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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专访16000多字，将分三部分呈现。

本期人物：

董关鹏，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他是2001以来我国官方举办国家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和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与应急管理实务系列培训骨干专家和主讲教师，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处置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和传染病疫情等现场和前方咨询专家团队重要成员。

身为国新办新闻发布专家组成员的董关鹏教授，于1月下旬应邀成为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处置专家组成员，参与指导和支持每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等工作。2月12日，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安排，作为中央指导组随行新闻发布专家前往武汉，并承担湖北前方新闻发布指导工作。

6月7日，全景记录中国抗疫历程白皮书对外发布，这份3.7万字白皮书的背后，是14亿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这份“战疫”烙印对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董关鹏来说，更是亲历见证了中国疫情发布机制发展。

此次白皮书专门提及，中国建立的疫情发布机制在发布权威信息方面，速度、密度、力度前所未有，并称这是中国建立新闻发布机制以来，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布机制。

作为曾经在武汉45天，亲历44场武汉发布会的中央指导组随行新闻发布会专家，董关鹏在武汉一线见证了新闻发布的台前幕后。

对于此次疫情发布机制，“有效”是董关鹏对新闻发布制度直截了当的评价，“不仅当时有效，而且长期有效。”董关鹏说。

过去十余年，他一直被称为新闻发言人的“老师”和“教练”，而这次在前线的45天里，他与国家和湖北省新闻发布团队一起促公开、保透明，甚至把帮助发布人精准发布信息的“实务工作坊”开到疫情发布的阵前、会前。

疫情期间，国新办首次将发布会“搬”到武汉，记者提问采取远程视频连线。

在他看来，再难也要坚持每日发布，再累也要充分准备。海量信息时代的新闻发布不应该只求一日一时的成效。只要坚持直面问题、回应关切的每日发布，最终会获得理解。

谈及这40多天的感受时，董关鹏告诉南都记者，最大的体会就是，新闻发布是个好制度。无论是开发布会、接受采访、还是发布白皮书，新闻发布作为一项制度要推广、要扎根、要坚持。

“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越是在危难时刻，就越是既要做好、也要说好，让人民安心。”董关鹏说，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的一线领导干部，再忙、再累也要每天拿出专门时间向公众发布；再难、再苦也要直面问题、充分准备的开好每场发布会。

此次疫情新闻发布机制有哪些经验值得今后借鉴？董关鹏专门提及“九个字”，即“时间轴、逻辑塔、证据链”，并希望能获得最多采纳与应用。他认为，6月7日发布的白皮书，是此次发布经验的集大成者，也是对以上“九个字”的再次拓展与升华，让事实与科学脱颖而出。

以下为董关鹏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全文（三）：

南都：作为见证和推动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学者，如何看待新闻发布制度这一路发展？

董关鹏：我认为，今天的新闻发布制度是取得了非常大进步的，而且国家队和很多经验丰富的省市队伍是精干的、负责的。白皮书里的说明和很多专家的评价我们都看到了，本次抗疫中，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召开了更多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无一日不发布、无一日不公开，京鄂两地联动的每日发布在数量上、质量上、科学成分的含量和坚持的时间跨度上都是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国家的。

说来话长，我是从2001年秋开始参与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和推广的过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到清华大学工作，我所在的团队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委托开始研究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应急新闻发布机制和对我国应急新闻发布策略的建议。与此同时，我们被要求边研究，边举办传授知识、收集反馈、完善方案的高级研讨班。所以我说，2001年到2003年是这个制度近年大发展的“准备期”，当时我们承办了后来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前身，叫“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那两年的研讨班关注了三个焦点，第一是新闻发布和政务公开的常态制度安排，第二是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舆论引导全过程实践，第三是新媒体在新闻发布过程中的应用。

2003年秋，大家熟知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正式启动，一直办到2006年，覆盖全国、深入人心，制度的普遍建立基本上达到了，应该说是局面打开。但是这时候，我们发现各地仅仅依靠举办新闻发布会进行常态和应急舆论引导的实践，不能够满足媒体和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所以在2006年又举办了为发布会后提供纵深采访支持的全国“采访线”工程系列培训班，也就是要求发言人不仅在发布厅里开发布会，还要在发布会前后为记者提供深入采访的便利，带着记者对会上提到的内容进行纵深式了解，由平面和静态转变为立体而动态的发布“线”。 2010年，中央连续举办多个层次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从党到政、到企业、到社会组织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已经全面建立。我们欣喜地看到，新闻发布让国家治理的透明公开再进一步。

然而，2011年“723动车事故”那场发布会暴露出来两个问题，引起了领导、发言人同仁和专家们的普遍重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常规发布强，应急发布弱；二是对新媒体的特点和风险了解不够，方法和技巧掌握不足。这时候，出现一些专家和媒体人认为新媒体技术会颠覆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名无实”。在一定程度上，那一两年，很多一线发言人和专家都在反思，其实也是在默默地向新媒体技术学习、向中外创新前沿借鉴。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之后，根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总体要求，新闻发布工作很快适应了来自新媒体的挑战，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理论拓展、实践升级。作为一项制度，通过一系列中办、国办文件和条例修订等提出的要求，新闻发布工作全面提升。2013年以来的这些年，国务院新闻办每一年举行新闻发布会数量都在持续攀升，而质量也在大幅度提升。

新闻发布的课程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党校学习的必修课程，一些创新的高级培训课程也被引入他们中间。比如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分管应急和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被邀请和他们的省安监局（厅）党组书记、局（厅）长和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网宣和外宣的副部长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共同学习一周实践，题目是“如何做好应急新闻发布工作”，学员们牢记“通过提供信息的方法引导舆论、通过服务媒体的方法获得媒体的理解和配合”这样的宝贵经验。及时提供信息、真诚服务媒体从此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一线官员们的共识，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一项工作的长久持续发展，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三十一个省区市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一个新闻发布做的很好的单位，也可能会因为干部新老交替、部门职能调整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制度安排、专家介入、技术支持、法规保障和监督机制等来确保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最小，而新闻发布制度本身的执行最稳健、最高效。

南都：回顾这17年，你认为新闻发布制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董关鹏：制度上“从无到有”，实践中“从有到优”。这是我的概括。但是中国之大就决定了发展的不均衡，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在各地也是千差万别。从全国来看，除了国新办和各级党委政府每年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且创新不断、质量稳步提升以外，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新闻发布自觉性、整体性和及时性都大幅提升。比如说非典时候一些官员坚持“只做不说“，哪怕他做得还行也不说，到最后只能让他们“引咎辞职”。而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事故第二天接近深夜才开首场发布会，实际上他们已经全面开战抢险救治工作二十六七个小时了，这是“先做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湖北监利沉船事故开始，我们不仅要求、且真正做到了“边做边说”。那一次，国新办也有工作专班，副部级领导带队亲临一线，敦促相关部委和湖北省发布、也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新闻发布。与723动车事故不同的是，发言人团队与核心决策与救治团队同行，且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不论第一场发布会后网络舆论如何，坚持天天开、不间断开。不断发出的海量信息，极大地扭转了谣言满天飞的局面，误解退去、共识显现。现在看来，“723动车事故”那次发布会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开完一场准备不够充分、效果不佳的发布会以后，就再也不开了，其实这是遗憾的。如果第二天继续再开，第三天再开，很有可能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家对整个事故的情绪和怨气就会因更多信息的发布而得到化解，人民群众的共识更多到回到事实和真相本身的理性框架中来。

简单来概括，就是从2003年非典时候的“只做不说”，到后来一些事故灾难处置中的“先做后说”，到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现在全面推行并在很多地方和事件处置中实现的“边做边说”，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南都：下次再遇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我们应如何避免造成恐慌和谣言四起？

董关鹏：我认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必须同步完成。那就是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工程。说到素养，不仅仅是胜任的能力，更多的也包括与之相匹配的道德素质、职业操守和使命履行。

新闻发言人和他的团队要有高水平，而新闻发言人的同事、上级则都要成为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的“必答题”和“必闯关”。

答好题、闯过关，才能真正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在5G全媒体高速舆情、百变舆论、海量信息的环境下，让党的声音最响亮、让政府的信息最可信。新闻发布制度和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工程，必须要引起中央和国家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制度要更严更细、赏罚分明，工程要目标明确、推进有力。

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工程需要从党的组织和纪检部门在领导干部选拔、培养和问责方面引起重视。我关注到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从来都不出席新闻发布会，也不与媒体打交道，除了被上一级的宣传部门反复催促以外，这些官员为官一任，只要所在地侥幸风平浪静，就很有可能继续被提拔和重用。有一些单位被公布的新闻发言人甚至从来没发过言，上级宣传部门一旦问及，这些单位新变更的发言人也可能会继续执行“沉默模式”。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新闻办公室被悄悄撤掉了，或者牌子在，人员没有了，多个单位合署办公，新闻发布的职能因“不是权利、只有义务”而被束之高阁。这些“有名称无人员，有职权无考核，有违反无问责”的情况依然存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做得很好、不会这样，湖北省上上下下都在疫情中快速补短板、找差距、快提升，但是还有基层单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不仅一旦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他们过不去，即使将来发生很小的事，也可能会因为在当地制度不完善、干部媒介素养不高而变成网民所说的“车祸现场”。

南都：透过这次疫情，新闻发布工作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董关鹏：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第一，完善强制规范。即国家要给新闻发布制度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执行设立更多强制规范，要在突发事件相关的成文里边规定，不仅第一时间公开，还得在突发事件持续过程中做到每日连续公开。以前的实践是，一个单位往往认为，事情发生以后，不管怎样、不管让谁去，我安排人说了一次就可以了，好与不好都说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的新实践，必须要和国新办以及很多国家部委办局、北京、上海等地近年来处置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时正确且高度负责的措施与做法保持一致。以海量信息为特点的新舆情、新舆论环境下， 必须确保锲而不舍的坚持，用我们的定力、耐力和毅力跑赢每一场保卫国家荣誉、党和政府声誉的舆论“马拉松”，不怕重复，坚持发布。用不断的“划重点”“解难点”和“做串讲”来建立共识、巩固共识，让共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第二，提高干部素养。提高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媒介素养和公开意识。让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成为基本能力，用公开透明过程完成治理成为日常习惯。通过这次疫情新闻发布我们发现，好的地方就做的特别好，差的地方就做的特别差，我认为跟地方党委主官有很大关系。目前各地党校都已经配备相关的理论课程了，但实践课程非常匮乏。在党校里，关于媒介、应急和公开的课程，应该人人都演练，人人都过关，极大加强实践课程的比例、提升合格过关的标准。

第三，推进文风改革。一些省市区县和厅局领导的秘书班子和党的宣传部门在准备新闻发布内容的过程要进行科学的整合。我们一线的新闻发布专家在前方亲自上手最多的工作有时候居然是改稿子，我发现很多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班子擅长写文件、写报告，但是就是不擅长也不愿意写让媒体容易懂、让人民容易看的“友好”文字。某些基层机关的文秘班子，动辄就要造个晦涩的概念，且通篇充斥口号一般的“满话、大话、全话”，不仅空洞，且不留余地。我建议由党的宣传部门和党政的综合部门一起来落实以“让人民感到亲近”为目标的文风改革，官员在对人民和对媒体讲话的时候，要俯下身去，最起码得平视，甚至对人民应该保持仰视，由文件文字向发布文字、对话文字、有温度的文字晋级和改变。

第四，重视专家参与。每一个行业都有常年研究、冷静观察、理性思考和善于归纳与总结的专家学者。尽管一线工作变幻莫测，一线官员实践丰富，但是仍然容易当局者迷、局中人乏。在日常组建专家组并与其分享实践数据与信息，就有机会在应急处置中获得专家们更加强有力和颇有成效的支持。在这方面，国新办和国家卫健委都是经验丰富的、格局很大的，我认为应该推广他们的经验，让更多单位的应急新闻发布工作因集思广益、智慧升级而得到提升。

第五，用好5G新媒体。新闻发布会开好了，并非传播工作完成了。本次前方抗疫新闻发布的一个亮点就是每场发布会后的短视频传播。5G时代是视频的时代，要在会前主动策划会中适合被拍摄短视频的片段和内容，语言要凝练、鲜活和突出。会后的短视频传播可以让发布会的精髓得到源源不断、影响深远的持续传播。与此同时，借助5G技术可以实现的一切便利，都应该得到充分地应用。

本次抗疫发布中，湖北广电的“长江云”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技术稳定、录制专业、转播平稳、分享到位，虽然是临危受命，但真的做到了来之能战、战则必胜。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大多是九零后，与抗疫中很多九零后、零零后一样，他们因为对前沿技术的娴熟掌握和敏锐前瞻，已经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采纳和尊重。我相信，正如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充满动力与活力，新闻发布的理论、制度与实践也是如此，必然会不断进步。

出品：南都北京新闻中心

采写：南都记者 潘珊菊 实习生 王凡 王佳欣

【第1部分】亲历武汉一线疫情新闻发布的45天：再忙再累也要坚持每日发布

【第2部分】一线新闻发布专家董关鹏：抗疫新闻发布是场考验耐力的“马拉松”

编辑：潘珊菊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两会专题：聚焦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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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珊菊6.61亿

时局观察者，解码军情，纵横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