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主题为“‘不惑’和‘知天命’之间：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和文学经典化”的2020年花城文学论坛，在花城·莫干山创作基地举行。

承载中国诸多历史记忆与传说想象的莫干山脉，与引领中国文学先锋精神的《花城》杂志碰撞融合，用山川之美和文字之美，携手探索中国文学的现实与虚构。

九位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艾伟、何平、张楚、弋舟、路内、付秀莹、阿乙、石一枫、孙频，做了一场极具深度的代际对话。

出席活动的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传媒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致辞，表示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传媒将全力支持不惑之际的花城出版社和《花城》杂志，一如既往地探索文学创新和文艺经典化之路，谱写全媒体时代文学发展新篇章。

1990年代是重要的分水岭

与会作家里最年长的是生于1966年的艾伟，最年轻的是生于1983年的孙频，其余的都生于70年代。

“今天活跃的一代作家，和文学界一般以十年为单位的代际描述不同，它跨196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代中前期，从李洱、艾伟、东西等到孙频、双雪涛、郝景芳和笛安等，当然包括我们通常说的70后。”论坛主持人、评论家何平提出了作家代际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本次讨论的代际从年代划分开始。

何平认为80年代是启蒙的年代，而90年代的文学一出场，文化市场、文学市场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代作家的文学教育和精神成人完成于1978年思想解放为起点的改革开放时代。他们的写作起点都是在90年代，而且我认为不是以1990年作为起点，而是以’92、’93年作为起点。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起点。”在何平看来，这一代或在1990年代出场，或在1990年代成名的作家，与那些以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为起点的作家群有着明显的不同。

何平与艾伟（左）在讨论中。

作为60后作家代表，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认为代际问题在中国确实存在。“都说在西方只分活着的作家和死去的作家，哪有70后、80后之分。而我们的代际划分则要更复杂得多。因为中国这40年的变化太快、太天翻地覆了，就像那句话说的，‘我们40年走过了西方400年’。每一代的经历、生命体验都不一样。”

但在另一个层面，艾伟又认为从更大的历史看这些人又还是同一代人，因为根本的历史意识没有改变，“60后作家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具有完整历史感的作家，他们同时见证了革命年代和经济年代。尽管这两个年代的气质完全相反：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开放的；一个严肃的，一个戏谑的。但我们去仔细考究，这两个年代背后的总体逻辑没有改变。所以，这40年，尽管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各不相同，但都是在同一历史意识之中，所以不论是60后、70后还是80后，也都可以视为同一代人。”

但艾伟补充提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需要被重新命名，“1980年代的文学是被及时命名的，历史的方向是清晰的，内在的文学逻辑是启蒙，但1990年代的文学只有碎片化。李洱和我谈起过这个问题，认为文学界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重新命名、阐释和评价。”他说。

“何为一代人”，可以有更多思考维度

付秀莹也认同“其实每个作家各有不同，但身份共同”。

石一枫介绍国外文学也有代际之分。而中国文学的代际，为什么十年一次，有其特定历史原因。2008年奥运会，2020年新冠肺炎，可能都会成为影响文学进程的大事件分隔点。

作家弋舟在发言中。

弋舟提出一开始自己不喜欢根据年代被划分，但现在渐渐接受了70后、80后这种命名，比较方便，“要直视中国的特殊性吧。至少我们这代作家相对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代人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很独特的。”

张楚则提到当我们讨论曹雪芹、托尔斯泰、鲁迅的时候，首先讨论的是他们的作品，而不是他们出生于19世纪30年代还是20世纪40年代。但他依旧能够理解并在潜意识里接受代际划分这种说法，“因为这种划分标准蕴含着微妙的科学性和武断性中的合法性：在这个经济、科学、文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代都快速发展变迁的时代，以十年为一个文学代际，或许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横切面的纹理和特性。这在中国作家的身上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

张楚开场时提到王国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的说法，但是以出生时代划分有一定的局限性。

张楚看来，50后作家经历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艰难也最变化多端的年代，在他们身上，往往能窥探出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考量。而60后作家在文本上有着更明确的追求，他们与50后作家共同倡导的先锋文学，改变了原有小说的叙述腔调和结构。

张楚认为70后作家或许可以被称为50后、60后作家的“遗腹子”，“70后作家在写作初期基本上都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比如今天在座的弋舟、阿乙、路内和我。另外，我们这代作家似乎对历史和宏大叙事普遍缺乏热忱和好奇，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的偏爱，似乎与我们的时代也存在着微妙的内在逻辑。而80后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很少看到乡土和城镇。他们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

孙频是现场最年轻的作家。

孙频是现场唯一的80后作家，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和这群70后作家就是两波人：“因为我们能聊到一块去。”她提到自己在80、90后作品里仍然能看到50、60后的精神内核，“因为人性不变，困境不变。”

路内的发言打开大家更多的思考纬度。

关于“何为同一代人”，路内则提出了更多的思考维度。“所谓的一代人，在维度上也谈不上是一代人了。台湾的华语写作，西方的华语写作等也有代际的说法，但不一定能与我们完全对应起来，这是不是有一个地域政治的影响？”

他还特别提到技术对代际感受的影响，比如出生于1973年的他和80后作家几乎同时开始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因此也有共同语言。此外，他能从一些摇滚歌手和电视编剧身上清晰地辨识出“我们是一代人”，“但我经常在同龄作者身上感受不到我们是一代人。代际是否本身就有我者和他者的区别？这都是值得思考的泛文化问题。”

“文学经典化”，写作者并不焦虑

长期以来，“文学经典化”一直是批评家热论的话题。

而路内认为，文学经典化这个问题在他们这一代作家中极难达成共识，究竟是看销量，还是看获得的文学奖项，还是以“作家中的作家”这一种标准来衡量，这三个标准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讨论，“如果要有界定，也应该是由评论家来做。”他说。

付秀莹提到写作之于她——在人生的狭窄处在写作中寻找宽阔，在幽暗的时刻在写作里寻找光亮。

付秀莹也认为，文学经典化对她个人来说是个虚无的概念，“经典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我们的读者包括评论界对当代作品的不断筛选、淘洗和逐渐确认，就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作平应该交给读者去命名，无名的读者也有给作家作品指认和命名的权利。”

至于作品的经典化，张楚认为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在写作早期或中期就基本完成了经典化，“从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这些命名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完成了经典化，在与时代共进的过程中，成为时代的标志或注解。”虽然张楚觉得后来的作家没有这样的“运气”，但70后也不必悲观，“至少路内的《雾行者》、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弋舟的《刘晓东》等都有经典化的可能，或者说已在经典化的路上。”

走哪都要看书的阿乙。

阿乙则提到，写作者往往不确定自己的作品会驶向何方。一部作品从诞生到发表，其实是由文学杂志、评论家、出版社完成它最后的塑形。有的写作者年轻有为，一开始有一二佳作，但缺了有耐心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不久后也“销声匿迹”。

他还评价《花城》的“花城关注”是很好的栏目，成为许多青年作家在文坛的关键推手。这些作者有的虽然是在其他地方被发掘出来的但是后续乏力，“花城关注”在推荐青年方面有持续性。

生于1979年的石一枫，用文学书写城市。

石一枫则认为我们看待经典时，有时候要看它是政治学意义、社会学意义上的经典还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例如，《班主任》是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平凡的世界》是社会意义上的经典。”

现场最年轻的作家孙频则并不担心这代作家的经典化问题，“我相信每一代都会出现经典作品与作家。但我想，能不能成为经典，这不只是人力的问题，还有天命。你能达到哪一步，这是天命。”

江南与岭南，携手同书南国文学之美

2020 花城文学论坛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湖州市作家协会与德清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共同筹办。

在场的嘉宾从各自的创作经验出发，对自身的成熟写作阶段，以及如何创作出经典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在2020年迈入“不惑”之年阶段的《花城》杂志，以期刊作为载体，实际上也是一部在场的文学史，它身处文学的现场和时代的现场，承载着作者、读者、编者三位一体的共同记忆，参与且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诞生于1979年的《花城》杂志，扎根在岭南文化多元融合的土壤之中，汲取“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更借助广州沿海地区，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风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中国文坛中坚作家们把《花城》作为重要阵地，发表了大量名篇佳作，《平凡的世界》《这边风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许多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的作品从《花城》走向读者。

为持续创新、永葆激情和理想，让《花城》文脉始终犹如珠江大潮一般奔腾不息，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传媒，花城出版社以《花城》作为文化桥梁，借助日新月异的移动互联网新形势，拓展和延伸文化创意产业链，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18年《花城》杂志首个创作基地落地浙江莫干山，2019年《花城》打造的“岭南文学高地计划”出台，2020年9月花城出版社长三角出版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开风气之先”是时代赋予《花城》的文学使命，站在“不惑”之年的《花城》将重新出发，让山川之美和文字之美交相辉映，让岭南海纳百川的变革传统与江南的千年歌诗传统深度缔结，探索作家—编辑—读者—地域的新型创作、交流方式，携手书写南国文学之美。

南都记者 陶新蕾

编辑：陶新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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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新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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