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政策在万众关注中出台了，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双减”政策受到社会关注的点，大多集中在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方面。而南都记者观察发现，此次党中央对于“双减”工作高度重视，需要从政治高度、深化教育改革等层面来认识。这其中，就涉及人口政策、国家人才战略需求等多个话题。

“双减”，并不只是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么简单。

降低教育成本，与人口政策息息相关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这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开头第一句话。

南都记者留意到，在今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72053872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从1982年的2.09%，到如今的0.53%……事实上，自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据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今年5月，三孩生育政策落地。有了这项政策，对提高生育意愿就会立竿见影吗？实则不然。近年来，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成为很多家长面临的巨大压力，也成为许多年轻人恐婚恐育的缘由之一。这其中，教育成本尤为深受关注。

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子，“鸡娃”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过度参加校外培训、“教育内卷”成为典型现象。对于被裹挟至“育儿竞争”的这些家庭而言，经济和精力承受着双重负担。“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目标是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把学生从繁重的校外学科类补习中解放出来，把家长从送学陪学中解放出来。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今年2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如是说道。

“双减”势在必行。7月20日，《决定》正式出炉，明确到2025年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其中针对降低教育成本的问题，《决定》给出的良策是，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这其中就包括“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可切实降低教育成本

那么，要如何降低教育成本呢？万众瞩目之下，在《决定》出台四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一份文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全国人民交出翔实厚重的答卷。

据了解，《意见》是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学校教书育人主体功能，强化线上线下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

坚持从严审批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严控学科类培训机构开班时间……30条“双减”意见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指引尤为显眼。这些规定瞄准教育痛点、解决人民关切的焦点，也引发了教育资本市场股价大波动，触到了进入教育赛道想要获利的资本的痛处。

在“构建教育良好生态”的大背景下，《意见》按照系统观念设计整治路径，打出政策组合拳，在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等方面也下足功夫，多管齐下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就如同我们看病抓一服中药，单有一味难以有成效，而多味一起方见奇功。”广东民建会员、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雯闻对政策的出台抱有很大信心。

这一套组合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减轻教育负担。《意见》就指出，“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仔细解读《决定》的主要目标，也就不难发现，教育成本话题也同样在列：“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

毋庸置疑，降低教育成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便是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意见》的出台对于实现《决定》的主要目标而言，是必要的补充。

职业教育发展态势好，“唯分数”“唯升学”观念仍待扭转

《意见》指出，“双减”政策的总体要求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但如今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焦虑并非来源于教育机构，而是来源于国家确定的高中阶段招生普职相当的政策，中考时的普职分流被部分家长理解为难以接受的教育分层，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教育“内卷化”与教育焦虑，反映了当前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与不认可。

那么，职业教育发展如何？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今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也明确，国家坚持把发展中职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整省推进构建职业教育发展空间格局，落实“双高计划”、提质培优十大行动，总结推广1+X证书制度试点，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国家正不断加大建设力度。

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发展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唯分数”“唯升学”的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以及社会氛围下，对职业教育不认可的思维依旧没办法缓解。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就告诉记者，近年来，对于国家确定的高中阶段招生普职相当的政策，不少家长并不接受，要求大幅提高普高录取率，甚至取消中职招生。

“落实‘双减’工作，针对现实问题，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就是为了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避免短视化、应试化的教育，将属于家庭、社会、同伴乃至闲暇的时间还给学生，鼓励学生兴趣和特长发挥，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说道。

以“双减”为契机，引导全面科学的人才培养理念

南都记者观察发现，“双减”政策的提出，体现出国家对于教育行业回归青少年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培养的需求与期待；也体现出国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广州市政协委员、英东中学校长胡国胜也告诉记者，“双减”政策为家长减轻经济压力，为孩子减轻学业负担，也适当降低家长和孩子因学科成绩分数高地带来的焦虑，促进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生态。

但如果只是单纯严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并不能缓解社会焦虑。记者注意到，《意见》还明确提出多套政策组合拳，比如扩大义务教育优质资源、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降低考试压力、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等。

虽然学科类教育机构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危机，但挑战既是机遇，转型之路依旧前途光明。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校外教育依旧可以以其丰富的素质教育内容、灵活的形式、新颖的方法，大有可为。

胡国胜说道：“很多校外培训机构有很强的科技赋能教育能力，可以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可以为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兴趣特长提供服务，向艺术类、素质类的机构发展。如提供体育、音乐、舞蹈、美术、科技等个性化资源。”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也指出，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存量培训机构剥离学科类培训业务，探索实行职业技能培训乃至学历性职业教育，并可与公办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实施委托管理。

如此一来，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被摆到同一台面的大背景下，“双减”政策的提出，也是在催动校外教培机构转型，使其配合校内教育升级，将自身发展成青少年教育的第二抓手，因材施教。青少年在接受传统学科教育之外，也能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发展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职业技能。

与其说“双减”政策是国家试图在战略层面上从上到下引导教培机构转型，不如说国家正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以“双减”政策为契机，引导青少年全方面发展，既可以走高等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道路，也可以走职业教育的职业型、技术型人才道路，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

正如钟秉林所说：“当前关注减负问题，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采写：南都记者 孙小鹏 实习生 郭子扬

编辑：孙小鹏,游曼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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