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中，除了各地派出支援的医疗队伍，还有一些民间中医团队也来到武汉。曾是广西中医药大学教授、现在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任职的刘力红就是其中一员。4月7日，是刘力红离开武汉后、解除隔离的日子，他向南都讲述了自己在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故事。

刘力红（中）及团队成员。

疫情暴发后，今年62岁的刘力红主动请缨，和团队辗转进入武汉支援。在武汉的一个多月里，他大胆运用针药并重的方法，治疗了一些呼吸困难但还不到上呼吸机条件的病人。明显的疗效，也让并病房里的中医和西医相处越来越融洽。

回程也是一路艰辛，在多方协调下，刘力红终于得以顺利离汉。不过，刘力红认为这一段经历“很值得”，作为一名医生，能在疫情中到最前线救治病人，看到病人在治疗后病情好转，非常欣慰。他坚信，只要中医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就一定能赢得尊重。

今年62岁的刘力红自从广西中医药大学退休后，便加入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继续致力于弘扬中医。

刘力红是主动请缨去武汉支援的，去武汉的这一路颇为辗转。

刘力红原本想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渠道去武汉，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又通过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联系，广西中管局委派其带队前往桂林。那里是广西重症病人集中的地方。

临行前，他接到通知，由于广西方面“担心他的安全”，去桂林的行程被“暂缓”。

所幸，后来一个在深圳的粉丝联系到了武汉市江岸区政府，江岸区政府给基金会发送了邀请函。凭着这份邀请函，刘力红和另两名队员迅速启程赶往“一线”。

江岸区政府给基金会发送了邀请函。

他们三人分别从南宁、成都、大理出发，并不能直接到达武汉。只能先到达湖南长沙，再由江岸区政府派专车接到汉口。

经过两天培训，刘力红团队于2月24日进入收治新冠患者的武汉市第八人民医院痔三科，开始参与普通型新冠肺炎病人的诊治。

抵达武汉后，刘力红及团队成员接受培训。

尽管经过两天培训，但初次全副武装进病房，刘力红还是感觉“头脑感觉懵懵的”。由于有时护目镜或口罩绑得太紧，队员们还会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

刘力红及团队成员“全副武装”在病房。

但是，这些防护措施一点也马虎不得：稍有不慎，便有被感染的可能。

“如果用针时手套和手被刺破，就很有可能造成感染，风险太大。”刘力红说，也因此，在国家中医药局官网公布的几版中医药诊疗方案中，都没有把“针”纳入进来。

但刘力红坚持认为，用针肯定会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他告诉南都，古人将传染病称作“疫病”，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疫病大流行”，很多古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东汉时期专门谈论“刺法”的《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中，就有对疫病的大段论述。这启发刘力红，针刺，至少对古人来讲是应对疫病的有效方法。

和病人实际接触后，刘力红发现病人普遍感觉胸闷气短，大部分都在吸氧。有的病人在做完抗病毒治疗后病情并没有起色，这就导致了不少患者的焦虑情绪。刘力红想到，刺法中或许有办法解决。

于是，刘力红对第一个问诊的病人就用了针。隔着护目镜看的不甚清楚，这个针真还不知道究竟刺没刺在穴上，所以他的心一直悬着。

给病人扎针。

但第一位病人很快反馈到，自己胸肺部就像是“原本堵车的马路一下畅通了”，轻快不少。这给了刘力红及其团队很大的信心，更坚定了“针药并用有效”的想法，开始对每一个同意用针的病人进行针刺治疗。

刘力红介绍到，此后，经过他们针刺治疗的病人症状都有缓解，无一例外。

 针刺带来的疗效，让武汉市第八人民医院痔三科里的中医和西医“气氛越来越融洽”。

“一开始人家（西医）不太看好你，认为你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刘力红回忆到，初上一线时，病房里来来往往着各个科室的医护人员，但都对他们的行动并不太在意。每天，有人带着他们进病房，但双方并没有什么交流。

但当看见针刺治疗有效时，病房里的医生护士“眼神变了”，让刘力红感觉亲切温暖了不少。

开始有护士主动帮助他们取针。一次性的针被严密地包装在盒子里，刘力红和团队成员戴着手套，取针很不方便。而使用镊子，正是医院护士的长项。于是，就有护士主动在一旁用镊子帮忙取针。

给病人扎的针要等40多分钟后拔下。起初，刘力红需要自己监控时间，但这样效率不高。后来，护士们将拔针的工作也揽了过去：刘力红只需要负责给病人施针，时间一到就由护士拔针，这样他就能多看几个病人。

给病人做检查。

每天上午，刘力红和队员在病房为病人施针；下午，他们回到酒店讨论病例。渐渐的，下午也会有医护人员找他们帮忙扎针。“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作量很大，累到直不起腰，长时间戴口罩对肺部也有伤害，他们也是看到的确有疗效所以来找我们。”

刘力红介绍到，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有一些共性。对于没有条件专门问诊的患者，根据共性按照一个药方统一配药，也是一种办法。他们观察到，志愿者、酒店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长期佩戴口罩，肺部浊气无法正常排出，会对身体造成一定损害，便制作了一些清宣理肺的中药分给大家喝。后来，在江阴市一家药厂的帮助下，将中药汤剂制作成可以冲服的颗粒进行分发，“很受欢迎”。

发放爱心防疫汤。

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刘力红和队员也到了该离开的日子。不过，他们没有收到像“国家队”收到的那样的鲜花和掌声，和来时辗转一样，回程也一路艰辛。

3月下旬，刘力红他们带着江岸区政府出具的通行证准备离汉。到达离开武汉的高速路口时被告知，必须有湖北省指挥部的通行证才可以离开武汉。刘力红见状立即给酒店打电话：“东西先别收，我们有可能还得回去。”

经过多方协调，高速入口的执勤人员终于放行，他们得以离开武汉。其实，比离开武汉更为艰难的是“去哪里”的问题：他们需要提前对接好愿意接收隔离的地方开具接收函，才可以离开。这一过程也是历经曲折。

民间中医团队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刘力红说，能够上一线的民间中医团队都是领域内非常优秀的。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很多民间中医团队并不能看诊，而是被分配去做核酸检测、分发药品等工作。像他们这样可以自主看诊、治疗，已经属于是在武汉的民间中医团队中“顶级”的工作条件。不过，刘力红坚信，只要中医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就一定能赢得尊重。

刘力红认为，这一段经历很值得，“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医生，能在疫情中到最前线救治病人，看到病人在治疗后病情好转，是非常欣慰的。”

南都记者马嘉璐  发自北京

编辑：潘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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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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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观察者，解码军情，纵横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