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武汉街头,一辆辆救护车呼啸而过。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阮盛,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蒙医医院的王晓虹,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分队的“黄金搭档”。车舱内,王晓虹扣起指关节,敲响隔离窗。阮盛一听就懂:“患者病情很重,再快一点。”
“重症肺炎合并主动脉夹层,还有消化道出血,上车前一直在用泵给药,但车上没条件,只能尽量抢速度。”当晚,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到火神山医院,全程29公里,阮盛、王晓虹车组只花了短短18分钟。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别从北京、上海、内蒙古抽调驾驶员和医护人员组成联队,赴湖北武汉执行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他们也因此被称作是奔波在生命通道上的“搬运工”。
抱起140斤重患者,送往二楼隔离病区
3月12日下午,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门口,救护车刚刚停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队队员陈丽华在车上用自己的身体当靠垫,为一位呼吸不通畅的老年患者做支撑,已经在担架上跪了一个半小时。
陈丽华“撑”住的,是一名8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高血压、肺气肿和多种并发症,该名患者在转运途中突发呼吸困难,陈丽华立即取下吸氧面罩,为老人吸氧,并将老人扶起,保持半卧姿态。
但老人依然感觉呼吸不畅,陈丽华又换了个姿势,和老人“背靠背”。“但这样吧,老人坐是坐住了,面罩和氧气管又掉了”,不得已,陈丽华只好采取跪姿,一手怀抱病人,一手扶稳面罩、勾住氧气管,持续到转运结束。
回到驻地后,陈丽华脱掉早就汗湿的防护服,先回房洗了个滚烫的热水澡,泡到皮肤通红,又将贴身衣物扔进了医疗垃圾袋。这是她们来到武汉一个多月以来,无数次长时间、密切接触危重症患者后,总结出的防护经验。
“像老人这样的情况,说不怕肯定是假的,但更怕他在车上出危险。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把患者平平安安送到医院。”陈丽华说。
在武汉,像这样的险境,陈丽华和队友早已习以为常。
3月13日,车队又接到任务,出动3台车组,将3名危重症患者从天佑医院送至金银潭医院。下午3时,救护车抵达金银潭医院,但迟迟无人下楼接患者。侯敏杰给联系人打电话,对方表示,医院人手紧张,需要队员自行将患者送至病房。于是,侯敏杰和队友一起将患者送上隔离病区二楼,一直送到病房中,抱起安顿在病床上。其中,最重的一名患者,体重达140余斤,比侯敏杰本人还重。
“当时这种情况,不会考虑这么多,也不会想哪些该我们做,哪些不该我们做,大家都是为了病人好。”侯敏杰说。
李维娜、李阳还帮患者挂过号、办过住院手续,甚至铺床单。
当时,车队接到临时任务,从一家敬老院向武汉市第八医院转运5名孤寡老人,其中包括1名89岁患者、1位91岁患者。
“当时我们去现场一看,那位91岁老人身体状况还略好点,那位89岁老人则基本处于嗜睡状态,完全无法行动。加上楼道狭窄,又堆满杂物,担架车根本进不了房间。”李维娜说,在此情况下,李阳主动进入房间,连着床单一起将老人抱起,一直抱到了担架车上。
好不容易将老人送到医院,又出现了新的意外。因为敬老院无人在现场,院方安排他们替老人挂号、办理住院手续。两人二话没说,又忙前忙后帮老人办完手续,一直到把老人安全送入病房才离开。
等到一切忙完,李阳才发现,自己的鞋套已经磨出了一个大洞。
开救护车的司机,成了推担架的“主力”
抬患者、推轮椅、进病房,来到武汉之后的亲身经历,和刘轶预想的大不一样。
刘轶是上海市急救中心资深驾驶员,曾参与抗震救灾、H7N9禽流感病患转运,在赴汉之前,已经在上海执行了为期两周多的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因为经验丰富,他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队队长。
抵达武汉后,接到负压救护车的第一件事,他就按照操作规程,对救护车进行消毒,并将其划分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重污染区。
“驾驶舱是清洁区,车外是半污染区,医疗舱是重污染区。接触患者后,就不能再进入清洁区。”刘轶为队员划下“红线”。
但事实上,等到真正忙碌起来,他才发现,这种划分根本不现实。“上海主要是轻症患者,而且病例少,医务人员多,可以这么操作。但到了武汉,很多都是危重症患者,连路都走不了,只能用担架抬。这时候,仅靠内蒙古的队友肯定不行,我们必须下车,不然也有违我们的职业道德。”刘轶说。
这也是队员们的直观感受。陆志刚清楚记得,第一次和搭档李维娜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执行院内转运任务,由于规定限制,作为司机的他不能下车接触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一遍遍推着担架,往返于救护车和住院楼之间,疲惫不堪。
“当天一共转运了60多名患者,其中包括10多名危重症患者,回到驻地感觉快要休克,陆师傅就特别歉疚。”李维娜回忆,第二天再出车,到了目的地,陆志刚就一把推开车门跳了下来,成了当天推担架的“主力”。
“我相信我的队员,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下车,肯定有必须下车的理由。”根据队员反馈,刘轶很快划掉了这道“红线”,又新增了一条规定:所有车组出车,都要随车携带一个酒精喷壶,用于接触患者后的人员及车辆消杀。
“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唯独有一点,防护只能加强,不能简化。”刘轶说。
“每次我们去接车,不是看到刘队在推车(担架车),就是在消车(消杀救护车)。”李维娜说,对于她们来说,经验丰富的上海队员,“不仅是师傅,也是师父”。
有时候,转运任务不是特别繁重,护士们就会叮嘱同车驾驶员“不用下车”,毕竟减少一次接触,就减小一份被感染的风险。但大家总是答应得好好的,等到担架抬出来、轮椅推出来,他们又坐不住了。用刘轶的话说,“哪能女同志推担架,男同志在旁边看着?”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火神山送病人,当时刚下完雨,路上全是泥,又是晚上,担架车一直在打滑,薛师傅(薛凯华)就在前边拉着担架车,特别艰难地把患者送到了病房,当时感觉他好高大。”李维娜说,这次来到武汉参与转运任务,大大刷新了她对上海男人的认知,“特别有担当”。
被刷新的不只是认知,还有源源不断的感动。
陈辰记得,有一次去光谷院区执行转运任务,有一名坐着轮椅的患者,做完CT出来后,看了看天,回头央请她:“我有一个多月没晒过太阳了,让我看一看吧!”
“没想到最普通的阳光,对患者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当天,陈辰陪着那位患者,晒了很久的太阳。
还有一次,陈丽华送一位老年痴呆患者前往火神山医院。在前去寻找医务人员办交接时,那位患者一直想握住她的手:“不要把我丢下,不要把我丢下。”“当时那种感觉,真的好像我们就是她唯一的亲人。”陈丽华说。
李维娜也有自己的独特记忆。那晚,她送五名患者去火神山。上了车后,一位和她岁数差不多的女性患者一直在默默流泪,带动其余患者也痛哭不止。李维娜陪她聊天,得知因为疫情,全家只剩下她自己。
“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但等到下车时,她却安慰我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武汉,千万要保护好自己,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李维娜说,那一刻,自己心中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的心里已经很苦了,却还想着要安慰我”。
刘轶说,像这样的事,他们在武汉遇到了太多。等到回家以后,他想把这些故事讲给女儿听。“对于孩子来说,她们能够知道这些事,了解这些事,也是一种成长,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历经磨难后,留下的宝贵财富。”他说。
“只要有任务,大家都是抢着去”
3月13日晚8时20分,连续执行了6个小时转运任务的队长陈科回到驻地。两名队友上前迎接,并提醒他:“工作裤后面被纸尿裤洇透了。”
陈科有些不好意思:“没办法,时间太长了。”
当天,是陈科10岁儿子的生日。在转运工作间隙,陈科用手机和家人视频。千里之外,一家人正围着蛋糕唱生日歌,陈科对着被防护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机,为儿子唱起了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他说:“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2月6日下午,陈科接到了出征武汉的通知。当晚,队员们接受了穿戴防护装备的紧急培训。在近4个小时的练习中,每个人穿脱了四五次全套防护装备,“七步洗手法”更是练了无数次。培训结束后,大家都是一身汗。
2月7日下午,6名队员从北京出发,奔赴武汉。北京刚刚下了场大雪,愁云惨淡,陈科的心情也一样沉重,6日晚上,他只睡了3个小时。“武汉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最小的队员梁康还没结婚,另外几位队员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作为队长,感觉责任重大。”
2月7日上午9时,6位队员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见到了迎接他们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组,了解了相关情况后,陈科心里终于晴朗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北京队和青海队合作,接车、接物资,安装调试负压救护车上的设备,为转运工作做好准备。
在陈科心中,北京队是一支“人心顺、士气高、干劲足”的队伍,“只要有任务,大家都是抢着去”。
3月13日,北京队需出动3辆救护车参与转运任务,陈科对魏增芳说:“您跟着去拍几张照片吧。”
魏增芳假装生气:“我不去,你不让我参加转运任务,我就不拍照。”陈科拗不过,笑着同意了他的出车要求。
一个多月以来,陈科既要参加转运任务,又要安排调度队员们的工作,他坦言:“很累,每天都在紧张中度过,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和侥幸。不过看到大家都平平安安,这是我最开心的事。”
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魏增芳和赵昌龙是一对老搭档,负责患者的长途转运。两人曾轮流驾驶救护车,历时36个小时,将患者从北京转运至海南三亚。
在999急救中心工作四年,赵昌龙几乎跑遍了全国的所有城市。此次得到出征武汉的通知后,他一口答应下来。2月8日,抵达武汉的第二天,赵昌龙给爱人发了个微信:“我来武汉了。”
“真的假的?”妻子有些难以置信。
“咱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只要需要我就得来。咱妈心脏不好,千万别告诉她。”
赵昌龙说:“男人嘛,永远不能退缩!能来武汉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这是我们急救系统的特权,也是我的荣幸,我很自豪。”
赵昌龙曾是大货车司机,此次赴汉,他丰富的经验派上了大用场。救护车的小故障,他凭声音就能判断排除,对车辆的档位和操作更是轻松上手。
摄影:付春来
编辑: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