的数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曾乘坐这艘邮轮，呼吁船上所有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居住城市的疾控中心进行报备。

其后，佛山搭乘此趟邮轮的一名67岁男性游客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在疫情通报中被记录为佛山确诊病例54。而他的女婿、女儿和妻子在其后几天也相继确诊。

“早知道要这样，这趟旅游我就不去了。”年近8旬的健姨是阿芳的母亲，2月4日下午走进改造成集中隔离点的酒店房间时，心内忐忑，在电话里跟慰问她的亲戚忍不住诉说着。

这趟旅程从1月19日开始，在健姨的回忆里，一路很是愉快。阿芳回忆，旅行第二天就明显感觉到各处公共场所的消毒加强了许多。

首先是游泳池关闭了一天，说是进行消毒；一些玩水滑道等设施本来说晚上8点关闭的，也轮流着提前关闭消毒；在餐厅，所有要进入 的客人都被服务员要求必须使用洗手液洗手，这在前两天是没有的。

邮轮即将回到广州靠岸时，她们的手机能够连接网络了，才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要求人们戴口罩，而船上许多旅行团的游客也已经戴上了口罩。阿芳马上联系船上的工作人员购买口罩，但已经没有了。“我一直走到船上的医护室，门口有其他游客告知我医护室也没有口罩了，里面还有发烧的病人，让我不要进去。”阿芳说。

后来是同事一家送给了阿芳几个口罩，她们才安心上岸，一路坐上地铁回到佛山，“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船上可能会发生疫情，担心的反而是坐地铁回家可能会被传染。”

一家人再次出发

但这次不是旅行

结束旅行回到佛山，健姨和阿芳一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这时的佛山，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了，不断地呼吁大家戴口罩、少聚会、少出门。从1月24日到2月2日，阿芳一家除了去了两趟菜市场买菜，基本不出门。“我们也知道要自我隔离一下，毕竟回程的时候坐了地铁，不知道有没有接触到”。

然而，2月2日晚上，阿芳才把自己的担忧点从地铁转回到那趟旅行之上。肇庆的婶婶给阿芳发了一条当地的疫情通告，内容是2月1日肇庆有1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此前曾与他们一同出行。

阿芳和丈夫马上把个人信息和这次旅游经历上报给了单位，以及女儿的学校，并填写了密切接触者等表格。健姨和阿芳的婆婆也分别把情况上报给了自己所属居委会。

3号当天，健姨所在的居委会就开始督促健姨实施居家隔离。健姨与儿子、孙子同住，被要求呆在自己各自房间内，尽量不接触；一个人负责做饭，然后分成3碗，各自端回房间里吃；医护人员早晚上门量体温，一切正常。

第一个接到需要集中隔离消息的人，是阿芳的婆婆。居委会通知她11点将派车接她到集中隔离点。慌张的老人拨通了阿芳家里的电话，告知了情况。对于一位上了年纪、几乎没有独自外出经历且目不识丁的老人要被送去集中隔离点，并独自生活几天，阿芳和丈夫心里也十分着急。于是，她再次拨通了疾控部门的电话，说明了情况，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让她们吃过午饭午睡一下，下午2点多派车接上他们5口人，集中一起送往隔离。

“这样的处理还是挺人性化的，起码我们一家能在一起，老人家、小孩都不至于太慌乱。”阿芳匆匆收拾了几件衣服、戴上了女儿的作业和几本书，就出发了。“来接我们是一辆公交车，司机的和我们之间拉了一块布帘，我们也被要求分开坐，接上我们3口，再接上婆婆，再接上我妈，最后才到了酒店，我们一下车，旁边就有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消毒。”阿芳说道，每一个人上车之前，都有一位工作人员站在距离接送车不远的地方看着她们，确定他们上车以后才会离开。

车辆并不停在酒店大堂，而是停在走火通道附近。带着口罩的酒店人员早就把3张房间门卡放在一处，让他们自己取了就走楼梯上房间。“按规定是一人一间房隔离的，但是我妈年纪大了，担心她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我就申请必须跟她一间房。我女儿还小，必须跟我丈夫一间房。”阿芳说，为了跟母亲一间房，她还签了一份免责协议，签协议的时候，工作人员是用一个塑料袋装着文件递给她，签好后又用塑料袋装好放在一个位置，“大家都尽可能减少接触”。

隔离生活

手机成了他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真正的隔离生活从2月4日的下午开始。房间与普通的酒店房间无异。房住进去，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就从她们口腔提取了样本送去检测，还送来的体温计，要求每天测量2次体温，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登记记录。

阿芳的婆婆独自一人在房间，年迈的老人目不识丁，房间灯、热水、空调、电视的开关都无法弄懂怎么处理，只能依靠微信视频，与隔离在隔壁房间的儿子沟通，迫不得已，阿芳的丈夫也只能走出房门，到她房间里帮忙。

“女儿还小，离开父母会慌张，所以丈夫离开房间去帮婆婆处理事情的时候，女儿就拿着手机跟我视频聊天。”阿芳说，刚开始听说隔离两个字，这个小女孩还以为要单独关在一个小格子间里，担心了很久，后来发现是在酒店，瞬间又觉得是在度假旅游，自己看书做作业，“这种无知无畏，挺好的”。

健姨则有点恐惧，不是恐惧于隔离的环境，而是恐惧于染病，身体一向康健的老人只能拿着手机刷刷搞笑视频，或者跟打电话来慰问的亲友倾诉几句。

隔离的第二天，阿芳的丈夫阿彬因为取餐问题生了一顿气。隔离人员的一日三餐都需要到该楼层走廊的某一处去取，防护人员电话通知每个房间的人，一个出来取完回了房间，再通知另一个出来取。阿彬负责起了全家人取餐的责任，但是一天三次走出房门，让他有点担忧。“隔离在家可以10天半月不出门，现在每天出来3次取餐，虽然说没有人的接触，但是在走廊里，前一个取餐的隔离人员也不只是什么状况的，到底隔离了多久，会不会在走廊咳嗽了传播了病毒，大家都不知道。”阿彬说。

他们跟疾控部门反映了情况。到了2月5日的午餐，工作人员的派餐方式做了改变。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放了一张凳子，餐食就放在凳子上，让他们自己开门取。

终于回家了

阿芬一家收到了工作人员送上的礼物

2月7日晚上6点多，阿芳有点焦虑。

按照原定的安排，他们这天通过检测确认无感染就能回家。然而由于检测中心繁忙，他们检测结果迟迟未送回酒店。直到晚上8点多，好消息传来，他们一家收到了两次检测呈阴性的报告书，正式解除隔离。

几乎没有停留，阿芳一家五口迅速收拾好行李，从集中隔离点打车回家。离开以前，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贴心地给阿芳的女儿送了一本《佛山情书》、一张佛山剪纸、一个小玩具。

“谢谢各位亲的关爱，面对疫情，我们没有退路，只有积极面对，一路上虽然处处气氛紧张，看着远远监督我们上车的工作人员，心情确实沉重，但每一次接到各方工作人员的电话，都真心体会到他们工作的艰辛和对我们的理解和关爱，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切都会顺利、平安的。”阿芳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条消息。

疫情带给阿芳一家的影响还在继续。现在，作为一名教师的她正每天接受网上授课的新挑战。  

文中阿芳、健姨、阿彬均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关婉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何惠文,关婉灵

本文作者

何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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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