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史学大师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史》出版
日本“京都学派”史学大师宫崎市定的代表作《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史》近日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新版《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由王丹翻译。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知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曾荣获日本学士院奖和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宫崎市定对中国史的诸多领域皆有独到研究。
《九品官人法研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制度史的一部必读经典，被认为开拓了20世纪后半期中古史研究新局面。书中，宫崎市定通过搜集分散于史籍本传中的实例，努力找出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准确描摹了九品官人法这一贯穿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的选官制度在300多年间的发展、演变，并以此为线索，将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职官制度与贵族制度整合在一起，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与中世门阀贵族沉浮兴衰的脉络。《九品官人法研究》面世以后，即获得学界好评，荣获了日本最高学术大奖“学士院奖”，成为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必读经典之作。
《科举史》是宫崎市定晚年集大成之作，脱胎于早期作品《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增补了科举的沿革、近世中国社会与科举等篇章，成为一部完备的全方位研究科举制度的史学著作。该书梳理了古代中国的选拔人才制度，从东汉的孝廉科到魏晋的九品官人法，最终发展为科举制。作者以清代科举为例，详细介绍了科举的程序和细节，以及科举以外的其他官吏任用法，阐述了科举制度对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书摘：《自序》
文：宫崎市定
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意为史料的整理及史实的考证，均非史学的目的。
章学诚的这句名言，不知为何一直反复徘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深知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考证并非史学的终极目的，却依然日复一日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这些工作上。而且因为这一点，不时有人以略带轻视或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称此为“考证史学”“客观史学”或是“实证史学”。我倒不以为意，反而很是满足，甚至感到骄傲。数年来，我一直从文部省接受科学研究费补助，用来整理《中国制度史语汇》。然而一旦着手整理，才知这项事业并非易事。因为无法将每个单词单独地抽离出来去理解；如果不从整体去把握的话，就不能完全理解各个部分的含义。在历史悠久的中国，用一个时代的制度去推演其他时代情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即使名称相同，在不同时代，其内容与意义也大不相同。宋代以后与汉代以前的情况，由于常常被拿来研究，所以能了解其大概。而最令人困惑的是夹在中间的六朝，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法用汉代或宋以后的知识与感觉进行解读。
原本我大学毕业后不久，曾尝试读过六朝历史，其后也偶尔会产生重做六朝研究的想法，还曾在《史林》上发表了一篇《清谈》（收录于《宫崎市定全集》第七卷，岩波书店，1992）。之前的诸家学说专门从思想上、从出世的意义上理解魏晋的清谈，而我的这篇小论则完全从人性本恶的立场出发，认为清谈中混杂着十分功利的、世俗的动机，即指出了清谈被用作选举工具的一面。我抱着仿佛第一次接触的心态重新审视六朝正史，一如既往地决定站在人性本恶的立场去理解六朝贵族制度。本来在历史记录中，并无关于当时言之凿凿的记载。在某个时代清楚明确的事情，在下个时代就会变得并不确切，因为没有书面记录，结果成为现在最难理解的事情。而某个时代的确切事件，是理解那个时代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搞清楚它就无法理解该时代，强行理解则会造成天大的误会。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六朝可以说是最容易招致误解的时代。
如果认为古典考证在清朝考据学时已至巅峰，就大错特错了。清朝考据学中有几条重要家法，其中一条就是“无征不信”。意思是没有文字记载则不可信。如此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确实令考据结果不可动摇，但与此同时，这一长处也正是其短处，展现了考证学的一大瓶颈。清朝的考证学始终贯彻各自部分考证的方法，因而未能建立起积极的体系。可以说是研究态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我为了把握六朝的制度体系，先从研究官与吏的分途入手，然后感到有彻底查清九品官人法实际形态的必要；为此，还必须弄清始于三国曹魏时期的九品官制。此时，最派得上用场的参考 书，居然是《三国职官表》。它的作者洪饴孙是嘉庆时期的学者，在清朝的考据学者中也仅能排得上第二流。这部著作乍一看枯燥无味，然而用到的时候，它却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发现。史料的整理与史实的考证，总归该有人来做。了解了九品官制的轮廓，就可推测将九品官制与中正乡品连接起来的是起家制度，规定了贵族在现实中门地高下的也正是这个起家制度。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大概是清晰明了无须赘言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却变得最令人难以捉摸。这种难以捉摸不仅我们外国人会感受到，对中国人自己来说也完全相同。如果我没有眼拙看漏，在中国人进行的六朝贵族制度研究中，且不说过去的研究，截至最近的出版物中也几乎未出现过关于起家制度意义的论述。
我在此次研究中，打算采用一种与以往的考据学家的家法相比，展现了飞跃性的方法。同时反过来说，如果想要以过去那种每处考证都扎实严谨的观念来进行攻击的话，我的研究可以说是破绽百出，得出的结论也不堪一击，想推翻它是轻而易举的。可是此后想要另外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恐怕并非易事。也许我有时跨过了考证的界限，却始终未忽视或回避过考证，也没有为了迎合某种定论而对考证进行歪曲。我一直坚持事物应按其原本的法则运行，致力于观察并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可能有无心之失，但绝不至被问故意之罪。
大凡学问结果的正确与否，是不应由当时的多数表决进行决定的。无论社会多么民主，此一点做法却恕我拒绝，同时我也拒绝以是否满足某种既定法则为标准的评价方式。就算把精密的测量仪器放在书旁测量，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反应。是否能被这个社会接受完全不应该成为问题。历史学既非烈酒，亦非甘露，更非兴奋剂。要言之，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应被历史学以外的任何东西来判断其价值。能决定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之后继续研究的研究者。正确的研究只有一个方向。后继的研究者若能沿着这个方向前行，前途就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能够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者不仅自身是研究的实践者，也是预测未来研究的预言家。在这层意义上，我为我身边拥有值得尊敬的先驱而感到无比幸福，并希望能为此传统奉献绵薄之力， 流传后世。
本书以六朝贵族制度为研究目的。然而就此将其作为书名，则因其欠缺经济层面的研究而无法实现。虽以“流品的研究”为题也未尝不可，但流品的思想在宋代以后也依然延续。因以九品官制及起家制度为中心进行考察，故一言概之，以“九品官人法研究”为本书的题目最为自然。同时本书内容上与我十年前的旧作《科举》一脉相承，所以添上副标题“科举前史”。铅字的字号与排版也都尽量以旧作为范本。
本研究受到文部省长达数年的科学研究费资助，又在昭和三十年（1955）获文部省出版补助终得付梓。出版之际，承蒙东洋史研究会与中村印刷株式会社的照顾，受惠良多。制作索引时，对佐伯富副教授、铃木千惠女士多有叨扰。书名题字为本人拙作，为的是要使用藤枝晃副教授所制作的篆印。以此为记，对诸位相关人士的深情厚谊敬表谢忱。
昭和三十一年三月（1956年 3月）
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
编辑：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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