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8日），武汉“开城”，叶青也即将完成他的武汉日记。自1月24日以来，他每天用笔记录下武汉“封城”的样子和他的思考。这段经历让他有了劫后余生之感。

叶青是一位定居武汉40年的市民，也是一名学者和官员。对于他身上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两个身份，他说，比起官员，更看重学者的身份，因为官员退休是“人到码头车到站”，而学者永远没有退休。

不过，无法忽略叶青身上“敢言官员”、“个性官员”等标签。叶青本人也称，这是他“最开心的事”。 他认为官员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须也只能讲真话，对采访要零拒绝，还要学会道歉，不说大话。

他提到官员在疫情期间被问责，建议让各级卫健委主任由懂卫生的官员来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说到世界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预估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负面影响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峻。

谈及信息公开，他称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透明是很重要的，要说实话”。

叶青。采访对象供图

南都：是什么让您决定写武汉日记的？开始写的时候预料到会写这么久吗？您坚持写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叶青：我本来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都会写文章，而且有个朋友跟我说，疫情可能短期结束不了，所以我就开始写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我每天就做4件事：写日记、接受采访、直播讲课还有提建议，每天都非常充实。

南都：4月8日，武汉即将开城，您是什么心情？日记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叶青：是劫后余生的感觉。我们闯过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大的一次疫情，希望这种灾难不要再发生，我们要吸取3000多条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

武汉日记会写到8号，我的日记就完成了从1月24号“封城”到4月8号“开城”的整个过程。

1月24日到4月8日，叶青撰写武汉日记记录76天封城经历。

南都：您曾说，在武汉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您讲课讲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是什么让您流泪？那是什么样复杂的心情？

叶青：有一次上课我讲到5个院士对武汉的帮助，眼泪就流下来了。如果没有这5个院士，我们武汉的情况会糟得多，因为院士的建议变成了指导组的决策，然后武汉去执行。

钟南山院士说人传人，李兰娟院士提议封城，陈薇院士研发疫苗，张伯礼院士提出分成4类人群、中西医结合，王辰院士提出方舱医院，每个院士都有特殊的贡献。这些人确实让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他们的知识拯救了生命，所以我眼泪就会留下来。这种泪水是感动的泪水。

南都：疫情造成的破坏除了伤亡和经济，还有心理健康。无论是长期囿于家中带来的心情低落，或是信息过载造成的负面情绪压力，都对许多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您也会有这种感受吗？如何对待这些心理创伤？

叶青：武汉人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会不会死。因为在之前大家都是不知情的，都是该吃吃该喝喝，照常坐地铁挤公交。钟南山20号说突然说这个病可以人传人，大概14天可能就会爆发。我们就数着手指头算14天，每一天都在熬，如果14天过了还没发烧，就知道应该没事了，哪怕13天都不放心。

那段日子是最难熬的，每个武汉人都是这样。而且这种心情也不好和朋友、家人讲，都是自己默默祈祷。想着14天过来了，可能自己就活过来了。

南都：您呼吁要善待武汉人，善待湖北人。其实到现在为止，歧视湖北人的现象也一直存在，在国外也有像“中国病毒”这样的污名化说法，您认为歧视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能减少，甚至消除这种现象？

叶青：对湖北人来说，我想随着中央统一政策的延续以及一些科学精神，歧视会随着时间慢慢过去的。我们要改变社会的错误观点，不是说每个湖北人都生病，湖北有600万人离家到外面去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外省，这方面要科学地理解。

对中国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中国确实变化很大，经济增长得很快，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可能缺乏一些交流，总会有一少部分人喜欢去污蔑别人的一些做法，这个也不可能短期消失了，所以我们也要有思想准备。 

叶青。采访对象供图

南都：疫情爆发之初，湖北省的信息公开曾受到指摘，随后我国迅速建立起一套疫情信息公开制度。您如何评价我国在信息公开中的表现？对此有何建议？

叶青：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严重的疫情，我们也是在慢慢积累，边探索边学习，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还是比较有效的。目前数据的公开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全面，最近把境外的、无症状的确诊病例数也加了进来，这都是通过不断实践探索之后形成的。

我认为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现在这个情况下公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透明是很重要的，要说实话。

南都：突发疫情也是对官员应对舆情能力的检验，您认为官员应该如何跟公众打交道？

叶青：政府官员应对突发事件有三个要点：1.必须也只能讲真话，且注意实据；2.采访零拒绝，如有可能，把坏消息一次说完；3.学会道歉，降低舆论期待，不说大话。

这次疫情就提供了反面教材。前期湖北省长说物资储备很丰富，但是医院呼救缺乏物资。然后记者招待会上，很多官员对数据不清楚，比如有的人一问三不知，也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给省里建议，官员一定要了解数据，并表达清楚，不要照稿子念，照稿子念会引起更大的舆情。

南都：疫情期间有很多官员遭到问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您有何建议？

叶青：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一种情况是很多干部没有能力，就会出现恐慌和紧张。另一种情况是官员有这个能力，但轻视大意，简单应付一下，最终也做得不好。

我的建议就是各级卫健委主任一定要懂卫生领域，这样遇到突发疫情才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轻视大意。现在地方官员一大问题是不懂专业，随便从这个部门调到那个部门，自学一下就可以工作了。其他领域可能可以，但卫生是不能这样的，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把真正懂卫生的人放到这个位置上，不仅要自己要懂还要教会别人。比如河南省卫健委主任阚全程是医学博士，是河南最大医院的前院长，他就会知道怎么去做。

叶青。采访对象供图

南都：您如何分析和看待前三月的国民经济数据？您对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数据有哪些判断？

叶青：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现在来看第二季度，像武汉这些城市开始缓过劲来的时候，沿海地区还是有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出口。我认为世界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现在看来可能会比较长，这种负面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峻一点。

如果从全年来看，按国家统计局的说法，第一季度GDP占全年20%，第二季度占25%，第三和第四季度加起来是55%，所以关键还是在后面三个季度。如果加把劲赶一赶，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按照原来的预测，比如说5点几、6点几的经济增长，最多可能也就是会少一两个点左右，这是我的估计。

南都：在疫情导致的危机中，企业存在哪些机会？

叶青：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机会。未来到家经济、线上经济、无人经济是蓝海。此外还有健康经济，这一次我们发现了医疗系统的漏洞和短板，我们在健康医疗方面的投资还不够，条件比较差，所以造成了一些医疗救助能力不足的问题。

南都：您在疫情期间提了30多条建议，您身上有“敢言官员”、“中国最有个性官员”等标签，您为何如此“敢言”呢？您认为不断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叶青：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早在03年，我就是一个“另类”官员了。那会刚过非典，上班第一天我就推行公车改革，告诉司机不用来了，我自己买车自己开。很多人不理解，告诉我如果不讲这些得罪人的话还有可能被提拔，但如果我不说反而被提拔了，那没有意义，就我一个人升官，但国家没有因我的建议变得更好，有什么用呢？

我的价值是说话，而不是当官。我就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很有影响的言官，而不是一个权官。从我第一天炒掉司机就没有退路了，就必须一直往前走。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我知道中国历史上很多名垂千古的言官。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

我认为以人为本，作为知识分子，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解释什么，研究什么。老百姓反对公车，所以我就搞车改。我不按官员的标准来衡量我应该提什么问题，而是按人民的要求来提。

南都：您既是学者，也是官员。如何看待这两个身份？

叶青：我更看重学者的身份，因为官员会退休，人到码头车到站，权力一天之内就没有了。但学者是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的，学者是不断的积累，可能越老越值钱，积累沉淀得多了也就会提出很多新的东西，并为社会做贡献。我退休以后会一样地讲课、写书，这些我必须做。

南都记者林方舟 实习生韩佳良 王佳欣 发自北京

编辑：潘珊菊

本文作者

潘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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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观察者，解码军情，纵横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