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各国在公布疫情信息、追踪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时，采取的措施各有不同。

有人吐槽自己的个人信息上交社区后在网络上被传播，有人抱怨政府披露的信息过少造成更多交叉感染……如何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疫情防控，是每个国家都正在面临的问题。

就此，我们在研究了各国的做法后，试图探寻一条二者的平衡之路。

南都记者选取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较多的美国、意大利、德国、中国、伊朗、韩国，以及防控措施得到外界好评的新加坡，对上述七国家披露的疫情数据进行全方位对比分析。

在上述七个国家中，同处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主要披露的是统计数据，例如确诊、疑似、死亡、治愈病例人数，以及年龄和地区分布等，鲜少涉及患者的个人信息。

不过，据当地媒体报道，偶尔也有地方的卫生部门会公布患者个人信息。比如3月4日，意大利萨沃纳公共卫生部门曾在官网公布了一位死亡病例的年龄、性别和就诊医院。

此外，美国和伊朗也仅披露了统计数据。

截至4月8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423135例，最早发现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华盛顿州病死率高达4.7%。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南都记者注意到，不论是美国疾控中心官网，还是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官网，公开的都只有州、郡县（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的基本统计数据。

在西雅图工作的熊良玉（化名）告诉南都记者，在疫情早期，还能看到“西雅图发现一位60岁男性确诊”这样包含病患个体情况的信息，现在就只有“大西雅图地区新增50例确诊”。“可能也是现在确诊人数太多了，没法每个都公布”，他猜测。

相比之下，中国、韩国和新加坡均在基本统计数据之上，在不泄露身份的前提下，加入了患者个人的具体信息。

南都记者观察到，随着疫情发展，中国各地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逐渐丰富和细致，从最初的基本统计数据拓展到确诊患者曾乘坐的交通工具、去过的活动场所（精确到具体时间）、住过的酒店、接触史、就诊医院等。

据南都此前统计，31个省份400余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77.5%曾披露过确诊患者的活动轨迹，不过公开的详细程度参差不齐。

而新加坡会披露确诊患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行动轨迹等信息。居住地一般具体到街道号，比如“Bukit Batok街31号”；行动轨迹则包括去过的国家、教堂、商场等。

新加坡的王女士告诉南都记者，政府会将疫情数据通过WhatsApp发送到每个人的手机里，所有疫情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她认为，这些信息不侵犯个人隐私且能起到防控疫情的作用。

与新加坡相似，韩国疾病管理本部除了公布基本统计数据，还公布了流行病学联系，比如是否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上报单位（幼儿园、医院、教会、客服中心等）。

为什么各国披露的疫情数据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其中涉及诸多因素。

1、疫情阶段与检测量差异

目前，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近三天的确诊人数新增比例仅为0.1%。不过，零星散发病例和境外输入病例引起的传播风险依然存在。可以说，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收尾期。

与中国类似，1月20日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的韩国也经历了从疫情爆发到平稳的过程，目前已经连续三天新增病例增幅未超过1%。新加坡则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死亡率，累计确诊人数一千多例。

而欧美国家的疫情则普遍从2月底有明显加重，近期更是迅速恶化。短短一个月内，美国确诊人数从几百暴涨到四十多万；过去三天，德国和意大利平均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都超过了三千。

短短一个月内，美国确诊人数从几百暴涨到四十多万。图自丁香园。

可见，这三个国家目前仍处于疫情爆发期，政府均要求民众居家隔离。相对应的，它们的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仅限于统计数据。

斯诺霍米什县的确诊人数在美国华盛顿州排名第二。该县卫生区官员对南都记者表示，最初只有几名确诊病例时公布的信息比较详细，但最近确诊人数暴涨，他们已经没有余力维持那样的详细程度。

疫情初期最严重的华盛顿州金郡卫生区官员也表示，目前他们需要处理大量病例，但人手短缺，就算想披露更多信息也做不到。她还指出，在病毒持续传播却无法得到检测的情况下，公布确诊患者的行踪“可能产生误导”。

德国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尽管新增病例较多，但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死亡率较低，仅为1.8%。住在法兰克福的德国人Fabian认为，尽管处在疫情爆发的阶段，但民众出于对德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信赖，对披露信息的详细程度并无异议。

现居米兰的中国留学生Coco（化名）则告诉南都记者，除了官方统计数据，意大利居民自己也可以在一些民间网站上报相关情况，但政府不会强制要求公开。“如果这栋楼有人确诊，会贴告示提醒大家注意，尽量不要出门之类的。”

对此，前奥巴马政府生物伦理委员会执行主任丽萨·李（Lisa Lee）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表示，如果病毒已经到处都是，患者的活动轨迹信息对于社区疫情防控来说已经没有更多附加价值了。“这一切都依赖于传染病的发展阶段”，她说。

2、国情和防控经验不同

据了解，伊朗2月下旬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目前累计确诊数全球第六。在伊朗留学生刘杰（化名）看来，伊朗的经济水平和国情可能限制了疫情数据披露的详细程度。

刘杰说，一方面伊朗的经济水平和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伊朗没有禁止人员流动，各个城市之间人员流动依旧很密集，很难去追踪和统计具体数据。“怕引起民众恐慌”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只要有这种禁令，就会有人在网上煽动舆论，趁机打击伊朗政府”。

此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也使得各个国家在对疫情的重视程度、快速采取有效措施等方面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到疫情数据披露的详细程度。

2003年“非典”爆发，中国开始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建设。在原卫生部的牵头下，中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其中疫情网络直报系统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报告给中央。

韩国则从2015年的“MERS（中东呼吸道综合征）”疫情吸取了教训。当时，韩国政府宣称为了控制针对MERS的疫情信息，将仅向医疗机构透露，拒绝向大众披露。十几天后，韩国政府才改变口径，开始对外公示具体信息。

2015年韩国爆发MERS。

2015年底，《感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在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该法案规定，应公开感染患者信息。据媒体报道，此次新冠疫情，韩国从第一例确诊病例开始，到政府发布应对措施，仅用了不到一小时。

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对南都记者表示，欧洲没有经历过“非典”，前期可能有些轻视，没来得及采取有效措施，也没意识到密切跟踪初期患者的重要性。

“一旦蔓延开，欧洲国家马上放弃了前期的‘围堵’，直接开始减少人群接触。其实从中日韩的经验来看，两个措施都得齐头并进，不能厚此薄彼。”他说。

3、房屋密度类型不同

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口密度最大，达到每平方公里7796人，中国、韩国、意大利和德国的人口密度也都远高于全球平均值，而伊朗、美国则在全球平均值附近。

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人口非常密集，感染风险极大。因此，新加坡会公布每一个确诊患者的具体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居住街道、活动轨迹、接触史等。“居住楼栋不能公布，那就太详细了。”新加坡人阿刚说。

事实上，即使公布到了街道的维度，也无法在新加坡、中国，甚至韩国、意大利、德国轻易推断出确诊患者的真实身份。但在房屋类型以独栋别墅居多的另外两个国家就不一样了。

美国人Alex（化名）就住在西雅图一个独栋的别墅里。他认为，披露信息的颗粒度应该根据房屋类型有所区别。比如公布一个住独栋别墅的人的行动轨迹，往往容易被精准定位，最终判别出个人身份，这个人肯定不愿意；但如果他住的是公寓，很难通过地理位置判断出具体是公寓中的谁，那么公寓中的人就会很乐意知道这个信息。

当然，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这样细致的划分几乎不可能。所以Alex说，在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之外，如果能精确到街道就更好了，“那我就可以选择远离确诊患者曾经去过的超市”。

而在伊朗的很多地方，房子都属于个人产权，自己盖房自己住，很少存在小区这种集体居住的情况，比如德黑兰南部的巴扎区域才有公寓楼，北部大多都是一家一栋。

刘杰告诉南都记者，德黑兰已经公布了疫情严重的街道，这就够了。“公布居住楼栋就相当于公布一个具体个人的住址、姓名了，可能不太好。”

和Alex同在西雅图工作的熊良玉则感到很矛盾。他说，作为未感染者，如果公开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他会感觉踏实，但“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是患者，我肯定不想外界通过我的轨迹猜到这个人是我。”

4、隐私期待不同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上到国务院，下到街道办事处，都不同程度收集了居民的个人信息，对详细的疫情数据披露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数据处理规则更加透明仍然是很多人的诉求。

此前，中央网信办曾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提出除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授权的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不得将数据用于其他用途等要求。

对于韩国的数据披露情况，两名受访的韩国人向南都记者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个认为，只公布确诊患者的年龄、居住区域和行动轨迹就足够了，而另一个觉得目前政府公布的数据“远没有达到足以做好自我保护的程度，只能作为简单参考”，在他看来，除了照片、真实姓名、身份ID、电话号码、家庭/工作住址，其他的都可以公布。

南都记者了解到，韩国卫生部门曾在3月初表示将重新考虑数据披露的规则，以减少患者面临的风险。“我们将在个人隐私和公共利益之间做出平衡”，韩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说。

美国多个州/郡的公共健康部门则回应称，出于保护患者隐私的目的，不会披露任何个体情况，即便是死亡病例。根据美国《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一个人的健康记录在其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应不予公布。

此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疫情可视化地图的两名开发者在接受南都采访时，就透露过美国人对隐私问题的“较真”。

据介绍，当时部分乘坐钻石公主号游轮的旅客撤回美国，由于具体位置不明，他们就将地点标记在美国堪萨斯州。但有些美国人放大地图后发现这个点落在自己居住的小区上，立刻上报给当地卫生部门。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闻官辗转得知，马上要求整改。

钻石公主号游轮。

后来，两名开发者将点挪回了游轮最后停靠的日本横滨港。为了不让地图上的点和具体的地址形成对应关系，他们还进行了设计优化：当地图放大到一定程度，标记的点将无法被看到。

在对个人隐私最为谨慎的欧洲，相比政府直接披露更详细的信息，民众似乎更愿意采取自行上报的方式。

Fabian说，目前德国的疫情还处于社区传播爆发的阶段。为了减缓疫情的传播，他建议，可以自行向公共防疫机构，如RKI，提供体温等个人健康数据、个人行动数据以及社会关系等信息。

意大利留学生Coco则称，虽然自己希望看到意大利披露的数据能细化到城市里的某个区域里（类似于中国的街道）的感染人数，但也无需具体到哪栋楼，“太细致反而引起恐慌，而且主要法律估计不允许吧！”

“据我所知，（身边的意大利人）并不在意（公布得详不详细），主要是西方人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公布得太详细可能涉及隐私，所以他们下意识都不认为可以这么详细。”她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披露的数据详细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可能较为笼统，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掌握更加详细的数据。

现居韩国仁川的张龙告诉南都记者，他每天都会收到当地政府发来的“安全指导信息”，比如“一名60岁左右的女性刚刚确诊，点击下面的链接可以查看她住院之前去过的地方。”

点开链接，他就会进入一个网站，上面详细列出了患者曾经去过的场所。“通常这些确诊病例都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地点附近，但我也能看到全国其他地方的病例。”张龙说。

新加坡则开发了一个名为“TraceTogether”的App，通过在手机之间交换蓝牙信号，记录用户之间的近距离接触时长。App不收集或使用任何其他用户数据，也不上传给政府，最长保留21天。

新加坡开发了一个名为“TraceTogether”的App。

一旦有感染者确认，政府就能通过这一手机App追踪可能与这位传染者接触过的所有人群。一位新加坡政府官员强调，“TraceTogether”不会相互泄露用户的身份，很好地保护了隐私。

中国的“健康码”也承担了类似的任务。用户在进行实名认证，并简单上报个人健康状况之后，即可申领自己的防疫信息码，凭码出入社区、办公楼等场所。截至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已实现“一码通行”。

杭州是国内最早推行健康码的地方。杭州市委副书记张仲灿曾在《新闻1+1》中透露，杭州健康码的评判源于三个维度：一是空间，即疫情风险程度，杭州市的大数据公司已经可以精确到乡镇（街道）；二是时间，即某个人去过疫情地区的次数及停留的时间长短；三是人际关系，即与密切接触人员的接触状态。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美国家也在考虑利用App追踪感染源阻止病毒蔓延，但如何兼顾隐私保护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据了解，近日，由德国牵头、欧洲8国130多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公益团队正式对外发布了“泛欧隐私保护接触追踪（PEPP-PT）”项目，该项目正在研发一款可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智能手机App，计划于四月中旬上线。

与新加坡类似，这款App也是通过蓝牙探测技术来追踪密切接触者。该项目发起人之一表示，“我们没有收集任何位置数据、通讯录信息以及任何终端的可识别特征。”App以遵守最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前提，也适用于跨境追踪。

美国白宫此前也与谷歌、Facebook等科技公司商讨过如何使用收集定位数据来做疫情防控。此举遭到了一些议员的反对，他们已经致信特朗普，要求严格保护上述公司收集到的疫情相关数据。

2月9日，中央网信办曾发文指出，收集联防联控所必需的个人信息时要依照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坚持最小范围原则。

这一原则在其他国家同样适用。美国新泽西州某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李教授告诉南都记者，根据HIPPA规定，公共卫生部门可以在重大传染病发生时，不经过患者同意获取患者的相关信息，但必须遵守“最少必要”原则。

南都记者观察到，不同国家在制定防疫政策时，对于“最小范围”的界定明显不一样。发布疫情数据到底应该详细到何种程度呢？

对于具体的标准，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根据防疫的目的而定。

立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让军表示，规范、充分、有效地公布信息，比如确诊患者乘坐的飞机或高铁、就诊过的医院、住过的酒店、去过的餐厅、商场等信息，既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周围疫情、加强患者周围人员的警惕性，又能帮助相关人员自查确认与患者接触的可能性，相当于变被动等待为主动预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薛军也认为，疫情防控期，公布信息的颗粒度越细，越有利于防控疫情。“有的国家对隐私保护比较重视，所以公布信息较少，但不一定就合理。”

他同时指出，应守住不能识别出患者真实身份的底线。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建议，患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应“脱敏”处理。

“现阶段来说，即使不披露和追踪患者个人的信息，欧洲的疫情应该也可以控制下来，但是‘清零’就很难”，陈铮鸣认为，清零必须采取“人盯人”战术，发现一个确诊病例，就把周边的密切接触者全部鉴别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切断舆情的传播和蔓延。

不过，这种战术投入很大，还需要民众配合。“毫无疑问中国给了欧洲非常好的借鉴，但现在我觉得已经失去了这个窗口，至于未来会不会这么做也很难讲”，他提出，针对患者个人的疫情数据在欧洲现阶段的防控中暂时起不了作用，但未来疫情一旦反复，就可能非常有价值。

此外，疫情数据公布的详细程度和疫情发展阶段也有关系。患者的行动轨迹是流行病学调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针对性防控的关键。北京大学全球卫生学系主任郑志杰提出，“早期控制传染源时可以公布，但当病毒已经在社区内到处传播时，就没有必要了”。

不过，公布确诊患者情况过细，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卫表示，信息公开过多会引发很多无端猜测，网上有人发热居家隔离后被视作瘟神遭到各式骚扰，还有些与确诊患者同小区的居民外出办事时，也被当成可疑人物对待，加剧了社会恐慌。

同时，南都记者注意到，有些地方政府发布了过于详细的、可直接锁定到个人的数据。1月29日，吉林省卫健委官网发布了郑某某离开武汉后的具体行踪，其中披露了郑某某乘坐过的5辆私家车的车牌号，未做打码处理。

1月29日，吉林省卫健委官网发布了郑某某离开武汉后的具体行踪。

还有些地方同时发布了某个患者的姓氏、性别、年龄、居住的街镇和就诊医院等信息。这些数据如分别发布，风险相对可控，但同时发布时，极易暴露患者隐私。

3月，纽约市长Bill de Blasio在推特上发布了关于纽约州第二位确诊患者的详细信心，包括他的姓名、他所在的仅有七人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以及他两个孩子上学的学校。媒体很快就找到了他，还称他为该区域的“零号病人”。

这种情况也是郑志杰十分担心的。他说，“病患得病本身已经是很不幸的事情了，公布过细的个人信息后之后，被歧视、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会经常发生。”

他认为，在防疫和隐私保护取得平衡这个问题上，相关法律和监管部门应该在疫情过后，做出更详细的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曾撰文表示，《传染病防治法》只是作出禁止个人信息泄露的规定，对如何正确、合理使用信息，以及在使用信息过程中如何披露，都没有给出正面的、明白的规则和指示。他建议，《传染病防治法》在修改时应当对个人信息收集原则予以明确，对可能需要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做穷尽式列举。

采写：南都记者蒋琳 李慧琪 潘颖欣 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尤一炜

制图：南都记者陈志芳

视频：南都记者潘颖欣

编辑：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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