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开始，湖北仙桃市的驻村干部们有了新任务。除了要做好防疫外，还要入户走访摸底脱贫情况，帮助各位贫困户复产复工和春耕备耕。而在疫情较轻的省份，这项工作2月底就已开始了。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表示，“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本来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新的挑战。”

距2020年结束仅剩260余天，中国还有551万人未脱贫，200万人有返贫风险，300万人有致贫风险，能否兑现2015年的脱贫承诺引起关注。

3月中旬的入户调查前，陶治君准备了三个表格。陶治君是仙桃市剅河镇左脑村驻村第一书记，这是一个以扶贫为主要职责的岗位。他的三个表格包括：春耕备耕入户调查表、返乡滞留人员就业需求调查表、贫困户风险防范调查表。

疫情对不少贫困家庭的收入影响较大。在往年，元宵节前后就有人陆续外出打工，但今年直到3月初，全国外出跨乡打工的贫困人口只达到1420万人，为去年同期的一半。严格的社会隔离与防疫措施，也使得农资供应和农产品销售一度受阻。停工月余，他们的存款在无形中消耗。

复工初期，这项工作并不顺利。一位扶贫干部告诉南都，一些贫困户此前打工的工厂并未开工，他们也就无法复工。还有人在外开了小作坊，疫情没控制也难以出去。疫情风险降低后各地虽重开大门，但也出台了不同的防控、隔离要求，为搞清楚各地的要求，他们也要费一番功夫。

对贵州省黔东南州某村的驻村干部陈佳睿来说，这项工作开始的更早。贵州疫情相对较轻，2月11日，他们就开始通过微信群、QQ群等渠道通知贫困户县内的招工事宜。2月下旬，他们开始入户调查和宣传招聘信息。

3月1日，杭州高虹镇的党员志愿者在暖心驿站的信息发布栏边给刚刚抵达的外来务工人员介绍招工信息。新华社 图

据她介绍，当地贫困户此前主要前往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打工，不少人都有自己的务工渠道。随着管控解除、企业复产，一些人回到了原来的岗位。此外，他们也联系、汇总其它省份和县市的招聘岗位，供有外出打工意向的贫困户挑选。

“不仅政府在做工作，企业有需求，我们这边也有人，”南部某省份的一名扶贫干部赵航告诉南都，2月底左右当地就已恢复劳务输出。在确保贫困户不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后，送他们出去打工。

据赵航介绍，除了自行返工的外，企业会联系当地政府提供招聘信息，当地政府也会帮忙招聘。“有电话就能对接，过程很简单，我们也很愿意做这件事，涉及脱贫攻坚大家都很重视。”

“虽然和疫情防控有一定冲突不敢放的太开，但随着市场复工，这部分推进的还是挺快的。”赵航回忆，到三月中旬，有外出务工意向的贫困户基本都已返工。

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3日，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总数已达到去年的82.15%，较一个月前增加了800多万人。

虽然外出务工率在一步步攀升，但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仍有427.67万人有外出务工意愿却尚未复工。多名基层扶贫干部也表示，一些人因担心被传染、薪资不理想、工作不满意、孩子未开学等原因选择暂不复工。

对于扶贫干部来说，也要关注这部分群体的生计问题，若长期没有工作，他们就有可能返贫。据陈佳睿介绍，对于未外出务工而影响收入的贫困户，他们会分析各家条件，在征求本人意见后安排公益岗位，如护林员、保洁员、管水员、光伏电站维护等。

“先让他们临时工作一两个月后再出去，对他们就不会有很大影响。”陈佳睿说。

据了解，多地都采取了以公益岗位为贫困户提供临时就业的举措。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设置公益岗位让贫困群体以工作获得收益是各地成功的做法。

“开始时有的地方就是直接给贫困户发钱，现在我们让他拐弯，”刘永富表示，贫困户参与的公益性岗位，每月工资可在数百元左右，也能解决护路、护老、保洁等公益活动需要。

他强调，今年受疫情影响，要加大对公益岗位支持力度，但也要逐步规范，避免出现政策“养懒汉”的情况。

除了外出务工，疫情也影响了农产品销售。河北的一名扶贫干部告诉南都，此前物流、生产停滞，农产品难以外运销售，当地的水培蔬菜、茶叶等存在滞销现象。陶治君所在的左脑村也有贫困户稻谷滞销，为此，陶治君和工作队员多方联系粮食公司协调送检、收购。

据了解，多个网络平台也都开通了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去年火过一轮的扶贫干部直播带货，这次疫情中也在销售农产品上发挥了作用。湖北英山县委副书记、县长田洪光就在4月初走进直播间，推销当地茶叶。

4月7日，四川省丹棱县县长黄秀航（右）坐在爱心助农直播平台前，感谢全国各地网友支持当地农业。 新华社 图

在直播的后半程，田洪光呼吁请广大网友支持英山云雾茶，“因为这小小的一片茶叶，承载着我们贫困县英山人民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大家每消费一份茶叶，都是对我们英山的一份爱心扶贫。”

前述河北的扶贫干部告诉南都，通过网络直播带货、扶贫产品销售活动等，当地滞销的农产品已基本销售完毕。

“面对今年的疫情，已脱贫人口返贫的压力，还有边缘户的致贫压力是一定增大的。”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副司长王春燕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当前和今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两部分群体加一起，与未脱贫人数相当。

多名扶贫干部也向南都表达了对贫困户返贫的担忧，如长期停工收入大减，突发疾病等。“还是有点担心的，毕竟不能实时了解外出务工的贫困户情况。”但也有人认为，随着复产复工的推进，等6、7月左右贫困户全部复工，返贫的压力也能缓解。

值得注意都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也在近期发布了《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家庭为单位，主要监测建档立卡已脱贫但不稳定户，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

现行的农村脱贫攻坚标准涵盖收入、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等多个指标。刘永富此前透露，今年的收入标准定在人均年收入4000元左右。

随着多年来的扶贫工作，两不愁和三保障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赵航告诉南都，从当前的扶贫进程看，收入是硬指标，“你必须达到这个线，达不到就一票否决。”

从刘永富此前公布的数据看，根据建档立卡信息，已经脱贫人口的人均收入超9000元，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这种情况下，哪类群体更可能出现大家担心的返贫或新发贫困？

据多位扶贫干部总结，家庭里出现大病患者、存在残疾人、老人没有子女照顾、家庭中没有劳动力等情况，都是返贫或新发贫困的高风险群体。公开资料显示，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的比例达到45.7%。

赵航称，对于这类人群，通常纳入低保实现社会兜底。如果家庭未达到领取低保的要求，也会帮忙安排无法外出务工的家属在照顾患者之余打些零工，或联系企业捐助。

陈佳睿也告诉南都，公益岗位会优先安排给边缘贫困户或返贫风险较高的家庭，在政府托底的同时，也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避免坐享其成。

4月10日，工人在云南怒江大兴地镇维拉坝珠海社区数据线加工扶贫车间工作。 新华社 图

由此，对基层来说，如何及时找到返贫和新发致贫群体就十分关键。赵航告诉南都，驻村干部会定期走访了解情况，以此找到可能返贫或致贫的家庭，并在村内研判后上报，“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来帮他解决问题”。

《意见》也提出，以县级为单位组织开展监测，通过农户申报、乡村干部走访排查、相关行业部门筛查预警等途径，由县级扶贫部门确定监测对象，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实行动态管理。

距2020年结束仅剩260余天，除了脱贫攻坚关注的吃不饱、穿不暖等基本生存问题，基层、学界也开始思考“后扶贫时代”如何开展工作。多名扶贫干部均告诉南都，他们平时也会就此交流看法。

刘永富此前也强调，2020年后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贫困了。“中国的扶贫工作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下一步我们还要解决发展差距的问题，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的四中全会在中央全会层面首度提及“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随后，今年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及研究如何解决相对贫困，做好顶层设计等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在今年2月发表的论文中分析，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具备以大规模转移支付扶贫的能力。

“因此， 2020 年之后，通过动员贫困群体自力更生、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依然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他分析，长期沿用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可以纳入乡村振兴框架。

这也与一些基层扶贫干部的思考不谋而合。在赵航看来，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或将成为他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陈佳睿也表示，目前村里的基础设施，包括了幼儿园、卫生室、公共道路、冷库、大棚等已建设的比较完善，未来要思考如何激发村民的内在动力，让村民有活干的同时，提高产业的利润率。

4月10日，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银堡村坝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和周边村民在辣椒种植基地里劳作。 新华社 图

“目前空壳村现象比较严重，年轻人全都出去了，不愿意呆在村里。”赵航表示，老年人的照护、发展产业的劳动力，都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可通过企业或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集中发展产业，吸引在城镇的年轻人潮汐式流动、务工。

此外，陈佳睿认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应当在未来纳入考虑。在她的观察中，虽然孩子小时候大家都很重视教育，但大多满足于初中毕业，随后外出打工。

她认为，未来应加强措施鼓励农村的孩子读大学，“随着社会进步，还是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教育这块要继续再做。”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佳睿、赵航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马嘉璐 发自北京

编辑：潘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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