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申子熹，腾讯领御总经理、腾讯安全区块链创始人，T12专家工程师、腾讯安全TUSI实验室负责人。15年信息安全与区块链从业经验，曾参与国内外多个安全与区块链标准编写，拥有百余项国内外信息安全与区块链相关专利。

申子熹

“拐点”到来的那一刻，申子熹正在睡觉。

那是2019年10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被一通电话吵醒。对方激动地叫他快看电视，不停地说“春天来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申子熹觉得纳闷，“这都快冬天了，哪来的春天？”以为对方在逗他，索性挂掉电话，继续倒头大睡。

第二天他才反应过来。新闻里都在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兄弟们，熬出头了！”一大早，工作群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申子熹发的这句鼓舞人心的话。默默地在区块链这条“前无古人”的赛道耕耘三年后，他和他的团队即将得到应有的回报。

等待、蛰伏、默默演练、忍受煎熬直到最后成功——这份少有人能做到的坚持，从第一次接触网络安全开始，就在申子熹身上初见端倪。

他刚上初中那年，是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尚未普及。和身边很多同学一样，他经常放学后去网吧打游戏，比如风靡一时的《大话西游2》。一次登录时，他发现自己的账号被盗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宝贵的游戏账号，就在网上搜索找回来的方法。有网友说，账号被盗是因为中了木马，木马背后是黑客在操控，还附上了一个黑客网站的链接。“木马是啥？能骑吗？”受到好奇心驱使，13岁的申子熹第一次进入黑客网站。

里面各式各样的木马让他越看越“手痒”，甚至产生了“这不错，下一个来玩玩”的“危险”念头。趁着一次去家人工作单位玩电脑，他把这个念头付诸了实践。

“下了一个（木马）电脑就‘炸’了，‘炸’完以后你就得学重装系统。那会儿装Win95，拿着几十张软盘在那装……反正有两台电脑，这台坏了，就在那台上查怎么装。”第一次重装电脑，意料之中地失败了。

失败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此后的一段时间，他锲而不舍地试验。“后来他们都不愿意带我去（办公室）……一去基本上就得找人来修电脑。”

一次次失败，再一次次尝试，终于成功了，申子熹觉得“成就感非常足”。13岁的他还不懂什么叫作“延迟满足”，只是由衷地觉得，比起游戏，“木马好玩多了”。直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他才真正体会到“延迟满足”的痛苦和美妙。

那份工作需要申子熹通过渗透测试等技术手段，找出信息系统的漏洞。因为工作需要，他每天下午6点上班，早上6点下班。最大的乐趣就是上班之前在楼下“嗦”一碗牛肉米粉，再回到办公室，开始一个人的“战斗”。

“因为大家都在上班，昼夜时差颠倒，基本不怎么出去玩，这几年经历反而让自己对孤独的承受能力变得很强。”尤其做渗透工作——在享受攻穿系统、拿到权限那一刻的快乐之前，往往需要蹲守数月，忍受长期的孤独和零反馈。

“其实当时心理就是，你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一定能找出你问题，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如果web层面没有问题，就去网络协议层面、设备层面找；如果也没有问题，再去主机层面找。”渗透工作的特殊属性让申子熹笃信，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一定会找到那个点”。

从19岁开始工作起，申子熹的人生像是一道顺滑的、不断向上延伸的曲线。“披盔戴甲征天下，骠骑悍马扫四方。亲点精兵八十万，踏入阎罗擒鬼王。”就像2012年他写下的这段诗，处处透着毫不掩饰的少年意气。

2015年，27岁的申子熹携八年网络安全行业经验加入腾讯，受聘成为当时公司内部最年轻的网络安全专家之一。之后的几年，他的职业生涯仿佛被按下了慢速键。

他最早负责一款可穿戴设备——Qkey。“我就觉得每天回家要掏钥匙、上车要掏钥匙、支付的时候还要拿出钱包来，很麻烦，如果你带一个硬件就能证明你是你，这个硬件就是你的网络身份证，可以减少大部分这种身份认证的麻烦。”这是申子熹做Qkey的初衷。

当时Apple Watch刚刚进入国内市场，可穿戴设备还很小众，如何推广是个问题。更棘手的是，“硬件要互联网化，首先要我们给他赋能。赋能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直接把数据给他，一种是他把数据给到我。”但基于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考虑，他们和合作的硬件厂商都不愿意交出各自的数据。

申子熹最早负责一款可穿戴设备——Qkey

在申子熹看来，Qkey的症结还在于“过于超前”，跟社会的节奏“比较脱节”，说不定晚一点做出来反而更容易被市场接受。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他主动放弃了Qkey项目。

不过，申子熹并没有因为第一个项目的夭折而感到气馁。因为正是Qkey项目中没能解决的数据互通问题，让他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区块链。2016年，区块链正式成为申子熹团队的主攻方向。

区块链脱胎于比特币。2011年比特币名声大噪之后，区块链才作为其底层技术为人们所熟知。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便于审计等特点, 让数据可溯源、可验证且不易更改，还能满足“可用不可见”的数据安全需求,。

不过，尽管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互联网发明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它在产业中的应用却并不多，大多数人对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炒币上。对于亟须把研究内容落地到产品和服务上的技术团队来说，这很要命。

“我们那时候很伤”，两年前加入申子熹团队的段红杉见证了团队的低谷。他说，“相当于我们（在区块链上）投入一定精力之后，其实发现我们不被认可，也没有落地路径，整个团队氛围是特别低落的。”

“讲句残酷点的话，你研究了一个新的方向，如果你没有商业化，没有落地，你的生存难度也会很大。并且对技术团队来说，技术人员是希望他在这个产品的投入能够最后转化成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应用，他能够获得一种技术的成就感和成长感，但那段时间我们在前端是不断碰壁。”

看不到产出、得不到认可、接不到业务，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24小时情绪低落期”。就连早已习惯长期零反馈的申子熹也一度陷入自我怀疑。“有几次是打退堂鼓……选择了区块链产业化的方向以后，基本上是‘自绝于社会’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感觉在这个道路上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当时也有一些别的项目介绍过来的同事。但他们常常是“观摩一段时间”，觉得做区块链方向可能对自己的KPI（绩效）有影响，就不干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很少。

即使对于团队内部，KPI也是一道绕不过的坎，毕竟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王强从申子熹进腾讯起就跟他共事，关于申子熹如何跟领导“讨价还价”、争取团队利益，他是极少数知情人之一。

“应该是19年，我们定了KPI目标，但是没有完成。没完成怎么去跟老板去讨价还价？（申子熹）就说服老板重视团队技术价值产出，把收入目标放在明年，而不是说我们今年因为没有完成目标，大家的价值就得不到认可。他就会反正是软磨硬泡，跟老板去商量对策，这种我们都是不知道，只是后来知道这种结果，他会把这个事自己承担，团队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和影响。”

申子熹始终记得腾讯副总裁、腾讯安全负责人丁珂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创新是一条不归路，必须准备长时间忍辱负重。这句话支撑申子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期。“他的包容度是很强的……对于创新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团队成长。他说这个时间我给你，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没有成形的产品，也没有能商业化的场景，申子熹只能带领团队另辟蹊径。“技术突破最直观的一个就是标准和专利”，他说，“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否应该在行业技术领先和标准上？既然商业化路径还需要等待，我们在专利和标准上投入一些精力试试反应。”

于是，一篇接一篇区块链技术的专利诞生于这段时期。几年间，团队共取得了100多项专利。在7月份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2021年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报告》中，腾讯位居中国区块链产业之首。

申请专利的过程中还“歪打正着”地练出了“好笔杆”——“我们现在1000页的方案可能几天就能写好。”

这些“笨功夫”看似无用，却在区块链成为风口之后，以最丰富的产出回馈了申子熹和他的团队。

拐点之后，团队里的气氛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申子熹明显感觉到，整个团队进入了“鸡血状态”。“平时开例会的时候都是我在那说，我说有没有意见，然后别人‘嗯嗯嗯’就过去了。那次我问有没有意见，结果又续了两个小时会，因为大家都在发表各自的意见。”

找上门来想合作的人也络绎不绝。区块链在中央层面被提及之后的一个月内，就有好几个地方的政府部门邀请他们去做讲座，长沙的，武汉的，贵阳的……团队里的专家一度分身乏术。“很多领导直接拍板说‘我们这几个月就给你了，以后就你们来做，你赶紧给我写方案，方案可行我就给你立项’。一脸懵你知道吧？”这是一个月前的申子熹想都不敢想的画面。

有了前期扎实的技术和理论积累，产品很快落地。2019年，申子熹团队为武汉搭建区块链中枢，在现有城市政务系统基础上为各地政府办局政务系统打造了统一的区块链应用部署与运行管理体系。“应该是国内第一家省市级的区块链的底层平台，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区块链系统，可以承接各个委办局的一些业务，不同的委办局可以联建，自动地去部署，后期自己就可以运维。”申子熹介绍，基本上第一批腾讯落地的所有区块链的解决方案和产品，都能很快实现商业化价值。

“然后我老板把我抓到跟前说‘要低调、要克制’，我说我没敢飘啊，我这如履薄冰。”

从Qkey到区块链，申子熹只有一个核心诉求：能为社会和行业提供价值。他将自己的这套理念总结为“极致的实用主义”——面试腾讯时，他用了77页PPT论证“不以商业化为中心的技术都是耍流氓”。

“有朋友开玩笑说，你研究这么多方向，没有一个能研究到顶层。我跟他说，我又不搞学术，我是实用技术理想主义战士。打个比方，你要吃饭，得有筷子，得有碗，得有素菜，得有荤菜，还得有主食。都具备才能开饭。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就是你沉淀下来的经验和技术能解决多少社会需求。”申子熹曾在微博上写道。

在他心中，好的技术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区块链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

根据申子熹的预想，区块链会把各种人们需要的服务、人、硬件、软件、基础设施全部在网络结构里建立起来，每个人都是区块链的一个节点，无论是实体资产还是数字资产，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交易。所有的一切连成一片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化世界，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对于区块链应用的市场布局，务实的申子熹也有自己的坚持。目前，他们团队在食品药品溯源、农业大数据、政务、电子存取证、版权保护、公益领域都有规模化应用，但尚未涉足金融领域。这不仅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也跟社会上对区块链的认可度有关。

他曾经跟风买过比特币，亲身体验过从“一夜暴富”到“一夜返贫”的刺激。“我一个做区块链的都看不懂，我估计其他人被割的也好不到哪去。”另一方面，社会上对区块链应该还处在一个价值认可的节点，对虚拟货币“基本上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申子熹觉得，要是跟金融靠太近了，对整个区块链的布道会有负面影响。

从孤独的渗透工作到事无巨细的团队管理，角色的转换起初让申子熹难以适应。但一个所有人都是技术出身的团队，总要有人站出来谈项目、做商业化落地。作为团队负责人，申子熹责无旁贷。他形容自己仿佛“一个孤独症患者突然被放到聚光灯下”。

“以前我是‘心情小王子’你知道吗？每天一条QQ心情动态，恨不得每天说的话都要在网上发一遍告诉大家。微博也是，经常跟别人意见不合发生冲突。管理团队之后，申子熹的棱角被磨平了很多，也已经很少在社交媒体上宣泄情绪了。和厂商谈合作时，即使认为对方说得不对，他通常也会克制住自己，只能在桌下不停地“抠裤子”来缓解焦躁。

不过，在团队内部，申子熹还是保持了自己一贯的直率和急性子。但在段红杉看来，申子熹的“狼性”更多的是为了在战略方向上纠偏。

区块链成为风口之后，申子熹的团队接到了很多项目。“‘穷’惯了，以前一个项目都没有，然后来了项目就拼命接，完了以后发现没人干，然后现在要解决交付的问题。”团队的工作节奏被不断涌入的项目打乱了。

一次例会，团队刚汇报完手中的工作，申子熹马上就拍了桌子：“我们要全部先暂停一下。我们现在去想一想，到底这些项目当中哪些是我们现有的产品方向是匹配的，哪些是不匹配的？不匹配的，我们就应该直接砍掉，不要觉得可惜。”接着开始焦急地满屋子踱步，问段红杉：“老段，你觉得呢？”

段红杉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技术人员会把他当下的感受很直接甚至很粗鲁地说出来，然后说听我说，我认为现在是不对的。”他说，“我觉得在执行当中纠偏，这是子熹拍桌子的核心原因。而不是说我拍桌子，就不让你发言，不是这个意思。”

项目多起来，申子熹反而不急了，还会有意地把节奏稍微往后压一压。“我不想大规模地自己去做一些落地交付的事情，更多的是想引导一种模式。你看我腾讯做可以，那么是不是下游的企业也都能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形成业态。产业有了共识才能让区块链产业平稳发展。”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管理风格其实是申子熹有意为之。他会提醒自己避免不必要的、直接的情绪宣泄，因为可能会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影响。

“比如说你说一句话，别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把它理解成你对他的一种褒奖，有的人会觉得你在讽刺他”，申子熹觉得，与其关注因为自己的一句话，会不会影响团队成员，还不如保持一种很强势很直率的恒定状态。“把你自己的要表达的直接说出来，也别让他们猜，别让他们想，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拍桌子”的会议结束后，申子熹常常叫上团队成员们一起喝酒撸串。他喜欢喝酒，与他相反，团队的成员们有些人滴酒不沾。夜幕降临后，大家便按照自己的喜好举起啤酒、AD钙奶、椰汁……几杯下肚后，微醺的申子熹会跟大家“掰开揉碎”地解释为什么会拍桌子，一起畅想未来的发展方向。

申子熹和他的“队友”们

虽然申子熹自认很强势，但跟他一起在腾讯一路走过来的王强觉得，申子熹给人的感觉很“平等”，“没有那种上下级的关系”。比如从来不会说给大家布置完任务，他自己就不参与了，而是深度地跟团队去配合、去参与。“不过最近他精力都在项目和管理上，也不怎么‘折腾’我们了。”王强笑着说。

“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
这是电视剧《天道》中主演丁元英吟诵的一首诗，申子熹很喜欢，能随口背下来。他也欣赏剧中丁元英的内敛通透、顺势而为，有实力却不张扬。带了团队之后，申子熹越发觉得，个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在新行业里要保持敬畏，以前做（网络）安全的时候还是比较顺风顺水的，但转做区块链，你会发现你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虽然说我们是第一批做区块链的，也有一定话语权，但实际上不会轻易地去定义区块链。”

从“心情小王子”到“个人不重要”，申子熹又一次获得了延迟满足，也完成了个人的蜕变。正如他八年前在日志里写到的，“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不在于他处于多高的位置，拿着多高的年薪，而在于他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感受风的力度，不在乎鸟儿的高度。”

采写：南都记者孙朝 蒋琳

编辑：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