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从多个维度改变了社会生活。流行起来的，除了口罩、消毒药水，还有小区的人脸识别门禁。在很多地方，原有的指纹、门禁卡设备被取消，人脸识别成为居民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

今年上半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也遇到类似的状况，但她决定对人脸识别说“不”。

作为一名法律学者，劳东燕发挥了自己的长项：她写了法律函，分别寄到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后来，街道方面邀请她谈话，在会谈中历数人脸识别的各种好处；她则列举了种种风险，认为在小区安装人脸识别装置并无必要，而且不经同意收集人脸数据，也违反现行的法律规定。

双方谁也没说服谁，最终街道方面同意安装设备后，让居民在三种方式中自行选择。不过，小区的门禁改造工作，不知何故被搁置下来。

在劳东燕看来，很多推动人脸识别落地的机构，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风险有多大。“如果人脸数据被泄露、被滥用，不仅不会改善社会治安，反而可能使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激增。”她说。

9月23日下午，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和蓟门智库主办的“蓟门决策”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的主题是《小区门禁能否人脸识别？——人体生物信息采集的滥用及其法律规则》。

作为主讲嘉宾，劳东燕分享了前面的“维权经历”。她回忆，与街道相关负责人谈话时，对方的主要论据是人脸识别可以排查违法犯罪人员，让小区更安全。

劳东燕对此难以认同。在她看来，人脸识别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各种便利。更何况，打击犯罪只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无法构成强制居民刷脸的理由。

后来，小区的门禁改造工作没有继续进行。劳东燕不知道是她的反对起了作用，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也只是稍微挣扎了一下，”她话音未落，会议室里的人都笑起来。

劳东燕也笑。她解释道：“在这项技术得到公权力部门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个人想要为自己的权利做斗争，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这种代价并非我们普通人所能承受，因为它会严重干扰原有的生活。”

论坛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轩在一旁补充道，“据我所知，很多小区都在挣扎”。

李轩所言非虚。今年4月，《光明日报》曾刊发评论文章，点评江苏省常州市部分社区强制居民“刷脸进小区”的争议事件。文章称，争议的导火线，或许正是对门禁系统的强制推行触碰了信息被采集者的敏感神经，而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加剧了被采集者的安全焦虑。

劳东燕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刑法学。这两年，有关人脸识别的争议性社会事件频频出现，让她关注到这一新技术应用中的风险与法律规制问题。去年，她撰写的一些分析人脸识别的法律文章，因为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在网上盛传。

近一年过去，隐忧仍在，而且变得更凸显了。在23日的论坛上，劳东燕详细谈了谈人脸识别推广适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成为“透明人”、被操控的危险以及数据的泄露与滥用等等。

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现实中早有相应的案例。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显示，从2018年7月开始，有犯罪分子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制作相应的“换脸”视频，突破了支付宝的人脸识别认证。2019年，又有“00后”男孩绕过了厦门银行App的人脸识别系统，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注册多个账户并倒卖牟利。

在劳东燕看来，以上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随着海量的人脸数据被收集，人脸数据或许会和电话号码、身份证号一样，成为违法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新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无法更改的特性，将使得受害者更难获得有效救济。“人脸数据具有不可更换性，因为我们无法换脸。一旦泄露就是终身泄露，即便采取法律手段维权成功，也难以恢复原状。”她说。

让劳东燕忧虑的是，从民众到部分企业、管理者，似乎都还没有充分的风险意识。比如她的小区要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时，业主们在群里讨论。让大家反应最大的，不是刷脸，而是上传房产证信息的要求。“其实，人脸数据的收集所带来的风险，要比上传房产证大得多，二者根本不可比拟。”

如果说人脸识别的一端是一些民众对于便利的向往，那么另一端则是企业的变现冲动与政府的新型治理需求。

劳东燕认为，用人脸识别提升社会治安水平的初衷是好的，但人脸识别所涉及的，并不是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平衡问题——每个人就是“公共”的组成部分，人脸识别的推广运用，本身就会给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无法估量的风险”。“其间的问题在于，我们可能既不再享有任何隐私，也因此丧失绝大部分的安全。”

“互联网的基本逻辑是，安全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安保水平与能力最高的部门或企业，而是取决于其中水平最低与能力最差的。允许各式各样的组织与单位随意收集民众的人脸数据，就等于埋下一个个地雷，数据被泄露与滥用的可能性会急剧地提升，这势必严重危及公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劳东燕说。

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对的是，现有的法律保护框架，难以对人脸识别实现有效的规制。劳东燕认为，在各方的角力之下，企业和政府成了强势的两方，作为个人之集合的民众，则变成最为弱势的一方。

她解释道，目前的个人信息收集以同意机制为基础，如果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表示同意，接下来的数据收集、使用、处理就交给了企业和政府，数据主体难以进行后续的监督和控制。

“基本上征得同意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之后所有的风险都需要由你自己来承担。”她说，考虑到现实中，很多人都是在不知风险的情况下表示同意，或者由于必须使用相应App而不得不给予同意，以同意机制为基础的法律保护框架更是显得无力。

法律的滞后性总是存在。但在人脸识别领域，这一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劳东燕用火箭来比喻人脸识别的发展态势，用马车来形容现阶段法律及监管政策对人脸识别的规制能力。“你用马车去追火箭，自然是追不上。”

论坛与谈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锴指出，人脸识别能达到识别目的，关键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事先建立的人脸信息数据库，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库，光凭技术也无法完成比对。“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数据库不受我的控制。”

《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近年来，随着四部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的推进，国内的App大都建立了要求用户授权同意的机制。只是时至今日，强制同意、默认同意等情况仍然存在，人脸识别领域就更是如此。

王锴表示，“同意”的基础是对风险有足够的了解，但是大部分民众对人脸识别的认知并不够。他认为，人脸数据库需要由一个统一的主体来建立，并且接受公众监督。“像企业这样各自去收集和建立，泄露风险很大。有必要引入公共机构或社会团体去监督。”

劳东燕则认为，法律保护的整体框架急需做出调整，不应以同意机制为基础。采用以同意机制为主的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就等于是将数据的相应风险主要放在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身上。

在她看来，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相应的风险是由实施收集、使用行为的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所制造，而因收集、使用个人数据的收益也主要由后者所享有。

“数据主体得到的便利跟企业和政府部门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没有理由将相应的风险主要分配给数据主体来承担。”她同时认为，法律不仅需要规制数据控制者的非法收集行为，也必须规制对数据的滥用行为，可能后者才是法律真正应当规制的重心。

就此，论坛与谈嘉宾、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可指出，目前数据滥用的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充分规制，是因为政府很难直接干涉企业内部的经营业务。“政府部门缺乏技术、人力，当它试图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水准的时候，自身的执法力量可能达不到。同时，干涉企业内部经营，在法律上也缺乏相应依据。”

许可说，除了依靠法律监管，也可以考虑使用社会的力量，通过树立行业标准、增强市场竞争，来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既有的思路过于强调了对企业的问责，但实际上它并不能真正发挥预期作用。能否通过一些市场化、技术性的手段来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水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他说。

“我个人认为风险没评估清楚之前，应该立法先行，”论坛与谈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说，“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幸福、安宁、自在地生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经济动物而存在的，不能为了经济不惜一切代价。”

采写：南都记者冯群星 实习生周姝祺

编辑：李玲

对这篇文章有想法？跟我聊聊吧

李玲3.5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