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国首次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等目标。继今年9月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后，短短三个月内，我国已连续两次在国际舞台上宣示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我国宣布以上目标出于哪些考虑？接下来如何推动落实？12月14日，有专家在生态环境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目前有部分地方和行业错误地理解“峰值”概念，认为2030年前是继续提高碳排放的窗口期，还在攀登碳排放的新高峰。专家建议地方和行业停止这种“击鼓传碳”的行为，转变传统的发展思路。

还有专家建言，若还是常规做法下外延，上述目标几乎难以完成。因此必须“自我革命”，包括思想革命、能源革命和消费革命。其中消费革命尤为重要，应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倒逼全社会向绿色生产转型。

12月14日，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气候变化有关重大宣示座谈会。南都记者林方舟 摄

《巴黎协定》达成5周年之际，12月12日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这是继今年9月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后，首次提出2030年的具体减碳目标。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我国宣布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下个10年，目标设定为“65%以上”是出于何种考量？力度有多大？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外界有声音表示为何不设立更高的目标？我自己在参与论证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由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冲击，以及世界未来的治理格局变化，尤其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设定在65%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

短短三个月内，我国已两次在国际舞台上宣示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为何我国要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摆在如此突出的位置？

“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我国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纵观全球，目前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高碳能源就可以支撑现代化发展的。而且，我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显著的国家，每年因气候变化造成大量损失，这都需要我国有所行动。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赵英民表示，据专家测算，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会带动上百万亿人民币投资，产生大量的就业和财富。

“当前绿色低碳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赵英民认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既展示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又可以抢占未来发展战略的制高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低碳技术、绿色发展将成为各国未来竞争的领域。”

虽然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但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关注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目前有部分地方和行业认为，2030年前是继续提高碳排放的窗口期，沿着高碳的轨道谋划‘十四五’编制，攀登碳排放新高峰。”他说。

王金南称，地方和行业想达到碳排放新高峰后再考虑下降，没有认识到这对各地发展模式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地方和行业应树立正确的碳达峰观念，停止这种‘击鼓传碳’的行为。”

他发现，“十四五”时期还有些地方正在谋划例如煤电等高碳项目，若这些项目通过后，其碳排放的影响将延续到几十年后，给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带来巨大压力。为此，他建议地方应重新审视“十四五”规划，转变传统的发展思路。

为何碳排放不能在2030年前“猛冲一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观察到，一般而言，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会有几年的平台期，然后才能形成持续下降趋势。

他表示，我国要努力将平台期尽量提前，争取2025年后即进入平台期，2030年前即出现稳定达峰后的下降趋势。“2035年比峰值年份要有显著下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完全脱钩，这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何建坤测算，“十三五”前四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18.2%，“十四五”该数字不能低于19%-20%，“十五五”则要达到20%以上，才能保证到2030年实现下降65%以上的目标。

“在这种趋势下，‘十五五’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年平均下降率将超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何建坤称，GDP增长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即可由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来抵消，从而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碳排放因此达峰。

何建坤认为，为实现该目标，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抑制钢铁、水泥、石化、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到2025年，工业部门特别是高耗能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力争达到峰值，东部部分省市要率先实现达峰。 

多位专家均表示，能源结构的转变将是实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65%以上等目标的关键。

我国宣示的最新目标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光伏发电站资料图。新华社图

据悉，2019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3%，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57.7%、19%和8%。

何建坤认为，为实现该目标，届时煤炭占比将由2019年的57.7%下降到45%以下。煤炭消费自2013年已进入平台期，但近两年有所波动，当前要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的反弹。

何建坤表示，“十五五”期间石油消费要努力实现达峰。天然气消费还会有所增长，但天然气消费增长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需要由煤炭消费量减少带来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所抵消。

在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方面，2019年我国该数据约为4亿千瓦，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而全球发电装机容量排名第二的美国，在2013年的总装机容量约为10.39亿千瓦。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看来，短期内实现该目标并非易事。

何建坤认为，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加强能源体系的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发展储智能电网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保障大比例可再生能源上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这也会成为疫情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带来新增就业机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政策着力点。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离不开顶层设计。据悉，目前生态环境部正组织编写《省级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日前赵英民在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听取地方意见。

王金南认为，除了加快制定国家、地方和部门的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还要重新审视目前的能源规划，制定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展规划。

王金南表示，应统筹协调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要成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发挥“牛鼻子”的作用。

还有专家提出应针对碳排放立法。王毅认为，目前缺乏专门法律对二氧化碳排放作出较完整约束，针对常规污染物的法律无法完全适用于二氧化碳，特别是在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提出后，未来需要让碳排放进入法治轨道。

王毅还表示：“过去我们更多的是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但未来行政手段与市场相结合非常必要。”接下来需要在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继续推进碳市场、绿色金融等经济手段的建设。

“人类需要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徐华清看来，如果还是在常规做法下外延，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是几乎难以完成的。所谓的“自我革命”，应包括思想革命、能源革命和消费革命。“消费革命尤为重要，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倒逼全社会向绿色生产转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称，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实现碳中和，要经历45年甚至70年之久，我国只预留了30年，显然具有挑战性。但我国部分地方的能源革命试点经验、蓝天保卫战的效果等情况均表明，只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和扎实落地的努力，我国逐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

南都记者林方舟 发自北京

编辑：程姝雯

本文作者

程姝雯

7.2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