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作品精选”刊行，带你一窥费孝通思想世界整体面貌
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费孝通作品精选”，脉络性地呈现费先生的学思历程和主要成就。
12月12日，北京大学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举办了“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暨‘费孝通作品精选’新书发布会”，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王铭铭、渠敬东，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等专家学者与会，重读费孝通，再议“社会科学中国化”这个百年议题，以此纪念费老留给我们的巨大思想遗产和他伟大的“士人”品性。
新书发布会现场
费孝通是20世纪中国卓越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一生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现代化之路。费孝通早年对乡土中国的论述如今成为了中学生的必读书目；而他晚年对文明与文化的诸多思考与提炼出的一些说法，如“多元一体”“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几乎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上自官方领导下自普通民众都耳熟能详；不仅如此，费孝通还是世界性的社会科学家，他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了中国式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世界性问题的独创性思考。
费老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
甘阳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费老很多方面是“失败者”。“这个失败不是意味着否定费孝通。而是说无论中国社会经济后来发展的道路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跟费老的期待完全不一致，甚至很多方面是背道而驰。”
甘阳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乡镇企业的现象，在搜集资料的时候读到了费孝通的著作。他当时的观点是，如果乡镇企业代表中国农村社会（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都是农村），社会转型方式非常有乡土社会特点，并不是以毁灭掉乡土社会为最后的目标，而是仍然在保持某种乡土社会。甘阳说：“我相信费孝通在四十年代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后来，费老看到甘阳写的相关文章，的确表示“第一次有人把他们四十年代的努力提到想法上。”
“但现在，很多城市已经走向超大型城市，很多乡村空心化，不知道费老看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中国后来实际的发展方式，并不是按费老期待的那样发展，不是小城镇自下而上，可能发展得缓慢一点，但代价会小一点，这会带来人际关系的不同。”甘阳说。
另一方面，甘阳指出，按照费老原本的意图，他所走向的社会学应该是总体社会科学走向。“经济和经济学仅仅是社会学的部分，而不是倒过来，整个社会成了经济的附庸，一切都是以经济来决定整个社会生态。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甚至社会学是走在费老的社会学的道路上吗？我认为不是。可能除了北大社会学还有一点，总体来说社会学是非学院派，甚至是反学院派的社会研究方式。”
费孝通先生
费老始终关爱乡土中国
在朱苏力眼里，费老天生是一个学者，而且终身是一个学者。“许多学者一做了官就不再是学者，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费老可以说是自始至终对生活很多细节保持高度敏感，并能尽快用理论加以解说，这是令人吃惊的。”
费老对民族国家，对乡土中国抱有持久的热爱。朱苏力表示，中国文化不可能按照费老自己的预想来走，比如说今天5G的问题，比如淘宝的问题，这些是费老所处的时代不可能想到的。“但对这个民族，特别是在灾难深重的时代，他可以始终关爱。他写乡土重建，写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进城以后就不再回到农村，这些问题都是超越了当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把脱离农村看作一种解放或一种幸福生活。”
朱苏力还特别提到，费老所有的文字精炼、简洁，相对而言，今天的学术过早专业化、计量化，一半以上文章没办法看。“这样的文章在一条路上推进，失去了很多东西。首先是文本的可读性，此外，过分严格的科班训练，使得许多其他珍贵的信息在写作的过程中失去了。而费孝通先生记录了很多感悟和细节，当时可能并不觉得有学术意义，仅仅是对风俗、时间、空间简单的描述，但留下印记，让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国的痕迹。”
新书发布会现场
费老的学问“有人情味，理在情中”
渠敬东记得费老文章里有一句话：“有人情味，理在情中。”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费孝通的情感结构，或者情与知的关系。渠敬东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对于熟悉的人和不太熟悉的人的关爱都是以情为出发点的，没有了这个，我觉得就理解不了费先生的文章，也看不清楚他这个人。”
对渠敬东个人而言，最受感动的是读费老晚年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老师，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一生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缘分的回忆。“如果费老说文化自觉。他这些回忆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
他认为，费老在晚年有几层意义上的返回：返回自己的年轻时代，返回自己的家乡，同时返回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的中国传统。
“从费老那儿我学到，所有的问题本身都来自于你最有亲切感受的问题，而不是一写社会学文章，都是普遍价值，道路有多远，电线杆就有多少，人都傻掉，智力感情都受损害。费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治学。学问讲的就是道义关系，不是纯粹抽象的个体。中国人认知的世界结构和西方的不太一样。社会科学、人文绝对不能把研究对象理解成一个客观实体。”渠敬东说。
举例来讲，费老一生讲江村经济产生于自己家乡。到了云南山村，他用自己家乡的方式来去同情地理解其他，接下来把这些问题再进一步拓展为对社会结构的理解，这仍然是非常亲近的方式。“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就是用同情和共党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己的人，或者是通过这些理解，把不是自己的人变成自己的人。所以我想费老真的学问动力就来自于这儿。”
一窥费孝通思想世界的整体面貌
王铭铭特别提到，费先生将自己定位为绅士，还写文章表明绅士是一个文字阶级，也即是写字的，靠写字生活并发挥社会作用的人。
“作为其中的一份子，费先生一生写了非常多字。如此之多，使想编他全集的同仁最后总会发现会有所遗漏。三联版的费孝通作品精选，从费先生的大量文字中选择了一部分并不是大部分，分十二种出版，从局部表现了一个思想世界的整体面貌。我认为这相当务实。”
王铭铭认为，直至目前，学界同仁对于费老思想的整体性认识是相当不足的。他说：“从事乡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大都会把费先生描绘成一个只是与乡村社区研究、乡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等议题有关的人物。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大多只知道费先生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影响。我们大多会顾此失彼，对费先生花篮谣云南农村调查关联者，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的作品失去重视，而域外的费孝通观则更为有限。欧美、日本的学者只知道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即使是对费先生的民族论述，1950年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过的《中国绅士》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虽然有英文版但不怎么知道。费先生曾经反其道而行之，对欧美、日本等现代‘西方’国家展开的域外书写，这些外国人更不知道。”
而费孝通作品精选已经让我们一窥完整的费孝通。王铭铭说：“通过费先生的作品出版来纪念这位先贤的诞辰特别有意义，因为恢复费先生思想的整体性有助于我们恢复中国所谓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原貌。”
据悉，“费孝通作品精选”从他七百余万字的著述中精选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种，三百余万字，涉及农村农民问题、边区民族问题、文明文化问题、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多个层面。其中，《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美国与美国人》《行行重行行》等，均在作者生前单行出版过；《留英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师承·补课·治学》《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则是根据主题重新编选；《中国士绅》1953年出版英文版，2009年三联书店推出中译本；《茧》是近期发现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为首次翻译出版，对于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维度。
编辑：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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