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某是1月23日最后一个进到这所看守所的，接着2月10日就离开了。2月20日，丁某第一个开始发烧发病。”“那看守所这条线就清楚了。”3月4日一早，武汉蔡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会议上，疾控专家如福尔摩斯般，正对之前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复盘和分析，试图还原该区一所监狱内新冠病毒传播链条。

3月6日，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一个多月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跌破一百。3月7日至3月9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继续降至41例、36例和17例。

“武汉疫情已经进入灭火阶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武汉的一位疾控专家对南都记者这样说。对疫情防控来说，在这样一个阶段，流行病学调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为关键。

待解谜团

3月4日这天，武汉蔡甸区的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个位数，只有7个人。其中有4个人是在此前确诊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现的，这意味着这4个人是在隔离点发病的，其传播途径已经切断；另外3个人是新发现的散发病例。

来自疾控系统的广东第23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肖斌和陈磊2月23日来到武汉。他们一行4人，是广东派出的最袖珍医疗队。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援武汉市蔡甸区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

会议结束后，肖斌、陈磊和蔡甸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青松三人带上防护服、隔离衣、护目镜、N95口罩等装备，开车前往蔡甸区妇幼保健院（2月中旬被改建为方舱医院），寻找一名最新发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郭威。

流行病学调查专家肖斌、陈磊和张青松（从左至右）。

前一晚，蔡甸方舱医院通过信息系统上报了郭威的感染状况。按照要求，对于散发的个案，疾控工作者要在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

在未做流调之前，每个散发病例都是一个谜。人们不知道是谁把病毒传染给郭威，此后他接触过谁，坐过什么交通工具，去过哪些地方，和谁见过面，谁可能是下一个病毒寻求扩散的人类宿主。

三人先找到了病区负责医生，医生从系统中调出了郭威的病历资料。

65岁的郭威是武汉郊区农村村民，有基础疾病心衰，2月下旬出现下肢水肿，一开始没有重视，但情况越来越严重。2月26日到医院做检查，当时体温36.5℃，并没有发烧。3月2日，他做了第一次痰液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转到了方舱医院。转院之后，郭威做了第二次核酸检测和CT检查，结果也是阳性。

流行病学调查团队到确诊者郭威所在的村庄做现场流调。

“你好，我们是疾控中心的，想跟您了解一点信息”。看完病历，陈磊拿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问卷，来到郭威的床旁。郭威说，自己家里没有人，弟弟郭军在照顾他。弟弟也已在方舱医院隔离，检测结果阴性。除此之外，弟媳等人都没有接触过他。

“这段时间，您有没有和邻居走动过？侄女侄子来看过您吗？”郭威给出否定的答案。核酸检测阳性，但却没有发热等症状，郭威可能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他所在的村庄无人感染，他到底从哪里感染了病毒？目前的推测是在就医过程中发生交叉感染，源头仍有待进一步调查解开。不过，至少，肖斌和陈磊已经对郭威的密切接触史有所了解。

病毒猎手

来到武汉之前，肖斌和陈磊分别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和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工作，他们都是公共卫生医师，有流行病学研究的背景。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除了忙碌在隔离区的医护人员，还有被称为“病毒猎手”的公共卫生医师工作在第一线。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介绍，此次抗疫，中央从湖北以外的省（区、市）选派了400多名流调人员，帮助指导湖北特别是武汉开展流调。

广东支援武汉的流行病学调查专家肖斌。

“流调工作就好比在前线的一项侦察工作”，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童叶青接受采访时说，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可以找到病人感染的来源和传播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尽早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每一步都尽量找到精准信息，患者对很多情况回忆不起来，就要想办法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例如他可能昨天看病，但他说不清楚，你要尽量找到他的就诊单号，或者他说前两天坐高铁，要尽量找到他乘坐火车车次以及车位号。”武汉市武昌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组长明方钊说。

相对于散发个案，聚集性疫情的流调更为紧迫。聚集性疫情是指14天在小范围（如家庭、办公室、学校班级、工厂车间）发现2例及以上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且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性，或共同暴露而感染的可能性。

对于聚集性疫情，基层疾控中心只要一接到报告，就要立即启动流调。有一次，肖斌和陈磊深夜出门，那是一起聚集性疫情。

结束医院的调查，肖斌和陈磊决定去郭威和郭军在农村的家看一看。 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工作和记者有相似之处——只有到达现场，才能了解更真实的情况。他们找到了郭威的弟媳妇和家人，了解他们是否存在暴露史。这次，他们还带了消杀喷雾器，要对现场的部分区域做消杀，对病毒赶尽杀绝。

流调的价值

武汉“封城”，使得病毒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变得相对简单。对流调人员来说，这意味着病毒的传播链条从大面上已经被切断。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否则无法知道”，肖斌说。

对于疫情防控而言，“临床治疗与流调工作缺一不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林立丰表示。前者在减少存量，后者则是减少增量。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何剑峰解释，流调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调查病例的发病和就诊情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和暴露史确认病例来源；二是及时发现和管理密切接触者；三是及时掌握疫情的特点，为研判疫情发生发展趋势提供数据支持。

在一线流调人员看来，流行病学调查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疫情时间线上的“头”和“尾”。特别是在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对新发现的病毒缺乏了解。“是否存在人传人？这必须要有流行病学调查作为依据。”何剑峰接受采访时说。

流行病学调查是了解疾病的一种重要方法。如今被视为当代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的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和牧师约翰·斯诺（John Snow）。他在1854年负责调查伦敦的一起霍乱疫情，使用访谈、病例识别和绘制地图的方法找出疫情的病源是百老汇街附近一处受污染的水泵。由此，人们及时控制了疫情，阻断了霍乱的进一步扩大。

 流行病学调查队员到达患者所在医院做流调。

最初的流行病学调查恰恰是最难的，因为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病毒对手是谁，其主要的传播途径是什么，病毒的潜伏期又是多少。但也正因此，最初的流行病学调查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如果在疫情暴发之初就通过详尽的流调发现病毒人传人的特点，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那么疫情可能就会被遏制在更早的萌芽状态，不会扩散开来。对于湖北以外的省份，这样的流调工作几乎决定了这些地区能否成功“外防输入”。

最后的“扑火”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疫情的中心，武汉错过了时机。新冠病毒最终还是传播开来，导致了这个城市将近5万人感染，2400多人死亡。在疫情暴发之初，患者数量井喷式增长，大量感染者在发热门诊等待就医，一部分人等不到床位只能在家自我隔离，最终发展为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的还感染了家人。

在病例如此多的情况，一线流调人员的任务量巨大。这个阶段的防控重点是入户排查四类人员——集中收治确诊患者；集中隔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观察无法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集中隔离观察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方舱医院陆续建立后，武汉开始实施“应收尽收”，床位数也增加到了超过4万张，并出现“床等人”；全国各地的3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轻症患者得到及时管理，重症患者也得到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医护的救治。

情况出现好转。到3月6日，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一个多月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跌破一百。3月9日，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7例。

各地驰援的疾控专家已经开始“最后的扑火”——找出不在密切接触者当中的所有感染者，以及这些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这样外面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变为零。”肖斌说，“如果这个尾巴没有收好，仍有未被发现的感染者，未来随着复工复学，社会流动性回升，人群间就还有病毒感染暴发的可能性。”

湖北官方也意识到了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要性。2月19日下午，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检查督导了疫情防控流调收治工作时说，“流行病学调查是当前疫情防控的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疫情防控的成败！”

“就像打仗一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现在到腹地了，就要调动一切资源，强化力量，全力攻破。”2月20日，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也在调度会上强调，“进入这个阶段，流行病学调查成为阻击战的重中之重。”

此后，全国不少省份又陆续派出公共卫生专家支援武汉本地的流行病学调查。“就是要多点人来做流调，把流调做得更细致，不能只用电话来做流调，能去现场就要去现场，不放过任何的密切接触者”，肖斌说，现在的要求是，不仅要对确诊病例做流调，对于疑似病例和发热病例都要做流调。

 （文中郭威、郭军为化名）

采写/摄影：南都特派记者吴斌 发自武汉

编辑：胡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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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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