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对于61岁的韩永平而言无疑是彻底新生的一天。在女儿朱玲的陪同下，母女俩经历了50多天的等待、手术和康复，如今她康复出院了。

韩永平是一名老乙肝患者，数十年来基本没有进行过抗病毒治疗。于是病毒慢慢地按照既定的路线侵蚀她的肝脏、导致肝硬化、肝腹水，肝脏进入到了失代偿期，浑身发黄，最为关键的是，等待肝移植手术前又发现了一处隐匿的肝脏肿瘤……

9月27日，她发病严重住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一区。经历了不到1个月等待后，她等来了一个合适的捐献肝。11月2日-3日凌晨，由朱晓峰教授、胡安斌教授、赵强副教授等8名移植医生组成的手术团队为她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

到了14日，南都记者第三次见到她时，她的皮肤已恢复白皙，能下地行走。17日出院时，她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理想的状态，连乙肝都已彻底治愈。“我现在是一个人，带着两条生命，未来的日子，我会更加珍惜”，这个九死一生的老人表示道。

我国的肝移植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探索，由于药物、技术的限制，经历了一段沉寂期。到90年代，以器官移植专家、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为代表的专家从海外归来后，经过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发展，再加上最近10年来的技术、药物进步，“我们的肝移植手术成功率已经达到98%-100%，患者1年的存活率超过90%。国外能够开展的技术，我们都能开展，甚至个别技术已经实现了赶超”，朱晓峰教授告诉南都记者，就他个人，就已经完成了近两千例的肝脏移植。

躺在病床上输液的韩永平女士。南都记者 梁炜培摄

10月初，南都记者第一次在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病榻边找到61岁的韩永平和女儿朱玲时，她的状况已经十分危急了。因为肝脏出了严重问题，胆红素畸高，这个刚刚过了花甲，却一直有练习舞蹈、锻炼身体的老人浑身皮肤黄染，露出的肌肤就像被橘子皮溅出的汁液漂染过。那是一种异常病态的黄色。诊断也是明确的，慢加急性肝衰竭、乙肝肝硬化、大量腹水。

老人的腹部肿胀程度，比即将临盆的产妇还有过之。因为整个腹部被大量的腹水所填充，原本的腹腔脏器如大肠、小肠则被严重压缩，一部分肠道甚至被挤压到了腹壁的薄弱处，形成了腹股沟疝，在老人的下腹部鼓出一个硕大的包块。

“大腹便便的已经诸多不便了，再加上疝气，简直是寸步难行”，终末期的肝病和其并发症，不仅破坏着肝区、腹腔，甚至严重影响到了老人的肺功能。用于手术前进行呼吸训练的小工具里有三个小塑料球，韩永平最多能够吹起其中的两个。

一切的一切，都提示着这个老人的生命正在快速消逝，不进行根本的治疗，她最后的生命是在以月计算。

导致韩永平如此严重肝病的，是在我国广泛存在的病毒性乙肝。一种一度在我国每10人就有1人罹患的病毒性疾病。母女俩来自遥远的西北边陲，对于抗病毒治疗的认识十分有限。即便韩永平在1996年就确诊了乙肝，可20多年来一直未进行抗病毒治疗和控制。50岁就办理了退休的韩永平，平时的业余生活就是用老年舞蹈锻炼，并获得了不少大赛的奖项。可即便是体育锻炼，也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病毒对肝脏的侵袭。

乙肝病毒开始肆无忌惮地在按照既定路线摧残着她的肝脏、健康。乙肝、肝硬化、肝癌，最后是肝衰竭、死亡。

韩永平发现严重的肝硬化，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一次社区体检并发现问题后不久，她的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天气一转凉就反复发热，全身浮肿。还没等这些症状得到控制，她的腹部开始不断地隆起，反反复复。

那年冬天，女儿朱玲把她接到了深圳进行治疗。可每次就是抽取大量的腹水，然后腹水迅速恢复。“一般也就是能轻松个两三天，然后腹水就又回来了，根本无法出院。”病情反反复复，期间也想过许多的方案疗法。

韩永平又坚持了两年多，直到今年的9月7日，她出现了严重的高烧不退，上述症状进一步加重，无法下地行走、生活不能自理。

“我自己都觉得时日无多了。”不甘放弃的女儿朱玲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着治疗方案，西医、中医都找遍了。甚至每个月要至少进行两次痛苦腹水引流，可这样的引流无异于饮鸩止渴。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放掉腹水后一周不到就又会涨起来。

直到深圳一名熟识的医生给朱玲讲解了疾病的进程，肝移植必要性，朱玲第二天就跑到了广州。挂了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赵强副教授的号，寻求器官移植。仔细地看了韩永平各项指标和影像检查结果，赵强确定了韩永平的肝硬化已经非常严重，肝脏失代偿期。

“符合肝脏移植的相关指征，也只有肝移植能够延续她的生命，而且根据目前病情判断，肝移植手术还必须尽快进行”，赵强在综合了病情信息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山一院移植科教授朱晓峰介绍患者情况。南都记者 梁炜培摄

对于肝移植，朱玲不是没有考虑过。一则前期的积液抽取和调理有一定效果，“有点心存侥幸了”。再则就是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费用，让相依为命的母女俩难于承受。可当母女俩下定决心来接受移植后，等待合适肝脏的过程又显得格外跌宕起伏。

在我国器官移植日益阳光的当下，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谁先能够获得器官，是靠一个名叫CORTS系统（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来判定的，这套系统将等待者病情的轻重程度、等待时间等诸多因素量化成了分值，在本区域获得了公民捐献器官后，往往是根据患者的分值来决定谁能获得器官，谁还需要继续等待。再加上器官捐献者的所在区域是否临近，血型匹配，患者本身身体状况等因素影响，注定了每一个成功器官移植的患者都需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移植前等待。

“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当中，公民器官捐献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不仅捐献了健康器官延续终末期患者的生命，也推动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技术的发展和飞跃进步。”朱晓峰教授告诉南都记者，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发生了3万多例器官捐献，获取器官接近10万个。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副院长、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何晓顺教授的带领下，在国内首次单中心OPO（器官获取组织）捐献突破1000例。“这些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在逝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为大量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了生机，不愧为我们时代的英雄。”

但即便是在公民捐献日益普遍的当下，也不是每一个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一来就能等到合适的器官供体，毕竟供体器官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韩永平的肝脏等待时间就不算短，更何况她入院时的状况已经极差。相关检查结果提示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已经是很严重的肝衰竭。朱晓峰教授、胡安斌教授、赵强副教授都向女儿朱玲琳表达过同样的担忧——韩永平病情一旦恶化，随时可能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甚至错失肝移植的时机。

随后的影像结果更像是一道晴天霹雳，因为韩永平的肝区已经出现了一个两厘米左右的肿瘤，肝门及腹腔淋巴结发现多个高代谢灶。如果病灶是恶性的，说明已经发生转移，则不适合接受肝脏移植。

“当时的情况很可怕，几位专家初步评估后给出的答复，如果肿瘤发生肝外转移，则丧失了手术机会。”朱玲表示，在她以泪洗面的那些天里，医院器官移植科的治疗团队，也正在一张张地仔细比对韩永平历年的影像检查，最后得出了肿瘤并未转移的结论，完全符合肝移植的指征。

再然后就是手术费用筹措的问题了，器官移植所需的费用也是困扰母女俩的另一大障碍。移植医护团队热心地通过多种渠道帮母女俩申请费用减免，并佐证了医疗信息，女儿朱玲发起了公益筹款，希望能在社会的共同帮助下完成手术。

经过了这些沟沟坎坎，母女俩开始在移植病区里等待着供体肝的出现。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了然于胸的韩永平一度非常纠结，让自己活下去就不得不接受肝移植，而肝移植又意味着会有另一个生命的逝去。

“只能是随缘吧”，这个面色蜡黄的老人在10月中旬第一次和记者见面时表示道。此时的她，喝水都会略显艰难，饮食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腹部肿胀如斯，毫无食欲可言。

韩永平女士在正式手术前进行大量输液。南都记者 梁炜培摄

只经历了不到20天的等待，韩永平便获得了一个肝移植的机会。幸且不幸的故事发生在同一城市的另一家医院，逝者非常年轻。经过移植团队提前评估，与韩永平的匹配度非常高，而且肝脏的相关指标非常好。

正式手术前，赵强和朱玲进行了详细的术前谈话，告知了相关风险，手术及麻醉方式等等。根据朱晓峰教授领衔的器官移植团队的考虑，韩永平的肾脏功能受肝脏衰竭的牵连已经处于急性损伤的状态，手术方式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肾脏血液供应，因此只能是选择不阻断下腔静脉的背驮式肝移植。

同样是在手术前，为了预防术中凝血系统崩溃引发出血不止，韩永平也开始接受了血浆输注、升血小板等改善凝血的综合治疗。

紧密衔接的捐献、运送移植器官的过程。 通讯员 供图

11月3日15点，供体所在医院开始器官获取，16点06分，器官获取医生提着装有供体肝的冷藏餐箱走出了手术室，坐上了已经发动的救护车，风驰电掣地向向着中山一院的手术室前进。

而此时的韩永平则已经被推送到了手术室，开始等待着外科领域最为复杂的手术之一——肝脏移植。

“以肝移植为代表的器官移植手术，被誉为外科皇冠上的明珠。”朱晓峰教授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黄洁夫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外科专家将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带回国后，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一直在飞速地进步和发展。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已经称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家，并有望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移植国，目前肝移植手术成功率98-100%，患者术后1年存活率90%，已经跻身全球先进水平行列。“而中山一院则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所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国外能够开展的器官移植技术，我们都能开展，甚至一些领域，比如无缺血器官移植，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哈佛大学等欧美多国移植中心主任都前来中山一院观摩了该新技术，器官移植将实现由‘冷移植’ 向‘热移植’的技术迭代。”

供体肝脏在移植前进行修饰。南都记者 梁炜培 摄

朱晓峰本人，迄今已完成了一千余例肝移植手术，在3日晚间的手术中，他将率领手术团队，分两个小组，分上下半场实施手术。而他和赵强副教授等三名医生一起要做的，则是手术的前半程，将病变肝摘除，并完成供体肝的部分血管吻合。而胡安斌教授率领的三名医生，则是手术的后半程，完成剩余部分血管的吻合，以及与胆道的缝合对接。

这台手术，不仅要完成肝脏移植，还需要同时修补好患者的疝气，将其肠道复位。

韩永平肝移植手术进行中。南都记者 梁炜培摄

无论是实施何种手术，确保手术医生的手术视野至为关键。因为只有医生看清楚了，才知道该怎么切、怎么接。而肝移植手术的特殊性在于，要保证供体肝的植入，手术方式仍然是切口较大的开放式手术。

患者5点被推入手术室接受术前准备和麻醉，到七点半开始打开腹腔正式手术。期间还花费了不少时间来引流大量的腹水。“从她腹部里引流出来的腹水总量超过5000毫升，重量超过5公斤”。

引流并不复杂，朱晓峰教授的手术团队在患者的腹部结合上次手术切口重新设计切口进腹，开始细致的肝脏游离工作。韩永平曾经接受过脾脏摘除加断流手术，那次手术带来的创伤，使其腹部脏器、组织、血管发生了严重的粘连。再加上反复腹水引发的感染，又加重了粘连程度。

这决定了朱晓峰教授的每一刀都需要小心谨慎地规避着血管、脏器。由于选择的是不阻断下腔静脉的手术方式，下腔静脉被肝脏包绕，这又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随着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最早期的肝移植需要10多个小时，而现在顺利的肝移植手术在5-6个小时内就能完成。可由于韩永平严重腹腔粘连，本次手术从晚上的7点半开始，移植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两点方才结束。

朱晓峰教授运用手术器械刀等工具认真细致地将肝脏和周围组织的边界游离了出来，既要暴露出足够的视野，又要确保不伤及已经和肝脏、血管严重缠绕在一起的周围组织，并找到每一根进出肝脏的重要血管。

手术中要先完成病变肝的摘除，需要阻断上、下腔静脉、门静脉、肝动脉和胆道之间的联系。因为要顾虑韩永平肾功能的问题，下腔静脉还必须不阻断，维持相对正常的血液流通……

朱晓峰教授紧张操作游离、切割的同时，另一组专家则在一旁小心地对供体肝脏进行修饰，每一条血管、管道都要经过仔细游离，以保证后续的血管吻合。

3个小时下来，朱晓峰教授终于成功将患者板结（严重硬化）的肝脏完整切除下来，并且在其第五段肝脏处，发现了一个蛋黄色的肿块，术后需要对其进行病理分析。之前治疗团队比对过所有韩永平的影像片，这个肿块极大可能是偏早期的肝癌，术后连同硬化的肝脏完整切除，可以达到根治肿瘤的目的。

截断患者自身肝脏动脉后，争分夺秒地开始供体肝脏移植。南都记者 梁炜培摄

朱教授团队的工作并未完全结束，作为团队核心成员，他的上半程手术还需要将供体肝植入患者体内，并将肝上、肝下腔静脉及门静脉进行吻合，并确保吻合口不渗血、不狭窄。

这些血管直径大的有几厘米，纤细的甚至只有几毫米。漫长的手术过程不仅需要医生有极强的解剖学知识，更需要医生熟练掌握各种血流动力学、免疫学等知识。

3个多小时下来，朱晓峰团队的上半场取得了完美的开局，病变肝脏游离、摘除成功，供体肝植入成功、而且还接驳了几条关键性的血管。

胡安斌教授正在缝合移植肝脏的血管。南都记者 梁炜培摄

如此庞大复杂、马拉松似的手术，对医生的消耗堪称巨大。胡安斌教授作为下半场手术的主刀，开始率团队站在了手术台边，主要工作就是肝动脉剩余血管、胆道的接驳、缝合，并在确认无误后进行缝合、关腹，把供体肝的门静脉对应的与体内残留的门静脉对接上，紧接着是肝动脉、接驳好胆管……

这些毫米、厘米级的管道接驳工作极其考验医生的细致程度。而手术医生的工作，像极了早期电子游戏超级玛丽那样的管道工人。要接驳，要维持管道的通畅，还要确保每条管道没有渗漏……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完成之后，每放开一个止血夹，都能看到血液汩汩地顺利通过缝合口处。

完成了所有的血管、胆管缝合后，已经是4日凌晨1点钟了。再一次全面评估各处缝合点的接口，供体肝和其他脏器的状况后。手术团队终于可以为患者关闭腹腔了。一针、一针地将原先切开的腹部缝合起来。“前后缝合超过了200针”。

所有的手术流程都结束，时间已经指向了凌晨两点。

韩永平浑身插满导管，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护理。老人第一天就苏醒过来，浑身导管，手术区域隐痛，但她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这个平素爱好舞蹈锻炼的老太太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恢复起来不慢，第二天下午就转回了普通病房。

术后10天的11月14日，韩永平已经回复得非常不错了。腹部伤口的缝合线也已陆续拆除。手术前极差的运动能力、呼吸功能，都得到了极大恢复。原本蜡黄的脸，也恢复了白皙、光泽。

呆在病区的每一天，老人都会慢慢地在整个病区踱着步子，一手扶着腹部，一边悠悠地呢喃着，“现在我是一个人，活两条命”“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的”，不是自言自语，更像是在与另一个融入她生命里的生命进行神交。基于伦理的考量，她不知道供体肝原先所代表的生命的详细情况。

老人的病理结果也出来了，印证了朱晓峰、胡安斌、赵强等专家们的判断，早期肝癌，整个病变肝切除后，也就没有太多隐患了。这类移植患者移植术后可以长期生存。

还有一个好消息，供体肝的植入，同步解决了她60多年的老乙肝问题。“肝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彻底治愈乙肝的手段”，胡安斌教授表示道。

手术团队在为韩永平女士进行手术。南都记者 梁炜培摄

肝移植的后续治疗和随访也是比较严格的，毕竟是来自异体的器官，韩永平每天需要服用一定剂量的抗排斥药物，并且定期随访，以便治疗团队随时作出治疗方案的调整。

朱玲十分感谢移植医护团队，他们不仅提供专业医疗保障，而且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多关心和帮助，她一口气定了五六面锦旗，送给每一个参与手术的医生、参与护理的护士。这让朱晓峰教授有点不高兴：“能做一面锦旗就好了，这是集体的成就，浪费那么多钱，你们并不宽裕……”

韩永平是中山一院每年近200例肝移植中的一个缩影。每一例康复出院患者的背后，凝集的是移植团队几代人的技术传承和为病患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化积淀。器官移植团队的手术还在继续。毕竟，在医院的分配、共享系统里，还有上百个终末期肝病患者，在等待着手术机会。在等待这合适的公民捐献供体器官。

毕竟，对于他们而言，等来了肝，就等来了未来。

统筹：尹来 游曼妮 王道斌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实习生萧嘉佳 通讯员 彭福祥 潘曼琪  何旭鹏

摄影：南都记者 梁炜培

视频：南都记者 吴泽嘉 张嘉培 实习生黄杰俊

编辑：游曼妮 实习生麦晓婷

编辑：游曼妮,王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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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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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深耕人社与医疗卫生领域，人称“王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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