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燕：从《1937，延安对话》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延安的景色，与那里的人们一样，也处处令人兴奋、激动。这里有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我在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这是美国学者毕森在1937年6月初到延安时写下的一段话。在他们之前，除了埃德加·斯诺，鲜少有外国人涉足这片土地。毕森一行只在延安停留了四天三夜，但共产党人在艰困环境中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却影响了这位美国学者一生。
八十余载之后的今天，毕森造访延安的笔记被翻译成《1937，延安对话》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被认为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见证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 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托马斯·亚瑟·毕森 人文社供图
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
在毕森的眼里，四十三岁的毛泽东“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朱德有一张中国革命运动中“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他那种开朗、亲切的性格总是让人感到快乐”。而周恩来干净利落、衣冠整洁，“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
延安的四大领袖（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朱德 人文社供图
他与朱德谈论红军的军事力量，向周恩来请教国共统一战线的进展，与毛泽东纵论中国及世界局势。他将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在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开启了视野，解开了谜团。
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延安开会，听外国来访者讲演。 人文社供图
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
但是，自从作者毕森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照片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这些笔记首次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本。
漫长、辗转却充满惊喜的编辑过程
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了《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的注意。
“读完这篇承载着珍贵史实的文章后，作为一名编辑，除了对早期革命者的感佩、对学者命运的感怀之外，更对文章中反复提及的、毕森用铅笔写的两本笔记本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直觉中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笔记，因为与延安、与斯诺等有关系。当时想，这也许是一部有待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毕森的两个笔记本 人文社供图
她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最终惊喜地发现，延安笔记自写作以来，除毕森在他的一些专著中引用过外，只有在1973年中美关系迈上新台阶后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过一次，至今再未出版，而且更没有授权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一部从未发表过的珍贵史料，对于出版社、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无疑是一件巨大的幸事。”
2019年3月左右，孔令燕向出版社申报了选题，得到从社里到集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因为这是一本80多年前写下的笔记，从动意出版之日起，在集团和出版社各个部门、各位同事的通力配合下，开始了漫长、辗转却充满惊喜的编辑过程，包括确认版权、购买版权、翻译和史实审定等等环节，才最终成书。”
如今，80多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在中文世界推出。孔令燕说，这是她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因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这本书，用鲜活生动、确证的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南都专访孔令燕：
这本书为历史找到了活生生的确证
《当代》杂志主编、《1937，延安对话》责编孔令燕
南都：《1937，延安对话》被誉为“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它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关于根据地和革命领袖的新的认识？
孔令燕：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明确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看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实质性的作用。
这本书的时间点是1937年，恰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我们经常讲，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是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从《1937，延安对话》里可以明确看到这些信息，共产党的一切纲领都是为民族、为人民的，是共产党在迫切地在推动国民党进行抗日。在本书中，明确看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必须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抗战不是某个利益群体的事情，它关乎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通过这本书，当时革命领袖们的殷切希望、迫切心情，是我们作为后代能够切实地感受到的。
毕森记录了一个细节：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周总理赴重庆谈判，回程时乘坐的那驾飞机正从毕森们的头顶飞过。那时候共产党的态度就是，只要能够建立统一战线，只要国民党能够抗日，愿意让步，牺牲一部分利益。
毛泽东 人文社供图
还有一点让我十分震惊。延安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山村，而且经过了长征，从一般个体角度来说，队伍是急于休养生息的。但是共产党人却胸怀天下，时刻关注着民族危亡。身在延安的领袖们，依靠每周从根据地外送来的一次报纸了解外面的信息。毛泽东靠着这些东西，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为了民族安全，坚决地推动全民族抗战。
以往历史上的农民领袖，可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如土地和皇位等等，而共产党这些领袖，他们一开始就站在全球的立场，思考全民族的未来。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在判读形势的时候会考虑到苏联、美国、英国等世界大国，他看到了美国为什么要进入中国，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在这个大背景下再看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理想，觉得真是难能可贵，不得不由衷地发出赞叹。
而且，毕森出生于传教士家庭，并受雇于美国政府，他最开始并不相信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他其实是带着怀疑的态度进入到延安的。他保持着极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到访延安和采访这些共产党人。
朱德 人文社供图
当时亚洲局势很危急，对于中国更是如此，日本已经占据了东三省，全面侵略战争一触即发。毕森在南京、重庆都见过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比如陈立夫这些人。因为这些背景和对比，才让他对延安的情形感到震撼。这群人虽然缺衣少穿，身居整个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却真是胸怀天下，考虑的事情是整个人类和全民族的事情。他们从精神气质上，与国民党官员的犹豫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形成鲜明的对比。
所以，这本书为我们从小到大读到的历史书中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找到了具体的、活生生的确证。
南都：毕森这几本笔记非常重要，但他在回国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拿出来出版，仅在1973年出版过一次，而且也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
孔令燕：我相信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复杂因素的综合力量所致。现在我们拿到这本书感觉是沉甸甸的、厚重的，但其实1937年毕森记录的就是两个薄薄的笔记本，1973年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也是一个很薄的小册子。我是想把尽量多的资料整合到里面，把后来寻找到的一些图片和内容也加了进去。
一方面这些笔记本身体量很小，另一方面毕森是一个学者，他在其他专著里引用过《延安笔记》里的内容。就像咱们当下的学者一样，他很难自己去写一本散文。你会发现，他就是踏踏实实地写专著。
同时，他受雇于美国政府，从意识形态阵营来讲，跟我们也还是不太一样。歌颂共产党，或者记录共产党政权形态的一本书，在当时的美国很难出版。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人文社供图
但我觉得，毕森内心是觉得这两本笔记非常重要的。因为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毕森在美国待不住了。1969年，他到了加拿大。他在国内的境遇，以及左派知识分子在美国的整体境遇，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本书的问世。《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美国也待不下去，到了瑞士。欧文·拉铁摩尔后来到了英国。当时在美国，有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的结局就是流亡。
为什么1973年出版了呢？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延安笔记》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那个小册子很薄，估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注意到。1979年毕森就去世了，他在加拿大也没有过多的宣传，可能也没有那种意识。所以李彦老师那篇文章投到《当代》杂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本书。
南都：《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是怎样的？
孔令燕：整体书的风格是白描式的，清晰、明白。毕森是一位学者，在行文中不过度发挥，只是朴素、忠于史实地记录。而且，我在编辑的过程中也通读参照了英文原文，他的原文非常清晰、明白，用词非常精准，不啰唆。
这样的风格，使这本书看上去体量很小，但信息量很大。毕森在描写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没有特别多的个人的发挥。我是搞文学的，见过太多的带有主观色彩的描述，在描绘事物的时候过多投射作者的主观想象和情绪。由于毕森是一位学者，他非常注意事实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更是一份史料，而不仅是文学创作。
书的核心内容来自两本笔记，一本记录他们往返延安过程中的见闻，一本记录和共产党领袖的谈话。见闻那一本，写的是他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到了西安之后又找到司机艾飞·希尔开车到延安。而且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当时在国民党控制的背景下，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去解放区，去共产党的根据地。当时的西安城，进出城有卫兵把守，他们就装扮成旅行者，在城门内外往返了好几次，等到卫兵放松了警惕，才最终向延安出发。这些过程他完全没有发挥，就是忠实地记录。他没有故弄玄虚的深奥，也并不使用晦涩难懂的词汇。
而他们又拍了许多照片，比如渭河发大水，在过泾河、渭河的过程中，汽车在草滩这个地方搁浅等等。读起来也很轻松，就跟绘画中的白描书法一样。对于纪实作品来说，我特别看重这种白描式的写法。
南都：相对而言，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是不是写得更具有色彩一点？
孔令燕：两本确实不太一样，但是相互印证，都是重要的文献。斯诺是一位记者，他到延安是1936年，比毕森记录的时间更早半年多。1936年长征刚刚结束，而斯诺也把很多的笔墨给了整个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他在根据地待的时间更长，《红星照耀中国》里写了很多故事。他的写法更全景式、更细节化、故事化。
而毕森是一名研究东亚的学者，他的想法和到访时间都与斯诺不同。毕森到访的1937年，领袖们的革命主张和理念更清晰、明确了。因为又经过了半年多的安定和发展，延安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定。学者关注的东西跟记者不一样。学者可能是带着问题去观察，他要研究这个党为什么这样，这个国家、两党之间要怎样博弈，他们要往何处去？虽然毕森和斯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是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
南都：毕森等人采访了当时的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接受外国来访者的访问时态度是怎样的？
孔令燕：在延安的人人平等，也是毕森多处介绍和切身感受到的。毕森记录，刚到延安当天晚上，有欢迎他们的文艺晚会。领袖们穿的衣服也跟普通延安士兵是一样的，而且同样坐在长凳上观看演出，没有任何区别。
领导人们对待外国访问者的态度也非常友好，积极配合。几次的访谈，毛泽东等人对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耐心、细致、认真地进行了回答。周总理最开始还使用英文跟他们对话。
在描写过程中，毕森笔墨不多，但非常传神、准确。特别是对领袖们的言谈举止有很多记录。里面也说到，毛泽东询问这一行人在本国的职业。其中有一个人说他是卖圣诞卡的。毛泽东就说，愿上帝保佑你生意兴隆。
1937年，毕森和朋友们到访延安。（左起）菲立浦·贾菲、佩吉·斯诺（尼姆·威尔斯）、欧文·拉铁摩尔、毛泽东、毕森、艾格尼丝·贾菲 人文社供图
另外还能看到，毛泽东这个人确实是雄韬大略、高瞻远瞩。毕森记录说，我们到延安这一行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毛泽东谁都没有挽留，唯一挽留的是那位瑞典司机艾飞·希尔。毛泽东特别想把这个人留下，期望他能帮助延安根据地开一所机械学校，修理和保管红军队伍中那批在战火中损毁的卡车和吉普车。能看出来，毛主席心里想的是根据地最需要的是什么。艾飞·希尔生存能力很强，他给斯文·赫定开过车，他开着一辆老式的美国吉普进延安的路上，汽车不断出问题，都是他自己来修理。从这里也能看到，毛泽东特别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当时的形势是，根据地缺乏拥有现代技术的人才，艾飞这个人是有这方面能力的人，虽然学识上、政治见解上可能跟他不一样，但可以为我所用。
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历程中，毛泽东隔一段时间就会写一篇文章，告诉全党全国人民“我们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告诉我们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有问题的核心，他一下子就能抓住。
这群美国人在延安就待了四天三夜，很短的时间里毛泽东就发现这个人能为他解决根据地的问题。但艾飞·希尔自由惯了，不能留在根据地。即便如此，在返程途中，同行的欧文·拉铁摩尔问他，你对共产党人怎么看？艾飞·希尔说：“我见识过各式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等等。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他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但却清晰地感受和判断出了毛泽东身上的领袖气质和对中国未来的作用。
延安城门。城墙上的标语：和平统一 团结御侮 人文社供图
共产党领袖当时接受采访所说的，其实都是后来的治国纲领，是党的核心理念，像重要情报一样。这一点欧文·拉铁摩尔深有感触，他曾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顾问，后来在《延安笔记》英文版1973年首版序言里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编辑：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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