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谷歌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心头肉，投入了2年半的旗舰级项目却最终被放弃。

谷歌系公司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在加拿大多伦多打造“未来城市”计划的折戟，再次揭示了打造整体智慧城市的系统复杂性。在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袁峰看来，这个失败案例对国内智慧城市行业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谷歌设想的多伦多滨海区未来城市

从雄心勃勃到一拍两散

“伴随极大的悲伤和失望，我们宣布人行道实验室将不再从事多伦多的码头区项目。”这是专门为多伦多项目成立的子公司“Sidewalk Toronto”，5月7日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的一句话。

如果了解谷歌系对多伦多项目的重视程度和已经投入的资源，或许不难理解这种心情。

2017年10月，作为谷歌兄弟公司、谷歌系探索智慧城市领域的主要分支，刚成立两年的人行道实验室被加拿大政府实体多伦多滨水区(Waterfront Toronto)选择为开发合作伙伴，目的是在多伦多滨水区一块大小为12英亩的土地上建造一个高科技社区。

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这是在总理特鲁多支持下多伦多800英亩创新开发计划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试点试验作用。

人行道实验室和谷歌母公司无疑对这个项目寄予了厚望。这不仅体现在项目伊始谷歌系就注入了50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并在其后陆续向当地投入组建了一个30人的开发团队，还体现在签订协议时谷歌系宣布的许多雄心勃勃的蓝图。

这个蓝图描绘了一个具有全球示范性和竞争力的“完整的未来创新社区”，具体包括11个支柱型的智慧城市计划，其中不少“脑洞”令人印象深刻。

包括用自动驾驶和冬天可以自动加热的自行车道彻底取代社区内的私人车辆；模块化、大量用木材和传感器建造的房屋；以及发达的地下物流机器人配送网络等。

人行道实验室还为此绘制了大量精美的手绘图，并在2019年6月形成了一份名为“明日多伦多”，长达1500余页的项目规划书。

然而，在项目展开之后，却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争议。反对者主要围绕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问题，以及城市项目的开发管理权力问题展开批评。

据美国城市新闻媒体《Curbed》报道，虽然该项目在2019年下半年进入了计划评估阶段，人行道实验室谋求的190英亩扩张项目区域却被驳回，且被限制了数据获取和使用，并被迫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而不是牵头建设。

2020年5月7日，这个已经展开了2年半的项目由官方正式宣布终止，人行道实验室和多伦多最终一拍两散。这个谷歌系智慧城市旗舰级项目的失败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社会争议下商业逻辑的破产，项目死于“没钱赚”

在人行道实验室首席执行官Daniel L. Doctoroff5月7日发布的声明中，对于为何放弃这个已经投入了两年半的重要项目，原因是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将无法达到预期的未来城市目标效果。

不过，从上文回顾的项目开发过程不难发现，事实上在两年半间该项目一直处在争议之中。

舆论争议的焦点也并非CEO归因的商业经济方面，而主要围绕数据隐私和城市管理权力问题。

• 导致这个项目终止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

• 社会争议与商业经济因素是否存在联系？

南都科创记者联系了国内智慧城市领域研究专家，广州中科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袁峰。

在他看来，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结构设计问题，存在“先天缺陷”，而疫情、经济不景气等不是根本原因。

“其实这个项目双方的诉求一开始就没有达到一致。”袁峰认为，项目中政府一方想要的是一个未来城市，而且代表市民提出的要求是，隐私要保护，数据运营要限制。“但是Sidewalk作为一个企业，必须要考虑盈利，考虑商业模式的事情。”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即便企业可以接受短期不盈利，也一定需要长远的商业考量。对于多伦多这个项目来说，袁峰认为，Sidewalk可能的商业考量主要在于数据运营，以及谋求更大的项目范围，而这两项都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如果数据运营不能开展，商业模型就跑不通。另外12英亩的面积太小了，连一个一定规模的园区都算不上。”他说，受限于项目面积，例如智慧交通等很多应用场景和运营模式就很难开展，因此该项目只能作为一个试验田，本身是无法盈利的。如果不能由此谋求到更大的项目区域，商业逻辑也无法打通。

因此袁峰认为，多伦多码头区项目的失败是供需双方诉求从根本上没有达成一致，从而使这个由企业主导的项目商业逻辑破产的结果。

“背后是否有未公布的双方对未来商业模式设计的内容，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就公开内容来看，（这个项目）的商业模式不成立。”袁峰说，“如果多伦多政府希望找一个只贡献不索取回报的企业，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启示

智慧城市是一个涉及多方协同的复杂系统工程

袁峰认为，谷歌系智慧城市项目的折戟，对于国内智慧城市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参考意义。虽然国内外国情和智慧城市发展现状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存在很多相似性。

在他看来，智慧城市涉及到政府、产业链各方企业、用户（包括使用智慧城市服务的企业和市民）的多方协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从智慧城市发展初期和基础设施的层面来看，企业对接政府需求是主要部分，也是主要的出发点。如果企业和政府对未来城市的规划、期许和投入不能达成一致，都会给理想的实施效果带来障碍。

而这次事件也提醒国内智慧城市行业企业，在启动智慧城市项目前设计好整体商业运营模式的重要性。同时袁峰特别强调，商业模式运营和智慧城市技术是同等重要的“两条腿”，他也不同意过于重视商业运营而不重视技术研发的观点。

根据南都大数据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与城市融合度报告》研究显示，受5G、物联网等技术推动，国内智慧城市的应用步伐正逐渐加快，智慧城市的功能正呈现出多样化趋势。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智慧城市群。

12月4日，由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和广州信息协会联合主办的《2019智能+驱动创新协同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研究显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许多城市领域迎来了智慧化改造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安全、智慧政务、智慧教育等领域。

以广州市为例，《报告》收集了20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分别由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城市细分场景展开科技应用，如城市地铁、社区养老、公共空间安检、中小学校园等。

谷歌系公司Sidewalk Labs当初预期的是整体打造出一个“未来城市”，这与国内目前局部推进的智慧城市应用路径有着明显不同。

袁峰认为，智慧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应用领域，各个局部的智慧化，在互联网+的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应用，也给城市效率和市民生活的提升带来了不错的效果。

但他同时提醒，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有些工作是需要进行全局统筹布局的，政府在其中的主导和平台作用非常重要，局部推进最好要在统筹的顶层规划之下，服从全局设计。这样才不至于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引发新的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

编辑：任先博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专题】寻找智慧城市的“金钥匙”

本文作者

徐劲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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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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