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大运营商被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消保委约谈。据悉，消费投诉受理内容主要集中在不知情定制、骚扰电话多等。

这些问题背后，个人信息泄露是主要原因，而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往往处于举证难、维权难的境地。

“对于因个人信息泄露被侵权的公民个人而言，既没有能力去追查侵权方获取其个人信息的来源，又难以专门抽出时间精力通过诉讼等途径维护个人权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迟日大提出，应探索完善个人信息非损害类侵权行为的救济途径。

具体来说，要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关，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信息侵权举报平台，予以被举报者个人信息来源强制公开义务，赋予公民个人对非公共部门收集个人信息具有自主删除权利等。

此外，迟日大还表示，在个人信息的收集方面，企业等非公共部门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坚持最小化收集原则，同时不得因被收集者拒绝提供个人信息而影响服务的内容和质量；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则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他还特别提到，应强化公共部门的自我规制义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往往具有强制性，且收集的范围更广、内容更为具体。因此，应赋予其更为严格个人信息保护和自我规制义务。”

疫情期间，上至卫生部门、教育部门，下至小区物业、超市药店，无一不要求登记个人信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都是必填项。既给公民带来了重复填报的负担，也容易因为管理不善导致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因此，迟日大建议，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探索建立统一的公民个人信息平台，直接实现在各公共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共享，并由一个确定的主体负责收集、提供和保护，避免对个人信息多头收集、多头管理造成的不便。

南都记者了解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形成草案稿，将及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十分必要，这对于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迟日大强调。

采写：南都记者蒋琳

编辑：程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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