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法院网消息，陈某与王某于2010年相识、相恋，2015年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陈小某。双方婚后初期感情尚可，后于2018年开始产生矛盾，并于2018年7月开始分居至今。

自2018年11月后，陈小某随王某居住生活。陈某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后撤回起诉；后于2020年又起诉离婚，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离婚请求。2020年10月，陈某再次向房山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孩子归陈某抚养，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

王某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不符合离婚法定条件，因此不同意离婚；其次，婚后王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陈某除了上班，其他家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同时，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资为陈某母亲名下房屋进行装修，且陈某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对王某造成精神损失，故要求分割财产，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6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婚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离婚系双方自由、自愿的选择。本案中，陈某多次起诉离婚，且双方现分居已满二年，虽王某不同意离婚，但足以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故对于陈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双方陈述的意见，综合考虑本案的情况确定孩子由王某抚养，陈某给付抚养费并享有探望权；根据双方共同财产情况予以分割；就陈某主张的共同债务，因王某不予认可，且涉及案外人利益，本案不宜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

对于王某要求的补偿款，因王某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适用民法典更有利于保护王某合法的权益，故现王某要求陈某给予补偿，理由正当；对于补偿的数额，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结婚的时间、双方所述的生活情况等予以酌定，对于王某过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陈某与王某离婚；孩子陈小某由王某抚养，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享有探望权；共同财产由双方平均分割；同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

此案一出引发网络热议，登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认为5万元家务补偿款“太低”，“不如北京保姆”。那么，民法典中家务劳动补偿金额究竟如何确定，该案中5万元家务补偿款是否合理？

不少网友认为5万元家务补偿款“太低”，“不如北京保姆”。

为此，记者采访了广州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业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小非律师，她认为，5万元家务补偿判决结果“比较合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李小非表示，此前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专家学者曾探讨过家务补偿款计算方式，但最终并未作出统一规定。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家务补偿款计算标准相对一致的观点是考量三方面因素：一是双方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长短；二是申请家务劳动补偿一方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三是双方收入差距。

李小非提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在夫妻共同财产按一定比例分割后，再由受益一方额外给家务劳动补偿。在每起个案中，参考上述因素最终计算出的补偿款各不相同。

此外，李小非表示，在法律界中“家务劳动补偿是否仅限于全职妻子或全职丈夫”也广为关注。她认为，夫妻双方均有工作，但一方为照顾家庭付出时间精力，从而牺牲事业发展机会，同样可以要求家务劳动补偿，只是在具体补偿计算上不同。比如，在双方收入差距上，如果一方为全职妻子或全职丈夫，那么双方的收入差距就是另一方的工资；如果一方即使在家务劳动上付出较多，但也有工作收入，则双方收入差距会相对小一些。

记者注意到，早在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即有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李小非表示，尽管此前婚姻法中也对家务劳动补偿作出相关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因为规定中的限制性适用条件——“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犹如一道“紧箍咒”。

“这跟我们国家的财产现状不吻合”，李小非解释，按照规定只有夫妻双方原本就在婚内协议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对家务付出较多才可申请家务劳动补偿，然而现实中极少有夫妻会在婚姻生活中主动约定夫妻分别财产制，“这也间接导致了婚姻法实施以来这条规定被引用地特别少”。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紧箍咒”无形中取消，李小非预测，此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会进入“爆发期”，除了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过错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外，家务劳动补偿也会更多地出现在案件判决中。

李小非认为，当下年轻人“恐婚恐育”背后深层次社会原因之一是“在家庭上的付出得不到认可”，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日后更多加以应用，有助于提升公众法律意识、倡导男女平等，“提倡家务劳动和工作创业等创造的经济价值同样重要”。

此外，据李小非观察，随着社会观念的更替，近年来男性陪产假、女性生育补贴、家务劳动补偿等一系列的法律配套制度的完善和落地，也是为了创造两性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我个人理解也是民法典的一个核心原则”。

采写：南都记者 张林菲

编辑：张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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