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婵
四十年前的许多事物都太遥远了，但唱粤语流行歌的梁荣娟一直记得湘江酒楼的金色蛋糕裙是“全深圳最漂亮的”演出服，一些歌厅到晚上点起蜡烛，“好浪漫噢“。
每天晚上去唱歌的时候，她才能感受到自己被美的东西包裹，她无比享受那些夜晚，在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年代里，她拥有了短暂的享受美丽的自由。
流行音乐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渐渐走进了深圳歌舞厅，初代流行音乐人们回忆起来那段岁月，完全不记得流行音乐进入中国最初的几年里遭遇过什么阻碍，人们不需要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听了一辈子革命歌曲和民族音乐的人们，太容易被更新鲜更灵动的词曲俘虏。
深圳第一台电子琴
竹园宾馆的港方经理陈子芳1980年把第一把电子琴从香港带到深圳的时候，从深圳业余艺校走出来的江礼还只接触过风琴和管弦乐。这台“像桌子一样”的乐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事物，连图片也没有见过。甚至缺乏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乐器的空间。40年之后，已经旅居英国的江礼仍然记得那时候电子琴散发出的味道：胶、木头和电子版混合在一起，他后来常常在新乐器被拆封的时候闻到这种味道，但四十年前第一次闻到它时的感受是全新的，那种记忆没办法被替代。陈子芳给他们演示电子琴的使用。他是个吉他手，并不怎么熟悉电子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子芳记得自己“只是随便按了几个键试了一下音”。那个时刻带给江礼的却是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琴键的音一出来，他觉得简直“疯了”:“你看他的手也没有怎么动，脚也没有怎么动，但是整个声音一下子就出来了。好像看到一个现场的大乐队在那里，一听到鼓声可以看到人在打鼓，一听到吹小号就看到人在打小号。”江礼那时候听过的最接近现场乐队的声音是从卡带机里传出来的。卡带式录音机70年代被香港人带来深圳,，一般附带着一个示范性的音乐卡带，来展示卡带机的功能、音效和音色。江礼从那些卡带里听到的是“音乐”，他会仔细听低音是怎么走下去的，鼓点是怎么打出来的。要很久之后，他才能理解在那些卡带里，是技术的革新让声音可以往更高频和低频处扩张。江礼那几年从深圳业余艺校走出来，被挑选到宝安县宣传队拉手风琴，又经历了宣传队解散，去到深圳汽车技工学校学技术，业余时间继续玩音乐，一到了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这些日子，一些机关单位在文化公园的灯光球场里组织唱歌，江礼用手风琴为他们伴奏。他与艺文事物结缘早，常常会反驳“深圳是文化荒漠”这样的论调。江礼的父亲在电影公司工作，童年时期的他对人民戏院和深圳戏剧印象都很深。人民戏院的椅子是木的，日场电影得关上全部的窗帘，夏天来临的时候，售票员拿一根长竹竿推一下天花板上的风扇，它才能转动。一些电影首映礼的时候，人们用大红花把装着电影胶片的柜子抬出来，带着横幅敲锣打鼓走上街。江礼第一次见到黑胶唱片是在朋友家里，那张唱片的封面是一个化了妆的漂亮女子，写着“天皇巨星汪明荃”七个字。没法完全理解这句话，“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被称为天王巨星呢？”后来成为第一个粤语流行歌手的梁荣娟那几年在粤剧团工作。常常把所有的东西拿床单一裹，提上一个水桶就去下乡演出，运气好的时候有招待所住，运气差的时候只能在稻草上铺一层席子入睡。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去了香港，她觉得在粤剧团的日子又累又苦又无聊。梁容娟不久回了深圳，宿舍和江礼所在的宣传队离得近，她记得自己那时候和一堆小姑娘每天窜来窜去，到处听八卦和叽叽喳喳讲好玩的事情，很快认识了江礼。年轻的时候，梁容娟喜欢唱鲍翠微的歌，甜甜的、轻轻的、又比较容易上口....她的声线一直很好，四十岁的时间接起家里的电话，还会被电话那头的来客问”小姑娘，叫你爸爸接一下电话。”这两年，她老觉得自己声音变沉了，不再是那种又细又甜的声音。但采访这天，提到那几年喜欢过的歌，她在电话里没有忍住连唱了好几段，声音像从胶片里流出来的。所有的歌词她都记得清晰，旋律怎么转、换气怎么换，她都记得。但四十年前，她没有机会这样自由的歌唱。她每天唱完粤剧，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听卡带机，偷偷学唱那些旋律和歌词。江礼记得那时候的公开场合听不到港台流行歌曲，但人们总能哼上几句，听了一辈子的革命歌曲和名族歌曲的人们，很容易被一种更新鲜更灵动的旋律和歌词打动。在香港长大的陈子芳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玩乐队，香港的乐队文化已经足够发达。他省钱买了一把二手电吉他，把黑胶唱盘从45转调到30转慢慢播，一粒一粒音来听。陈子芳中学时候去香港的酒店兼职弹吉他，因为没有打领带被酒店的大堂经理拦在门外，他把袜子脱下来，绕在衬衣上才进去。他始终记得那个酒店经理“好威风”，后来自己进了酒店行业，有一股子年轻人的雄心，他想能在酒店管理上“说得上话”，想自己决定一家酒店里发展什么样的乐队。但在香港酒店做了几年之后他反而看不到晋升的希望。他走在街头，看见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第一个中外合资宾馆竹园宾馆要在深圳建立，招募港方经理。他就来了深圳。生活上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在香港他自己开车，来到深圳之后只能在街头坐单车。出租车“有钱都打不到”。和大陆工作人员很难融入，他们在香港开会习惯用英语，中方的同事一般讲客家话。陈子芳那个时候从香港老板处领的工资是6000块一个月，比整个宾馆其他所有服务员的工资加起来还多。那一年，深圳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不到800元。陈子芳刚来深圳的时候只感到“孤独”。晚上下班以后，他从竹园宾馆出来，东门走到深圳戏院门口的大榕树下，吃一碗粥再走回去，这是他唯一的娱乐活动。来深圳的时候，他只带了一把电吉他，晚上和同事们唱唱歌，萌生了要在酒店酒吧里做乐队的想法。乐队在广州中唱录制CD，左起江礼，侯少华，余勇，容志伟妙丽集团的老板刘天就送来第一台电子琴，乐队慢慢筹备起来。江礼邀请梁容娟来竹园唱歌，她很快答应。事实上，不止梁荣娟答应的爽快，江礼也是，乐队筹备的过程中，没有人会犹豫是否要接住这样的机会，属于未来的、新生活的机会。乐队没有名字，江礼演奏电子琴，架子鼓是余勇，李家健演奏小提琴，歌手有当老师的容卓伦，编制在工会的粤剧演员梁容娟，竹园宾馆服务员叶秀卿也常常登台演唱，司仪则是从广州来的泥头车司机何景顺兼任。陈子芳偶尔会来客串吉他，他常常在吧台处给客人调酒，这么多年，江礼一直误以为他是酒吧经理。江礼那时白天做的士司机，在当时出租车司机是极其赚钱的职业，香港的客人来坐车用港币结账，市场上港币去兑换人民币能赚一大笔。事实上，竹园开业那几年，台下的观众许多都是的士司机，他们随时拉来客人，又随时送客离开，自己也会兴起坐下来听几首歌。但江礼那时总是把车停在路边，天天泡在竹园弹电子琴。四十年前的许多事物都太遥远了，但梁荣娟一直记得香江酒楼的金色蛋糕裙是“全深圳最漂亮的”演出服，一些歌厅到晚上点起蜡烛，“好浪漫噢“。每天晚上去唱歌的时候，她才能感受到自己被美的东西包裹，她无比享受那些夜晚，在一个尚未开放的年代里，她拥有了短暂的享受美丽的自由。1978年，村里迎来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来祠堂围观，鱼骨一样的天线被放在屋顶上，干扰台的信号弱的时候，梁荣娟看香港电视剧，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天堂：电视剧的女主角头发顶着卷卷的烫发，穿着百褶裙配，小皮带一扎腰就露出来，那是香港流行的穿法。她总是很羡慕。在粤剧团的时候，姑姑给她带来一件印花尼龙上衣和一条紧身牛仔喇叭裤，她欢欢喜喜穿上身。团长保守，接受不了，说她穿得“花枝招展”。她只能换下来，日日和大家一起继续穿练功服。“你知道那时侯本来就是小女生特别爱美的年龄，看见了美丽的东西，想表达自己的美，但是不可以啊。”在竹园的日子让梁荣娟感受到的是“真的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了”，陈子芳毫无保留地从香港带来新事物，他常常请乐队成员们吃三明治和柠檬茶，梁荣娟仍然记得那种“好享受”的感觉；音乐设备也越换越好，进口的麦克风让梁容娟原本尖尖的声音变得更柔。她在台上唱喜欢唱《旧梦不须记》、《漫步人生路》，《百花亭之泪》......歌词弯弯绕绕的，从不直白表达情与爱，在她眼里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含蓄。她总喜欢把邓丽君的《再见！我的爱人》作为最后一首歌，第一句歌词“Good bye，my love”唱出来，观众就知道今天的演出要结束了。乐队的驻唱让竹园宾馆生意爆火，许多人来听完歌就顺便在宾馆住下。早年竹园宾馆的乐队演出时，台下的观众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圳市民。陈子芳印象里，观众很多是深港的货车司机，晚上没有办法过关，就在竹园听完歌顺便休息。江礼印象里有许多香港来的的投资者在酒吧里，老板们来这里谈生意，期望看见深圳新的可能性，酒吧和歌舞厅一度成为香港有名的商务社交场合。歌舞厅在八十年代的深圳喷薄而出。陈子芳1988年在深圳开了第一家卡拉OK。他不能完全确定那是不是第一家，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顺便交代，"如果你发现更早的一定要告诉我“。到卡拉OK开门迎客的时候，许多深圳人会来这里，那时的KTV还没有设包厢，客人们挤在大厅里排队点歌。竹园宾馆火起来之后，其他的歌舞厅接连开起来。江礼第二年就被西丽湖凌波阁歌舞厅挖走，后来又去了深圳欢乐园。江礼的乐队第一次有了名字：“旅游乐团星河大乐队”，乐队成员也增加到40多人。那是深圳歌舞厅的黄金岁月。长期关注深圳的媒体人呙中校在一次沙龙分享中说到，80年代有一句话“全国看深圳，深圳看罗湖”。罗湖区那时有700家夜场，每天几万人的规模去消费，歌舞厅夜场日钧营业收入达到在500万元以上。后来为人熟知的毛宁、杨钰莹、戴军、林依伦...都是从深圳歌舞厅走出去的。
陈子芳在70年代与谭咏麟同期出道，见证了林子祥、罗文、许冠杰早期音乐人各自的乐队从走红到没落。他在大陆一直从事酒店管理，每到一个新的酒店都会想方设法留下一些音乐元素。流行音乐最初进入中国的这段岁月和乐队的故事很少被提及，人们回想起中国乐队发展简史，总会先想起北京摇滚，想起《一无所有》。这也是陈子芳一直以来的遗憾，深圳的乐队没有形成一股属于深圳的原创力量。梁荣娟在西苑和香江跑场唱了几年歌，酒楼生意常常爆满，来听歌的人骑着自行车来，排队进去听歌，回去跟朋友炫耀“我昨天去听了流行歌”。她那时候白天还做着文化局的工作，住在集体宿舍，晚上的门禁到十点半，她常常要托关系找人留门。领导不喜欢她在外面唱歌，他后来也就不唱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年轻时候太老实”，在权力面前都没想过挣扎。反而是退休之后，她重新开始自由唱歌。她约上当年的歌友卓小虹，两个人隔一天就去一趟KTV,开最大的、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包厢，整个下午场唱个不停。年轻的时候，她站在台上唱起来那些情情爱爱的歌曲，总觉得在思恋什么。四十年过去了，年轻的流行音乐变成了有年代感的老歌，她依旧唱那几首，总唱不厌。那些旋律和词里，有属于她这一代人的含蓄和思念。编辑：王卓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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