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三联·新知大会”第三季第四场“站在‘虚构’这边——小说、历史与形式”在三联韬奋书店举行。格非、苗炜、董强、范晔——作家与翻译家共聚一堂，重新讨论小说、历史与形式，检索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想象，为未知的未来留存一份备忘。本场活动由苗炜担任主持。

小说与历史，是人类探索自身文明与心灵的两种不同形式，我们很难说它们谁更“真实”。自小说诞生以来，围绕其虚构的形式与现实的功能之间的讨论就从未停止。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派，不同时期的小说写作都与历史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张力。进入21世纪，上百万字的穿越、玄幻小说随处可见，打破创作门槛的非虚构作品亦极受追捧——在两者的夹击下，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再难找寻文本的“理想读者”；而历史，也随之变得轻忽、飘渺。

活动现场

苗炜曾任职于《三联生活周刊》，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提到，当下总有人说现实比小说更精彩，小说家都不敢这么编故事；而小说家们自己却总是强调，虚构往往比真实的新闻报道揭露了更真实更深刻的问题。“读现代小说是不是需要训练，是不是需要一种比看新闻报道更高的智慧和眼光？”这是苗炜在活动开场抛出的疑问。

范晔：现实，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征引经典作家的作品应该是一个常见的，也是一个必要的演讲的手法，据说往往是收效甚佳的。但此时演讲者也就是我，用第三人称单数好像感觉更为专业。……”范晔的演讲题目是《现实，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一个夹杂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单数的演讲，从快递小哥快递箱上的寓言故事，到拉美文学中仅仅只有一行的文学经典，从科塔萨尔到昆德拉到塞万提斯，从《白鲸》到《黑羊》，当中无数次“离题”又无数次“闪回”，本身就像一篇耐人寻味的现代小说。

此次演讲的题目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对“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名言的一种戏仿。范晔说，科塔萨尔实际上是有感而发，当时，他面对着对他作品种种的指责和批评，人们认为它们太脱离拉美的现实，没有直接反映拉丁美洲的丰饶苦难，水深火热的生活，没有旗帜鲜明地在他的小说里站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大众的一边。

范晔指出，当科塔萨尔感慨“现实，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时候，他所讽刺的是一种单数的大写的现实主义，那种自称是唯一正确终极的现实版本。

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发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伟大的小说往往都包含着一个核心的问题，比如《白鲸》中的白鲸到底象征着什么，《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到底是不是疯子，无论是梅尔维尔还是塞万提斯似乎都没有直接回答，或者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白鲸》的终极意义，也无法确知堂·吉诃德他到底疯了没有或者清醒了没有。在塞尔卡斯看来，回答就在问题中，问题就是回答，是对一个回答的追寻。小说的使命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以尽可能复杂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

科塔萨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文学不是为回答问题而生的，它是为了提出问题，是为了引起不安，是为了将思维与感受向着新的真实的地平线敞开。因此，“小说它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站在哪一边，伟大的小说从不要求读者站队，小说的本质可能就是一种不明确的表态。”范晔表示。

董强：虚构的对立面不是非虚构

当一个人过分沉湎于小说，常常会遭到当头棒喝，因为小说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仿佛小说的“虚构”是理性和智性的对立面。而事实上，现代小说中任何的经典都是高度理性和严谨的产物。董强的演讲题目是《虚构的对立面不是非虚构》。他分析了现代小说中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指出《堂·吉诃德》从一开始就是把一个生活在虚幻中的人与现实的撞击这样的故事加以呈现，所以米兰·昆德拉才把它看作是现代小说的鼻祖。

在戏剧中也是同样。董强说，在莫里哀的喜剧里存在着很多生活在虚幻中的人，比如《吝啬鬼》里的阿巴贡，《伪君子》里受骗的主人奥尔贡，《贵人迷》里的茹尔丹。“你要想让那些人看到现实，比什么都难。”而往往是一些仆人、下人、小人物生活在现实当中，雅克总是比主人还清醒，费加罗比他所服务的贵族要聪明，更加接近生活的智慧。这种虚幻和真实的对比，造成了出色的喜剧效果。

当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看似以一种虚构的浪漫主义情调贯穿始终的时候，内里依然贯穿着某种境遇真实和细节真实，比如雨果就是最讲究历史资料考证的人，他对《巴黎圣母院》这座宏伟建筑的描写，比现实里的巴黎圣母院更加坚不可摧。

“假如一边是虚构，另外一边是非虚构，当我们把天平倾向虚构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选择什么呢？我想我们至少潜意识里是去选择一种完整，选择形式感，选择美。”董强说。

在他看来，虚构的敌人不是非虚构，而是“虚拟世界”。“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人都借助于自己的经验，经验是人的坚实的大地，即便是虚构的经验。但是在彻底的虚拟世界中的人，他就好像是一个失重的人，仿佛被举起，再也不能碰到大地的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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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现代小说的时间与形式

《现代小说的时间与形式》是格非的演讲题目，也是他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谈及人类时空观的演变和时空观演变导致现代小说的形式的改变。在古典文学中，时间是圆融的、完整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而线性时间观的出现取消了"永恒"，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有限生命的焦虑感。

“《一千零一夜》里所有的故事，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险，它总是圆满的。那个时代的人有能力来肯定自身的生命，能够把内外的时间统一成一个整体。”格非说。

他指出，现代主义小说“把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个时间压缩到同一个平面当中，然后变成了一个空间性的同时出现的东西，这是意识流小说或者这一类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格非认为，我们今天的情感面临枯竭，因为生活不允许我们有情感，每个人已经被时间管理得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外部时间跟你内部感受性的时间出现巨大的分裂。小说希望做出某种拯救或者弥补，它制造了非同时的同时性，让外部时间重新和内部的感受时间合二为一。最典型的作品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不再去关注外部世界的深广，不再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包罗万象，他不再这样做，他试图去拓展他的意识，跟世界关联的连接点。”

格非认为，在当下的时代，由于资讯异常发达，小说家写作不需要依靠自身经验，小说写作已变成一种“自动化”写作或者惯性写作，“小说跟我们社会、跟我们外部世界、跟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提出问题的能力，正在丧失。”格非十分赞赏石黑一雄的作品《别让我走》和《克拉拉与太阳》，认为石黑一雄在其中提出了非常深入的悲剧性的问题，促使得回过头来反省自身的经验。

“我觉得在今天，小说家没有哲学上的沉思能力是不行的。”格非说。

正如董强所言，文学与时代紧紧相连在一起呼吸，它时刻回应着时代的问题。人们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也许只有“虚构”才能够让我们骨肉俱全。“不管我们已经抵达了哪里，虚构之光总有办法照到我们，甚至照到我们的未来。”这或许是我们持续阅读小说的意义。

据悉，三联·新知大会创办于201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其旗下三联生活传媒公司（三联生活周刊、中读app）、三联韬奋书店等子品牌联合打造，旨在推广深度阅读与学术普及，邀请人文、艺术、科学等领域的一线学者，深入浅出地呈现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方法。

编辑：黄茜

本文作者

黄茜

1.02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