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在熊思东和其他代表、委员的建议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大数据杀熟、外卖骑手等现象让民众关注到算法和人的矛盾，而售楼处暗中使用人脸识别区分顾客，人脸识别厕纸机、垃圾桶等应用也屡次引发争议。

今年两会期间，南都记者就疫情防控、科技伦理等主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受访者供图。

南都：疫情期间，一些地区公布的流调信息过于详细导致当事人被骚扰，患者信息泄露事件也屡次发生。作为免疫学专家，你认为公开流调信息应如何兼顾疫情防控和隐私保护？

熊思东：我觉得要以掌握、可控为原则，以控制疾病的流行、传播为掌握的基线和范围。

在实践的过程中，面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突如其来、席卷全球、感染严重的疾病，大家都没有经验，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有个别做法也确实有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比如说行程公开过细、公开个人信息过多，给新冠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等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

在有些情况下，比方说为了在短时间里面穷尽所有的密切者，不得不公开患者的信息。但是跟疫情防控不相关的信息，可不公开的就别公开，可不告知也别告知。

比方说公开年龄的时候，提到成年人、儿童、老年人这类的词语大体上就足够反映信息。如果公开说密接者是一个中年男性，大体上人们就会想我接没接触过一个中年男性，而不至于说密接者是多少岁的男性，甚至提到他的名字是刘某花，这样就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

前一段时间上海公布的流调报告时，没有公布三名确诊病例的姓氏，而是以病例1、病例2、病例3代称，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也被隐去。同时，报告也没有单独公布每个人的行动轨迹，只是列举了三名病例涉及的公共场所。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既保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又保护了个人隐私，也不至于搞得人心惶惶，导致密切者、感染者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以看到，随着防控措施的完善，很多情况也在逐步改善。

南都：疫情之下，多地要求民众持健康码出行，但也给一些没有或者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群体造成了出行困难。你认为如何在开发类似应用、制定类似措施时更有“温度”？

熊思东：2020年年初疫情突如其来，我们采取了最大的力度，最大的可能性来控制疾病的传播和流行，但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不便，这个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总结疫情防控所积累的经验，另外疫情在中国散在、局部地出现也给了我们一些空间和时间来改进防控措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各个地方针对老年人不能用智能手机等问题都出台了一些政策。

下一步的防控还是要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特殊情况，采取更人性化的措施，提高广大群众的接受度，防控部门的工作效率也会提高，可以做到一旦出现了疫情，应调查尽调查，应囊括尽囊括，而不会导致有些人因为觉得很困难就回避，甚至有意识地躲藏。

南都：具体来说，你认为怎么以人为本地制定疫情防控措施？

熊思东：我们还是为了达到掌握、可控。就是不管用什么方式，能够让防疫部门掌握相关的情况，而不是非要使用某一种特定的方法，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行程码、健康码只是其中的两个选择，对那些不能提供行程码、健康码的群体，我们也应该有替代的方案，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要更人性化地处理。

另一方面，无论是纸质的证明还是相关的软件，都应该做到能够让民众简单、快速地上手使用。大家能感觉到最早开发的App用起来要点击很多次，现在相对比较简单；过去各个地方都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现在基本上能够实现健康码全国通用，这是因为现在健康码所覆盖的信息基本上达到“掌握”和“可控”的要求。

南都：除了健康码，人脸识别应用也是疫情防控的手段之一，但强制刷脸等做法引发争议。你怎么看人脸识别应用与公众隐私期待之间的矛盾？如何保障合理、规范地应用？

熊思东：任何技术的进步都会带来几家欢乐几家愁。新生事物总有这样的特点：使用者需要一个过程来接受，提供者也是逐步完善、优化。人脸识别是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使得我们能够快捷、方便地获取相关的信息。从这个方面来说这项技术是正面的，而且是有效的。

但是它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第二是如何使得大家更乐意接受，也就是如何使技术更人性化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我想一是通过广而告之，让大家能够理解这项技术；第二是要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来规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在做了。

有些小区推行人脸识别门禁也是一个探索。如果我们往回看，最早的时候小区建围墙、设门禁，也有民众有意见，觉得不方便。后来大家也感受到有围栏、门卫之后，小区变得更安全了，也就慢慢接受了。

新冠疫情初期，进出小区、办公楼等场所都需要测体温，也有一些报道说大家觉得很不方便，但是从疫情防控的确切需求来看，现在大家也都能接受。其实用门禁、刷卡这些技术，它是为了更加方便、高效。但是在这过程中，带来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个人隐私问题，以及民众因为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被改变，导致短暂的不便，这都不是特别原则性的问题。

针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问题，我国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接下来应该考虑怎么落地、落实，怎么能够让大家信任新的技术，觉得自己的个人隐私会被保护。我想技术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民众总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南都：去年比较受关注的还有大数据杀熟、外卖骑手等现象，这背后似乎都是算法和人的矛盾。你觉得算法也该接受伦理审查吗？

熊思东：我认为算法本身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人如何去使用这个算法。

像杀熟是通过大数据、算法知道了人的一些行为特点及规律，并从中找出可以利用的特点来进行的，所以杀熟也不是所有“熟”都杀，是发现了你的某些行为特点和规律或弱点才杀熟。比如说它发现一个人网购的时候斤斤计较，反复地进行比价，那算法可能就不对这个人进行杀熟了。如果算法发现一个人每次购物都不比价，对价格不敏感，可能就要对他进行杀熟了。

所以算法、大数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们要规范它的使用，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进步防止技术被非人道和错误地使用；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高悬达摩克里斯之剑，两方同时发力对保障新技术的健康发展非常有意义。人刚开始研发算法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会被歪曲使用，发现的问题就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前提。

采写：南都记者潘颖欣 发自北京

编辑：冯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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