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此次大流行疫情的唯一办法，是开发有效的疫苗在全世界接种。”4月15日，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在盖茨金基会举行的媒体线上研讨班上说道。

自世卫组织宣布大流行以来，新冠病毒已扩散至213个国家和地区。近期，病毒在中低收入国家骤增的暴发风险也引人担忧。

哈切特强调，世界应提前做好生产准备、扩大生产规模，在疫苗研制成功后快速产出数亿乃至数十亿份疫苗。哈切特也关注未来的疫苗可及性，呼吁在全球建立公平的分配体系，并优先提供给医护人员、老人、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等高风险人群。

4月11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质量检定部门对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进行杂质检测。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据CEPI统计，截至4月8日，全球共有115个候选新冠病毒疫苗正在研发。其中，78个疫苗已得到确认，37个尚未通过相关渠道确定研发状态。大量疫苗研发企业都表示会在2020年内开始人体试验。

人类社会已将疫苗研发加速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2016年，科学家历经190天才将寨卡病毒疫苗注射到第一名临床试验志愿者体内，在当时，研究者称之为“闪电般快”。

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基因序列公布60多天后，美国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就进入一期临床试验。随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启动临床试验，并在4月9日启动2期临床试验。

成立仅三年的CEPI旨在提高国际社会的疫苗研发速度。彼时，因世界应对缓慢，发生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造成11000余人死亡和超过530亿美元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CEPI的首席执行官哈切特希望，人类社会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上能实现三个目标：速度、规模、可及性。除了尽快研发疫苗，研发成功后也要加大生产规模尽快满足全世界数亿乃至数十亿份的需求，“不管是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贫穷国家都需要疫苗。”

为此，人类社会需要做到什么？

“如果我们想要加快研发的周期，全球在疫苗研发领域的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哈切特表示，需要确保研发者有足够的工具和资源，同时，标准和模型对于疫苗研发也很重要。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全球合作的重要性。随着疫情在各国的暴发与控制，这也给后续的疫苗临床试验带来难题。

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此前在北京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疫情大幅降低给疫苗评价带来困难，要考虑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进入其他国家评价。

科兴控股旗下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日前经国家药监局批准进入一期临床试验。这是中国第三个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2004年，该公司研制的SARS疫苗曾成功完成一期临床试验，但因疫情结束、资金不足等原因研发被迫终止。

通常来说，一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的安全性，二期临床试验初步确定疫苗在人群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并确定免疫程序和剂量。

到三期临床试验，通常需要观察一个流行周期中，疫苗对易感人群的保护率。也就是说，随着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可能无法在国内完成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成功开发的备选疫苗需要在其他有新冠疫情的地区进行临床试验，中国在这个阶段与CEPI、Gavi、世卫组织合作至关重要。”哈切特表示，多方合作能够推进疫苗有效性评估，让全球可以尽快用上疫苗。

哈切特也呼吁各国尽快提供对疫苗研发的资金支持。

据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介绍，疫苗的开发是一个长期并且昂贵的过程，其间的失败率很高，需要好几个待选疫苗以及很长时间才能生产出一个获得许可的疫苗。

据介绍，由于成本高昂而且失败率很高，开发商一般会遵循一个线性步骤，其中会有针对数据分析或者生产过程检测的多次停顿。而快速开发疫苗，需要迅速启动，并在确定一个步骤成功之前，平行进行多个研发步骤，这将导致经济压力陡增。

应对大流行的疫苗开发流程。来源：《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中国在研发新冠疫苗时，也采取了这种平行开发的模式。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志军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苗研发过程中，很多研发步骤由串联改为并联，研审联动，滚动提交研发材料，随交随审随评。在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通过无缝衔接，大大提高了研发的效率和审评的效率。

哈切特表示，未来十几个月中，全球可能需要在疫苗研发中投入20亿美元，而目前，该组织获得了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我们还有很多资金空缺需要各国支持，这样才能够尽快达成目标。”

而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看来，与全世界制造、采购、分发疫苗所需的资金相比，20亿美元只占到一小部分。

Gavi是一个成立于2000年的国际组织，致力于让生活在最贫困国家的儿童也能用上新的、未被充分使用的疫苗。2002年，Gavi曾和中国政府共同筹资7600万美元，支持中国西部和中部省份的国家级贫困县儿童注射乙肝疫苗。2015年，中国从受援国转变为Gavi的捐助国。

伯克利表示，候选疫苗、注射剂量、制造商数量等因素，都可能使得疫苗所需的费用翻倍。除了早期促使疫苗生产的启动资金，随后还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全球采购。“这将需要更多的资金，”他表示，全球可能需要80亿美元甚至280亿美元用于相关工作。

不过，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支持疫苗研发和生产就显得很有“性价比”。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收缩3%，这一预测的基础是，假设疫情在2020年下半年消退，防控措施可以逐步取消，各国的政策支持会帮助经济活动恢复正常。

这份报告也强调，2021年仅能实现部分复苏，流行病危机造成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9万亿美元，大于日本和德国经济之和。

“疫苗的研发资金非常关键，疫苗的研发成本比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小得多，我们希望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疫苗研发上，我们需要尽快推进备选疫苗的研发工作。”哈切特解释。

多位与会专家也强调，各国应提前准备好用于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产能，以在研发成功后第一时间投产。

哈切特表示，在非全球流行的情况下，疫苗供应最大的挑战是价格，要看需要接种的人群能否负担。而在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疫苗可及性的障碍来自于数量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挑战。

“我们在疫苗开发时就要考虑好这些问题，才能做出有效应对。”他说。

他表示，CEPI有意识布局、支持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包括RNA或DNA疫苗，病毒载体疫苗、蛋白质疫苗等。有的疫苗在临床试验阶段进展较快，有的在量产能力上更为优秀。

据《自然》报道，灭活病毒疫苗工艺已相对成熟，但合成纯化高浓度的新冠病毒需要P3级别的安全设备，而这类设备非常稀缺。基于RNA或DNA的疫苗工艺相对简单更易规模化生产，但尚无采用这种方法制备的疫苗被批准用于人类疾病。

在提高产能的同时，也要保证疫苗的量产能力可在世界各地复制，“这样我们一旦有高质量的数据确定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尽快满足全球需要。”哈切特解释。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也强调，如果等到疫苗研发好再准备生产会比较慢。例如，中国的疫苗产能很大，但也需要生产其他疫苗以满足基础免疫需求，这部分产能并非空闲。

“希望大家早期做这方面（疫苗产能）的投入，哪怕最后有一些生产方面的投入是浪费的，但是过程中省下的时间以及减少的国民经济损失也是完全值得的。”她说。

值得一提的是，公开资料显示，国内的中生集团、华兰生物、科兴中维等企业已开始建设新冠疫苗生产车间。

据悉，北京市政府在位于大兴区的生物医药基地协调出一处建筑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厂房，提供给科兴中维用于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建设。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也在3月末宣布，在武汉市江夏区建设生产车间和实验楼，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和生产。

随着疫苗研发、生产的推进，未来如何分配疫苗也引起关注。

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丽贝卡·温特劳布（Rebecca Weintraub）此前表示，疫苗可以保护接种的人免受感染、减少传播，并以此保护未接种疫苗的人，这被称为“群体免疫”。而公平分配疫苗对实现群体免疫至关重要。

哈切特也表示，疫苗的分配和接种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同人群对新冠病毒的风险并不相同，医护人员、老人、患有其他疾病的人需要优先获得疫苗。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享疫苗也将是未来争议的焦点。杜克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中心教授盖文·雅米(Gavin Yamey)撰文警告，富裕国家垄断疫苗而抛下贫穷国家将是一个严重的风险。

他举例，2009年H1N1流感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富裕国家从制造商获取了大量订单，结果是贫穷国家获得疫苗的速度更慢、数量更少，无法为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

雅米认为，全球需要一个公平、透明且为结束大流行而量身定制的分配系统。例如，合理的做法是，首先将疫苗分配给医护人员和疫情不受控制的国家，再分配给老年人和医疗弱势群体，最后是全部人口。

“自私自利将颠覆我们为一劳永逸地遏制这一流行病所做的全球努力。”雅米警告。

哈切特也强调，全球流行可能会持续数年，各个国家可能会遭遇多次疫情暴发，疫情得到控制后会卷土重来。所以各国需要建立一个在疫苗研发后数年内都能运作的公平的全球分配制度。这个体系需要资金、管理、以及全球的支持和协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体系，但是我们要尽量地做到公平。”

采写：南都记者宋承翰 发自北京

编辑：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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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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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