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出于对自身身份的探索以及一系列“人为什么要离开故乡”的追问,美籍华裔摄影家刘博智的脚步踏至北美、南美、东南亚的土地。
他将镜头对准的是海外华人,更是社会中大多数的普通人,记录他们具体的生活场景,比如出现在一张神台上的众多神祇,挂着中国地图的破旧墙壁……从20岁为圆摄影梦远赴大洋彼岸打工读书,到成为摄影家并在大学执教及退休,刘博智步履不停,用相机记录了一部底层华人史。
如今已年届七旬的刘博智说,他也曾想过停止拍摄,不过现在还有太多内容吸引他继续记录。谈起接下来的计划,他告诉南都记者,自己正在联络懂得越南语的朋友,以寻访客居越南的华人。
将镜头对准底层海外华人
1950年,刘博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台山。
在他出生的一个世纪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传遍世界各地,淘金者蜂拥而至。部分衣锦还乡的“金山客”的故事,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仍不断吸引人们背井离乡赴“金山”寻梦,其中也包括刘博智的曾外祖父和大伯——前者是美国修铁路开矿华工中的一员,后者从没展现出“金山伯”的派头,年幼的刘博智已经从他们身上了解到,所谓“金山”并非美梦。
不过,刘博智最终还是远赴海外,寻找摄影梦。
初中时期,几位同学带他领略到摄影这门“暗门魔法”,令他发觉摄影“远比学校的枯燥课程有趣多了,而且也更有意义”。因此,当刘博智为未来做打算时,摄影成了他的第一选择。
1970年,刘博智离开香港,赴加拿大求学。他未能立即进入艺术学校读书,为了挣钱交学费,他曾在一家餐馆谋得一份厨房工的工作。
在那里,刘博智目睹了一些底层海外华人“金山梦”的破碎。有人为了躲避当地警察查身份证,在冷藏仓里被冻死,有人赚钱后转眼就在赌博场上挥霍一光,有人站着工作时就死去了,身上还穿着围裙。
“他们还是聚集在唐人街里,因为他们的英语和文化水平有限,谋生的手段都是在餐馆、洗衣店打工这一类底层的工作。”刘博智告诉南都记者,一些人怀着“金山梦”离开穷困的家乡,但来到海外却陷入新的困境,“我知道后来很多人受不了海外的生活,又回到了家乡”。
在其摄影集《寻梦金山》中,他发出疑问:追逐财富的寻梦之乡,是否标志着更美好的生活?到底什么才是更美好的生活?下一座“金山”会在哪里?......
这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令刘博智拿起相机,将镜头对准底层的海外华人。这一场带着问题的追踪,一开始就持续了半个世纪。
旁观者
对刘博智而言,“摄影只是一个工具,我看到什么就会拍什么。”
那么,刘博智看到了什么?
农历新年前,南都记者和刘博智在他的摄影展上会面。身穿休闲服,脚踏运动鞋,年届七旬的刘博智精神矍铄,刚从缅甸的仰光带回新的摄影作品。他向南都记者展示了一名华人男子慵懒地睡在躺椅上的照片,并介绍其中光线和构图运用的奥妙。
实际上,光线和构图的精心设计,并不是刘博智摄影作品中的全部价值所在。
“有些东西是你们看起来已经麻木了的。一个人出生在这里,身边一直都是这些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刘博智告诉南都记者,因为他还有疑问,他想要了解这群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所以他能看见这些重要的、有连贯性的事物。
于是刘博智走进海外华人的家中,也走访了他们的公社、工会、宗亲会、洪门等社会组织,拍摄他们的戏院、报社、药店和各式中西合璧的神龛,甚至存放他们无法归根的遗骨的墓地……
刘博智说,他是一个旁观者。在国内架起相机时,几十年移民海外的经历令他能保持局外者的视角;走进海外华人的家里时,“我进他的家,我还是外面的人,相对来说我还是一个客人。”
作为一个陌生的进入者,刘博智从不会向拍摄对象提出“我要访问你”,而是观察和交谈。
他向南都记者举例,如果进入一个家,他首先看到的是锅碗瓢盆,他就会问主人,晚上一般做什么菜?去哪里买菜?菜多少钱一斤?这么大一袋米是谁扛回家的?“我就关注这些问题,他们的门才会为我打开。”
观者必然也从刘博智的作品中发现,他关注的都是细碎的内容:家居环境,有多少个小孩,祖先有没有中国人,信仰和经济状况,水果放了多长时间,花是真的还是塑料的……这些细碎的片段,恰是刘博智所捕捉的常人看不见的东西,也是真实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凡的故事。
特别设计
做一个“旁观者”,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只是“工具化”的记录呈现。
在刘博智古巴华人系列的摄影作品,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设计——让古巴华人后代拿着父辈祖辈照片放在胸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
刘博智告诉南都记者,在古巴寻访华人的过程中,大部分被拍摄的华裔后人还有一点中国人轮廓,有的则毫无痕迹。但常令他惊讶的是,他们仍怀有对华人祖先的思念之情。
Alberto和他的养父陈典粉
刘博智说,在古巴寻访华人时,他曾住在Alberto开的民宿里。Alberto有着棕色的瞳孔,高耸的鼻梁,皮肤黝黑,看不出和中国人有任何血缘关系。
一天早上,刘博智吃早餐时,和Alberto交谈起来。Alberto问了一句“你是不是中国人”,刘博智点头,Alberto竟开始哭泣。
刘博智看到,Alberto伸手从上衣左边的口袋里,也就是靠近心脏的地方,掏出了一个钱包,翻出了一张黑白的一寸照片,照片上的人是他的华人养父陈典粉。
一张边角都已经霉烂照片,被保留了20多年,令刘博智感到惊讶和动容。刘博智告诉南都记者,在与Alberto的交往中,他感受到这个古巴华人身上勤劳、诚实的价值观,而这些都是他的华人养父所教导的。
于是,刘博智想到请他们将祖先的相片放在靠近心脏的地方来表达这种怀念。有的人已经遗失了祖先的相片,刘博智就请他们或者将手放在心上,或者闭上眼睛,去怀想祖先的一切。刘博智认为,这之间是一份亲密温暖的血脉传承。
没有文字说明的作品
刘博智的摄影展上,展出的照片鲜有文字说明。
“他们生活的细节,文字是写不出来的。如果用文字去表达,根本读不出来。”刘博智的脚步停在一幅照片前,他向南都记者解释道:“这张照片里的鲍鱼罐头,在一些人看来是身份认同,我说这是理想。鲍鱼,以前穷人没机会吃,‘金山伯’回来说,我在旧金山吃了鲍鱼。所以当他们去了美国,也会去吃鲍鱼。对我来说,我能看到是这些东西。”
所以,刘博智认为观者从中得到自己能读懂的东西就足矣。“自己想,我不愿意直接告诉你,你自己找,你去找对你很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也是从照片里自己找。”
刘博智告诉南都记者,有时自己从现场拍摄回来后,再看照片时也会有不一样的角度。“拍这张图时,我关注的是光线,但是拍回来的时候,我还会想知道,下面柜子里放了什么东西,为什么放在这里,我又有了新的关注点。”
在没有文字说明的情况下,如果说内容还能任凭观者去获取,刘博智在摄影作品中注重光线和构图的心思,就不是每个人都能会意了。
“很多人都不会留意到,我的照片里有很多的线条。”在刘博智的摄影作品中,大量的线条,或者是晾衣绳,或者是电线,或者是铁丝衣架,这些错综复杂的线条阻隔、切割了空间,因此很多人会觉得,画面十分杂乱。
实际上,刘博智告诉南都记者,其摄影作品中的构图有彼埃·蒙特利安风格的影子,注重光和影的应用,并去捕捉线条和几何形状。
抛开风格的探讨,刘博智笑言,“他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我搞乱的”。
摄影之后
“摄影不是拍完就走,然后就自己拿奖的。”尽管刘博智称自己是旁观者,但在“摄影之后”,他总是尽一己之力,为拍摄对象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2005年,在广东连州市姚安,或许是刘博智首次开始从旁观者到同行者的转变。那一年,刘博智前往连州参加摄影展,在姚安的一处破房子里,他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躺在床上。他走进去和女人打招呼,看到了她浮肿的手。后来他从当地人处得知,女人的丈夫已经死去,她患了精神病。
刘博智向他的朋友杨小彦讲述了这段经历,后者将其记录在《个人观察的纪念碑》一文中:“面对可怕的贫穷,刘博智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摄影家只是拍照,他的意义在哪里?他难道可以对拍摄对象,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对象无动于衷吗?”
刘博智用行动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他发动朋友向这位姚安女人捐助了一笔钱,帮助她重建房子,并为她的子女谋得工作。
在此之后,刘博智“摄影之后”的帮助越发平常。
2009年,刘博智曾在古巴,用镜头记录了古巴花旦何秋兰如何完成中国养父的粤剧梦想、传承中国文化的故事。一年后,当何秋兰向他提出希望能去中国、为养父回故乡广东开平拜祭组先时,他克服坎坷,力促何秋兰“归乡”。
对于曾经的拍摄对象,刘博智常常探望并给予关心。
2017年,刘博智回到古巴,探望自己6年前因拍摄而认识的来自台山华人陈享财,彼时90岁的陈享财正弓着身喊肚子痛,面对墙躺在只有纸皮垫着的床上呻吟着,叫他也不愿转身。刘博智扶他坐起,把双掌搓热,在他肚子上涂上虎标驱风油慢慢搓。之后,他又多次去探望陈享财,为他上街取了些药、热食和虎标驱风油,回来帮他脱掉衬衫,搓药喂食。
另一位老人钟锡鸿和陈享财一样都在古巴独居。因为钟锡鸿耳朵失聪无法交流,刘博智对他不甚了解,只知他来自香港新界元朗,20世纪50年代初在当地著名的奇华饼家打过工。于是刘博智去探望时,特意要朋友带一些杏仁饼作为手信给他。钟锡鸿双手颤抖着接过去,坐在近门口的高凳上吃着,饼干碎落满他橙黄色的短裤,突然说:“杏仁饼”。
刘博智,美籍华裔摄影师,祖籍广东台山,1950年生于中国香港。曾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摄影,现已退休。至今他已拍摄海外华人移民50余年,用大量人像和家居环境等琐碎的细节记录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出版摄影集有《寻梦金山》和《流动 · 中国》等。
(部分资料来自刘博智《寻梦金山》以及由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提供)
采写:南都记者 封聪颖
编辑:张亚莉,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