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双减”政策，尘埃落定。

昨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公布。《意见》明确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同时还要求，广州作为全国试点城市之一，将需要做好试点探索。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率120家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发出倡议书，各大教育机构不约而同在官微表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意见》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热议。那么，《意见》将会给教培市场、家长和学生群体带来哪些影响？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是否能有效缓解教育焦虑？南都教育联盟记者专访全国多位教育专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解答。

《意见》中关于“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假不能搞学科培训”这一点受到多方瞩目。

规模总量庞大、违法违规情况突出、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这是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的教培机构“三大问题”，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也正是基于此，《意见》要求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这是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最严的监管，落实‘双减’政策，意味着校外学科培训机构的资本化运作已经堵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我国校外培训机构进入强监管时代，校外培训机构的获利空间被极大压缩。

就在今天，豆神教育和学大教育均回应称，“双减”政策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学大教育表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业务预计受到影响可能较大；公司教育培训业务营业收入占比近99%，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营业收入占教育培训业务收入约40%。

对此，熊丙奇认为，这就要求教培机构必须转变运营思维和模式，回到培训机构本身应该有的功能和定位上来，为有需要的受教育者提供发展兴趣、拓展素质的差异化教育选择。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双减”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强化学校育人主体地位，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制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这也就意味着，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是“双减”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学生对这个政策应该持欢迎态度。对家长来说是一种矛盾、担忧的心情，一是不再愿意让自己和孩子都那么劳累，但又会担心影响自己孩子的成绩和排名；二是不确定别的家长是否有其他门路继续进行课外教培，从而导致自己孩子成绩的落后。”在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科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看来，现在部分家长处于教育焦虑，深入接触了这类家长后发现这种焦虑完全出乎他的想象。

广东民建会员、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雯闻也持有类似观点。她表示，教培机构崛起是有一系列前置条件的，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过渡，优质教育资源需求未能通过学校得到充分满足这一供需失衡的现实状况产生的。所以，问题之本就是这个失衡的供需关系。

“‘双减’是一套系列组合拳，这就如同我们看病抓中药，单有一味难以有成效，而多味一起方能见效。”如果单纯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无法“治本”，张雯闻提到，政策同时要求社会组织、学校承担教培机构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假留下的空缺，从根本上满足家长，乃至国家自身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我国存在的校外教育培训热，是群体性教育焦虑的表现。从根本上治理校外教育培训热，就要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

“作为家长，至少从我自己看，我觉得叫好声比批评声大。”张雯闻表示，当然大家也有担忧，担忧的是政策实施不彻底，而不是否定政策基调。所以接下来，民众满意的焦点，就是如果在政策目标的指引下，有效落地；落地不好，就可能会有杂音和隐患。

南都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观点对“双减”政策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加深学生家长与教育机构的“共谋”现象，让“一对一”学科培训、地上转为地下等情况蔚然成风。曾德雄也有类似担忧：“如果焦虑一直存在，一定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抒发出来。除了从地上转入地下，有可能会催发我们目前想象不到的手段。”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学生的负担没有减轻，培训乱象更难治理。这也是在落实‘双减’措施时，必须直面的问题。”熊丙奇表示，在禁止校外学科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遏制学科培训逐利后，应该疏导家长的培训需求，要推进课后服务全覆盖、开展高质量假期托管，以及进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系统推进“双减”，真正把学生从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解放出来。如此，也才能反过来规范学科类培训的资本化逐利倾向，回到发展兴趣、拓展素质的培训正轨上来。

广州市政协委员、英东中学校长胡国胜也表示，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对政策的宣传，让家长、学生了解政策情况，另一方面学校要注意学生学科类成绩的差异，因材施教，承担起培优补弱的责任，减轻学生压力，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进而能够减轻家长教育焦虑问题。

南都记者留意到，在全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同时，《意见》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为全国试点。试点监管的内容主要是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三方面。

“不论是机构退市、剥离学科培训业务，还是转型，都会涉及部分培训机构的员工失业，以及可能出现的退费等相关问题。”熊丙奇认为，如何妥善落实极为重要，各地在落实监管措施时，要制定稳妥推进培训机构从营利性转向非营利性的方案。

在张雯闻看来，从自己调研和实际了解的情况看，广州一直在探索、做准备，比如对资金的监管，比如对监管之下破产企业的善后兜底等等，因此她觉得“平稳过渡问题不大”。

实际上，作为试点城市的广州此前已有所部署。

7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于今年暑假期间开展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试点工作；7月12日——16日期间，广州市部分区也召开了校外培训机构通气会，传达了相关的“双减”精神；7月20日，广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广州市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按学期或课时收取培训费；7月22日，广州市教育局向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紧急发布联合执法检查通告。

“关键还是通过试点和前期的治理形成一套制度化的机制，而不是应对性的监管，要想走在前面，把风险防控在前面。”张雯闻建议，一定要切实加大投入，打掉市场之后留下的需求空缺；如果没有投入，质量还是很难得到保障。

“对培训机构要采取分类管理，比如对艺术类、素质类的教培机构进行审核，并开放白名单，鼓励其发展。”胡国胜建议，对学科类教培机构要坚决依法管理和监督，在执法过程中，要深入调查，了解学科类教培机构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譬如资金问题、员工安置、场地租金等矛盾，适当给予政策帮扶，减少教培机构的恐慌，防止机构跑路等问题发生，避免采取“一刀切”或粗暴执法使人们对“双减”政策产生误解。

《意见》的出台释放了明确的信号：教育就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不是牟利的行业。

因此，在张雯闻看来，“双减”政策对恶意炒作、贩卖焦虑的教培机构，无异于绞杀；但对真正有情怀的教育者而言，这反而是他们留在这个行业的机会。立志于教育的机构，仍然有转型发展适应新需求，比如成为“to B”的供应商，仍然有这样的空间。

熊丙奇表示，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从严监管，并不是一刀切禁止校外培训，而是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依法依规，在规定的时间与范围内开展培训，不得进行超标超前培训。进行学科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在禁止节假日、寒暑假开展培训后，可以转型进行非学科培训，包括素养培训、成人培训和技能培训等。

“教培机构应该明确，市场化运作的教育机构，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是辅助、不主导、非必须。”张雯闻说道。

教育暴利时代的潮水是否真的要退去？南都记者将持续关注。

统筹：游曼妮

采写：孙小鹏 董晓妍 梁艳燕 叶斯茗 实习生 郭子扬 马欣瑞

编辑：孙小鹏,游曼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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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双减” 政策下的培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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