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的平台经济发展现状如何，未来呈现何种趋势？反垄断监管如何促进平台经济更好发展？

近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第六期活动，围绕 “反垄断：发展与规范并重，平台经济走向何方”的主题，多位与会嘉宾分享了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目前我国平台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但伴随平台扩张而来的竞争失序等问题突出。有专家表示，平台经济监管已从过去让“子弹飞一会”，到了规范与发展必须统筹的阶段。当下如何构建一套适合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的市场监管体系，尤为重要。

研讨会上，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就“平台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作了主题分享。

据中国信通院监测，2020年，全球100亿美元以上的数字平台企业有76家，价值总额达到12.5万亿。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呈现衰退和负增长的趋势，但是平台经济却得以逆势保持高速增长。其中中美继续引领全球——从超百亿美元平台企业价值规模来看，中美两国合计约12万亿美元，占据了全球总量的96.3%。但中美的差距也在扩大，中国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价值规模仅为美国8.9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

具体到国内，李强治提到截至2020年底，我国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197家。排名前十的平台企业市值占比由2015年的82.4%下降至2020年的70%。总体市场结构大致由“二八结构”转变为“三七结构”。“这说明我国总体平台经济市场呈现大小平台同步快速发展的势头”。李强治说。

李强治注意到，国内部分细分市场呈现集中格局，趋于“一家独大”。他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红利越发见顶，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转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重点工作，这些都将对平台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李强治预测，监管介入之后，原来在平台经济领域里很多规则将会颠覆、重构。未来无论资本市场对平台企业的估值逻辑，还是平台自身的发展战略都面临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到，反垄断反的不是企业之大，而是反对以大欺小、滥用市场支配等行为。也就是说，反垄断执法并不只针对巨头，企业不管规模大小，只要出现违法垄断行为，都有可能受到规制。

但是依法监管与鼓励创新发展并不对立。李强治认为，当下平台经济存在恶性竞争的问题——如果企业通过实施“二选一”就可以实现维持市场优势地位的目的，那么就不会把资源投入到技术开发，提升真正运营效率。因此，加强反垄断监管，有助于引导平台企业走出低水平竞争和重复竞争的怪圈，转向提升核心创新能力。

“如果说五年前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现在则到了规范与发展必须统筹兼顾的新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熊鸿儒表示。

谈到平台监管的手段，他认为反垄断只是其中一种竞争执法工具，针对平台扩张带来的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就业保障等诸多新问题，需要更多相适应的监管工具协调配合。“虽然不能完全依靠反垄断来解决问题，但它确是威慑力度很强的监管工具”。

他还提醒，作为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平台经济具有内在的创新性，创新走在监管前面——这是多数新业态新模式的共性。关键既要看监管是否能及时跟上，降低经济和社会风险；也要审慎斟酌监管的成本与收益，避免过度监管。

论坛上，熊鸿儒多次强调，针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现在已经到了“认知与实操齐头并进的时候”。强化监管根本还是为了平台企业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反垄断执法需要处理哪些关系问题呢？

熊鸿儒分析说，首先需要处理好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考虑行为只看结构，可能会出现监管过度或“一刀切”等问题。但不考虑结构只看行为，就可能难以准确衡量竞争损害的效果。例如，同样是自我优待，大平台和小平台产生的限制竞争效果差别是很大的。此外，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平台企业垄断地位和垄断行为的认定需坚持个案分析原则，加强行为与实际效果之间联系的经济分析。

他还强调，在数字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平台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反垄断规制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政策，因此不能忽视国情世情，应跳出“封闭经济体”思维限制，站在更广泛更加动态的全球竞争高度思考对平台的有效监管，统筹国内与国际。既要依靠有效监管强化平台治理，督促企业合规发展，也要依靠有为监管营造更好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

此外，理解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也尤为重要。熊鸿儒表示，短期内及时、适度的监管，本质上就是为了倒逼行业自律，稳定市场预期；中长期来看，平台经济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会越来越多，如何构建一套适应平台经济发展规律、有助于全社会总福利改善的新型监管体系，是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出品：南都反垄断课题组

采写：南都记者李娅宁 尤一炜 李玲

编辑：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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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李玲

3.64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