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2020北京城市实验室年会以直播方式进行，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未来城市”。在会上，多位专家讲述了疫情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目前，我国多个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包括上海、杭州、重庆、贵阳。此前，上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表示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城市治理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比如打造“城市大脑”、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

那么，建设得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在这次疫情中发挥得怎么样？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认为，在这次新冠病毒防疫中，我国智慧城市的表现参差不齐。杭州的“城市大脑”就协助发现了新冠病毒患者的行动轨迹和线索，“掌上办”、“网上办”等政务服务则让人们无需接触彼此即可办事，此外，健康码的出现也有助于新冠病毒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不过，也有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机制失灵了。仇保兴说，多数城市创建的“大屏指挥中心”“大数据中心”“城市大脑”在防疫工作中都毫无用处，“数据是集中的，而且量很大，但我们很少从这些数据分析总结当中获得对防御新冠病毒有用的东西”。

“我们原先设想的那些巨大无比的、投资很大的（智慧城市建设）反而没有用，但是那些立足于基层的、落地的、跟老百姓能够见面的、深层的东西，反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仇保兴说，一些智慧城市忽视了民众真正的需求，成为了“形象工程”。

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茅明睿也认为，这次疫情为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不少启示，他表示疫情会推进社区的数字化、本地化，生活方式的远程化，“有助于强化社区的控制力，让我们去重视城市和社区的安全性、健康性和韧性，以及让我们重新去重视和发现社区公共空间”，等等。

疫情还为城市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茅明睿说，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城市活力萎缩、城市空间资产迅速贬值、社会歧视、隐私遭到侵犯和泄露等问题。以社会歧视为例，茅明睿认为，这种歧视可能会长期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人看待身边人和社区的方式。另外，“社交距离”措施还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上的“社交距离”。

“对于城市学家、社会学家，我们要致力于如何去消除这种不正确的歧视，如何去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包容性，”茅明睿说，除了空间、社会交往、公共资源分配上的包容性，技术包容性也不容忽视，需要关注那些被数字时代所抛弃的人。

此外，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可持续城市部主任刘岱宗援引了欧洲航天局此前发射的空气污染监测卫星等来源，展示了新冠疫情对城市交通和空气质量的影响，而有的影响将延续至疫情过后，成为常态化的措施。

刘岱宗说，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人类活动减少等原因，世界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在后疫情阶段，“报复性污染”情况也出现了，空气污染指数开始回升，因此部分国家正在思考如何将一些相关的治理措施延续下来，以更好地治理环境。

据悉，在国外，米兰就宣布会将疫情时期的小汽车限行措施延续下来，巴塞罗那、巴黎在近日也计划采取类似措施。其中，巴塞罗那计划投资440万欧元，推出后疫情时期出行计划，政府会将街道上更多的空间分配给自行车和步行系统，为人群提供更多的“社交距离”空间。

采写：南都记者陈志芳

编辑：冯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