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疫情形势变化，近来类似外贸订单取消，或者外商放弃定金不提货的新闻开始频现报端。一些外贸类上市公司的留言平台上，已经看到有投资者关注，发问“国外疫情严重，外贸公司退单，跨境运输受到影响，请问对公司是否有影响”。这说明对于很多国内外贸企业来说，好不容易扛过了今年一季度的国内疫情第一波冲击(延期复工、延迟交货)之后，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开始加班加点，复工复产全面展开之际，因为欧美疫情开始蔓延，外贸出口企业的订单或取消或延迟，又将面临疫情的第二波次生冲击。

新华社照片，绍兴（浙江），浙江安旺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组装儿童自行车。受疫情影响，浙江省诸暨市外贸企业通过转移出口市场或出口转内销等方式促进生产，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    新华社发（郭斌 摄）

众所周知，外贸型企业一旦失去了需求端，其工厂与各种软硬件基础设施将面临很大的折旧压力，对于就业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双向。工人遣散或放假易，但重组或再招难。面对这一困局，我们注意到多数外贸型企业开始自救，很多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将开拓内需市场、拓展新型消费放在首要的位置。

这一疫情倒逼下的出口转内销其实倒不是新生事物。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焦点便是同样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彼时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从2005—2007年的18.8%急跌至2008—2012年的-6.2%，但与此同时，国内消费的平均贡献率则从39.6%升至49.7%。这说明当时不少出口企业向国内市场转移的努力卓有成效。

但时过境迁，面对这次威胁更大的新冠疫情，外贸型企业往往面临多方面挑战，除了产品或专门针对国外消费者，或缺乏自主品牌，对于国内消费者识别度不够；税费差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不同的国内市场环境，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外贸型企业自身缺乏现阶段接地气的终端市场接触渠道与销售手段。也就是说，面对疫情带来的二次冲击，外贸型出口企业是否并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向国内市场，是理解和评估本次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关键问题。

不同于17年前的SARS，在本次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当中，各大互联网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技术的“无接触”效应，既提升了防控的全流程、多角色、多场景协同效率，也覆盖了疫情期间人们的物品采购、在线工作、在线学习、在线医疗、在线健康管理等生活需求，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有效缓冲了疫情防控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除了自身努力，还可以借力数字科技平台来助力自己的内销转型。如近日媒体爆出的宁波市政府与拼多多的两大万亿“平台”之间的融合，用“宁波优品·云购甬行”系列活动来帮扶企业拓订单、稳产能、稳就业，以及推动外向型产能转内需市场等目标。

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宁波等东部地区的市场环境更好、基础设施更完善，地方政府与企业对于数字科技平台接受度更高，这些客观条件自然有利于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相关企业的转型之路，则更需要其自身与数字科技平台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公益组织等新型社会主体的能力和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的提升有目共睹，今后当被社会寄予厚望。 □魏敏

编辑：何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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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