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伟民:地方不要单纯追求经济增速,也应更重视六稳、六保

南方都市报 • 察时局
原创2020-05-23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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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面对疫情后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央未提出经济增速量化目标。在此背景下,地方该如何调目标、稳经济?拉动消费的短期和长远着力点在哪?此次直达基层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如何落实?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接受了南都专访。

杨伟民认为,今年中央层面不设GDP增速量化目标,对地方也有很好的引导作用。疫情后地方不应单纯追求经济增速,可修改原定的经济增速目标。

他提到,增发的1万亿赤字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直达基层,可提高财政传导机制的效率,同时也需要注意财政纪律,加强监督和审计。这种创新转移支付机制也说明,目前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有需要改进之处,应赋予地方财政更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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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南都记者 黎湛均 摄

而对接下来中国如何稳经济,杨伟民认为,在强调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当下,也千万不能盲目放弃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短期内对经济带动不会很大,当前我国最有优势的还是传统产业。

谈政府工作报告:

建议赋予地方更大的财政自主权

南都:今年中央不设经济增速的量化目标对地方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地方应该怎么调整经济目标?

杨伟民:我认为中央层面不设增速量化目标,对地方也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我注意到多数地方之前已经开了当地两会,增速目标已经确定了,但我觉得根据疫情发生以后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可以修改原来的目标。

在当前情况下,完全追求疫情发生前确定的目标难度确实很大,各地还是应该按照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把“六稳”“六保”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而不要单纯地去追求经济增速。

南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新增的2万亿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为何要这样做?如何保证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杨伟民:目前基层财政确实面临一些压力,我认为中央此次出台的政策应该在相当程度上能缓解地方财政问题,支持基层做好“六保”工作。

这也是一个创新性的做法,从中央直达县市基层,省去了省市级政府的中间环节,不用层层下拨,可以提高财政传导机制的效率,使财政资金立刻发挥作用,以最快的速度用于地方“六保”。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加强财政纪律,加强监督、审计。

这也说明,无论我国的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上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认为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中国有2000多个县级单位,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

举个例子,如果按专项的转移支付要求,这笔资金只能种树,但是有些地方可能不适宜种树,需要更多资金解决其他问题。所以如果给地方更大自主权,根据地方的实际统筹安排,能够更好地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谈产业升级:

我们千万不能放弃传统产业

南都: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像口罩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对一个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您认为在强调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传统产业在未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杨伟民:这个问题也是我特别关注的。经济走向高质量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要去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在整个经济当中的比例和带动效果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很大,它有一个逐步发展、逐步发育的过程。

目前我国最有优势的其实还是传统产业,这次抗疫过程当中,充分显示了我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的优势,比如防护用品的制造能力迅速提高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都是由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及改革开放之前所建立的强大工业基础和物资基础支撑起来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简单的一关了之,我也反对一些地方盲目关停传统产业等做法,我们的就业主要还是依靠传统产业。

进一步严格来讲,我觉得不应有“传统产业”这个概念,有的只是传统的产品。比如食品产业,它是传统产业,但只要不断创新,就能有新的产品。人总是要吃东西的,不能把食品工业丢掉。

南都:怎么样激发传统产业的市场空间?

杨伟民:关于传统产业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需要提高质量。从大的方向来讲,一方面要转向绿色化,用更加绿色、更加环保、更加低碳和更加可循环的方式来生产,减少污染。另一方面要转向数字化,更多地利用数字技术、工业互联网、5G技术来改造和提升效率。

谈拉动消费:

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救助低收入群体

南都: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的消费增长同比大幅下滑,去年年底您曾经提出过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居民的高杠杆。经历这次疫情后,您对国内消费不足有没有新的判断如何扩内需促消费?

杨伟民:最近几年,消费增长率实际上是在下滑的。我国长期存在一个老问题,消费力增长滞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被房贷绑架,每个月都要拿出一定支出还房贷。

另外,3亿多农民工因为无法在城市落户,只能回老家养老,于是就用一生积蓄回老家盖房子,也就没有余力扩大消费了。他们本来收入就不高,而房子按现在的政策规定又是不能转让,不能变现的,这也是城市化政策还不够完善的一个表现。其次农民本身收入水平还比较低,靠一亩三分地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很难得到高收入。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培育了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支撑着我国消费主要力量,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现在的收入结构还是金字塔型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变成一种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使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有8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市场将比现在扩大一倍,一些大家认为过剩的可能就不过剩了。

在疫情影响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减少,也会影响到消费。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要强一些,但对低收入者来讲,就会很困难。所以更需要把民生放在重要位置,最应该救助的就是这样一些群体,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也带动消费。

谈城市化:

发展城市群可避免“城市病”

南都:农民工进城是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潜力,但与此同时,许多中心城市还存在着交通拥堵、教育资源不足等“城市病”。如果数亿农民工成为新市民,如何解决城市承载力问题?

杨伟民:所谓的“城市病”,我们首先要看具体城市存在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城区”的概念,大量的县改区使得很多城市行政区域划进了北京、上海,而从社会学或经济学来看,真正定义的城市是指北京的中心城区,大概是五环内700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比如我们常说北京交通拥堵,但其实是中心城区拥堵,非中心城区可能只有节假日才会拥堵。

以世界城市群为例,日本东京是东京本身23个区,再加上周边的几个县,形成一个大的都市城市群,这样它至少缓解了一定的交通拥堵。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

所以关键是要发展城市群,把中心城市一些功能疏解到周边城市,既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能够提供精准化的公共服务,也能很好避免“城市病”的一些问题。 

 

南都记者林方舟 实习生韩佳良 发自北京

编辑:程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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