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一把手做典型发言4个月后落马,一年来供销贪腐窝案多发

南方都市报APP • 察时局
原创2020-08-06 13:36

8月6日,据唐山市纪委监委消息:唐山市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主任蔡春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周前,唐山市曹妃甸区供销社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会生(副县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一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系统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涉案多为一把手,窝案串案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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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春奎。资料图

任职供销社一把手四年多,下属才落马不久

蔡春奎曾长期在河北唐山市下辖的滦南县工作,曾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

在滦南县委副书记任上,蔡春奎曾就其主管的信访工作在媒体撰文《学会倾听》,文章称,广大领导干部和信访工作者,一定要搞清“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的问题,认真查找不足,深刻剖析,深挖根源,照好“理论理想、党纪党章、民心民生、先辈先进”这“四面镜子”。

公开报道显示,2016年2月蔡春奎就以唐山市供销合作社主任的身份主持工作,至今已担任一把手4年之久。

据官网介绍,唐山市供销合作总社是全市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市政府事业机构。现辖12个县级供销社,177个基层社,所属企业17家,各类经营服务网点5300多个。

今年4月10日,河北省供销合作社系统网络视频会议通报了2019年全省供销社系统综合业绩。唐山市供销社在11个设区市中综合业绩考核、“十项重点工作”考核一等奖。时任唐山市供销社主任蔡春奎做了典型发言。

7月10日,唐山市供销合作总社工作作风公开承诺,其中就严明工作纪律规矩方面承诺,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党员干部精神状态不振、工作作风不硬、责任担当不强、纪律规矩不严、服务意识不够等问题严肃查处,问纪追责。

7月13日,唐山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唐山市曹妃甸区供销社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会生(副县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不到一个月,蔡春奎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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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供销合作系统4名落马厅官:钱斌、唐庆明、崔继华、耿金岭(从左至右)。

安徽供销系统窝案,4名厅官落马

供销合作社一头连着“三农”,一头连着城镇,网点广布,四大主营业务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经济效益提升明显。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全系统销售总额实现2.2万亿元。

供销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成分多元,资产构成多样,既有机关和企业,又有事业单位和协会,大多开展市场化经营,廉洁风险点多。一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系统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

3月11日,安徽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19年4月以来,安徽省供销合作社共4名厅官先后落马:

4月13日,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钱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9月14日,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0月25日,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崔继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0月30日,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耿金岭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系省供销社系统下属单位。

被“双开”的唐庆明,通报称他大搞权钱交易;家风败坏,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甘于被不法私营企业主“围猎”,擅权妄为,买官卖官,对任职地区的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4名厅官中最早落马的是安徽省供销合作社“一把手”钱斌。通报中说他严重损害供销系统政治生态,性质严重、情节恶劣。今年1月19日,钱斌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在芜湖市中院开庭。检察机关指控,钱斌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799万余元;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4939万余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今年4月刊文《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剖析了供销合作系统腐败根源。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总结了这起窝案有这些共性特点:一是一把手涉案较多,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二是利益交织,窝案、串案现象突出;三是权力集中的岗位呈现高风险;四是顶风违纪现象严重,涉案金额大,贪腐手段隐秘;五是违纪违法干部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大多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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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1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蒋旭灿受贿案。(资料图片)

“拿点购物卡是‘常态’,帮助别人介绍项目是‘顺水人情’”

梳理发现,供销合作社主要通过干部人事任免、资金使用及重大事项决策对下属企业进行管理,而这些环节均有干部因贪腐问题涉案。

2019年11月21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蒋旭灿受贿案。宁波市组织重要岗位的党员干部旁听庭审,现场开展警示教育。

 “吃点、喝点、拿点购物卡、礼品无所谓,是‘常态’‘小错误’,帮助别人介绍项目是‘顺水人情’,工作不规范是‘创新’‘变通’。”自2013年调入宁坡市供销合作社担任一把手后,蒋旭灿就开始盯住项目合作开发领域,在重大项目决策上搞“一言堂”。

如在市供销合作社开发二号桥地块项目过程中,蒋旭灿通过特定关系人介绍,接受他人请托,内定不具备房地产项目开发实力的王某某为项目开发合作对象。最终王某某公司仅出资5000万的项目拆迁安置费用,就获得了数亿元房产项目的合作开发权,致使二号桥地块项目开发风险骤增,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

蒋旭灿收受的810余万元贿款中,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占比超过一半。

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剖析认为:“供销系统在项目合作对象选择上把关不严,合作以后对项目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又监管不力,甘当‘甩手掌柜’,导致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此外,供销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风险,主要是下属企业股份改制中,容易出现的低价出让股份、谋取不法利益导致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内部管理风险,则是下属企业通过空置场所租金、对外借款利息、运输费用收入和产品销售返利等形成的‘小金库’,用途集中在提高员工收入、发放奖励、弥补职工应交的个人所得税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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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3日,北京市供销总社召开全系统“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深刻汲取高守良典型案件教训。(资料图片)

大搞“一支笔”“一言堂”,涉嫌受贿近1.8亿元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是供销系统贪腐的典型。据北京市纪委监委去年8月通报,高守良涉嫌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

据通报,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大搞“一支笔”“一言堂”,俨然把单位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高守良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的这些年,由于其随意决策、独断妄为,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截至2018年底,负债金额已达182.76亿元。

除了在常务理事会上搞“一言堂”,高守良对待下属更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据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些干部职工介绍,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经常出现“废物”“白痴”这样的语言,有时他甚至连基本形象都不顾,喝完酒就骂人。

高守良台上讲党课、倡反腐,台下大肆索贿受贿,对党的领导不以为然;其他班子成员为个人私利,不履行党组织赋予的职能和工作职责,对高守良公然违规的行为既不旗帜鲜明反对,也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有的甚至还刻意迎合。

北京市供销合作系统多名领导班子成员超标准乘坐飞机头等舱、公车私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及下属企业超标准配备公车19辆,下属两家企业领导人员办公面积超标……在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李国良看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多发,说明该系统少数干部作风不正,“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党的领导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药方:扎紧制度的笼子,减少自由裁量空间

就如何有效推进供销合作领域正风反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一文开出了药方:

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挥下属单位、社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放松,做好政治生态的修复净化工程,尤其是要建章立制,推进正本清源,选拔那些“党性强、作风好、有本事、靠得住”的干部到省供销合作社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对于完善监督机制,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李国良建议,强化精准监督,重点对“关键少数”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重大资金决策进行监督,定期调取供销合作社会议研究重大事项时存在较大异议的事项,重点关注风险高的重大决策;将供销合作社机关和下属企业的重大事项向干部职工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梳理主责主业并制定发展规划,对于盲目投资决策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研究退出机制及时止损。

多名受访者认为,应抓紧重点领域和环节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针对土地出让、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招标投标、物资采购、干部录用、工作调配等腐败高发易发环节,建立健全广覆盖、无缝隙的制度体系,实现工作程序法定化、议事规则制度化,扎紧制度的笼子,减少自由裁量空间,有效堵塞制度漏洞。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徽省纪委监委、河北省纪委监委 )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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