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不能运动式减碳，产业绿色转型需“先立后破”

自中央定调“双碳”目标以来，“碳中和”的讨论热度愈发增高。为实现这一目标，尚有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近期表示，今年以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有些地方、行业、企业的工作着力点有所“跑偏”。采取的行动措施不符合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循序渐进、先立后破的要求。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在调研中发现，有地方反映当下压力最大的短期减排指标，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有报道某些地方为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这种情况应该不多，但反映了一种倾向。”

9月7日~9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召开2021年年会。在这个中国环发领域影响最大的中外高层对话合作机制上，碳中和与绿色转型，更是每场论坛必谈的话题。

作为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的刘世锦，往来各主题论坛分享国合会课题组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政策建议。他告诉南都记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在他看来，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影响。大量的绿色技术应用，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转型之路也挑战颇多，他形容是一条“刀锋之路”。

刘世锦强调，碳核算和生态核算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当前首先要推动核算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形成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

“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实际上，不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性办法，前提是把账算清楚，有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他说。此外，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公平问题也需要关注，对于高碳行业和相关地区，下一步的产业置换、人员安排，都要有配套措施。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资料图

南都：国家发改委不久前表示，部分地区、行业“减碳”着力点“跑偏”，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刘世锦：减碳不能“运动式”。近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排。在地方调研时，有些同志反映当下压力最大的短期减排指标，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有报道某些地方为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这种情况应该不多，但反映了一种倾向。

还有一种情况，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在相当长时间看起来只能如此。这套办法优点是短期内行动较快，也可能较快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

应该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在绿色转型中，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也就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着眼点首先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确保产业供给安全前提下平稳转换。

南都：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推动绿色转型的积极性？

刘世锦：首先涉及到理念问题，同时也要设立正确的目标。有些地方一听说“减碳”，政策上就“一刀切”。近期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指标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提出能耗“双控”指标，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个初衷无疑是对的。但相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一个问题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保障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刚超过一万美元，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三万多到四万美元左右，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还应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果能源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南都：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更为合理？

刘世锦：纯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节约能源的出发点是对的，但节约能源意味着什么？一般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产出问题。企业生产总是要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成本中就包括能源。

能耗“双控”指标，实质上也是一个成本控制问题。需要思考的是，对于降低成本的要求，是否需要政府定指标，甚至给每个企业定指标去完成任务？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适合于用什么办法来处理，是用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的办法？

包括能源在内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企业才可能搞清楚，做出正确决策。举例来说，近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相当低了，如果某个企业用这类绿电生产一种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产品，即便能耗高一点，算总账还是合算的。这类信息和决策，政府在宏观层面是很难把握得住的。

所以，建议加快创造条件，用碳排放的双控指标，即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替代能耗的双控指标，以更好地服务于实现“双碳”目标。当然，能耗双控指标还是有用处的，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评价分析指标。

南都：前边提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你觉得绿色技术有哪些特点？

刘世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从根本上说，要靠绿色技术驱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绿色技术应达到的三个目标：一是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二是少排放或零排放，三是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竞争力的低成本。要做到这三条难度很大，但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以光伏产业发展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已经可以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相竞争。业内专家估计，今后几年，还会有较大幅度下降。

南都：如何推广绿色技术？

刘世锦：首先是推广那些已经成熟，应用后能够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技术。同时要加快形成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绿色创新既做减法，如防治污染，更多的是做加法和乘法，如低碳和零碳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有研究认为将会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量投资，这是传统发展方式下不可能有的发展空间。

关于制度创新，首先要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要不要、如何使市场在绿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地讲，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应该也有可能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

南都：有经济学家提出，我国碳排放的基础数据还存在缺失。这会造成哪些影响？

刘世锦：现在都在讲减碳，但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碳排放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实际上是不清楚的，缺少数据。制度创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

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实际上，不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性办法，前提是把账算清楚，有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但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上面提到的碳排放“双控”指标，重要的制约因素也是缺少核算基础。

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产权和责任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很清洁。应当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

南都：这次国合会年会上，多位嘉宾发言时都提到要关注绿色转型中的公平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世锦：绿色转型中的公平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最直接的受影响的，就是高碳行业以及对此有依赖的地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有长期规划，最根本来讲，还是要推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使用。对于高碳行业和相关地区，下一步产业如何置换，人员怎么安排，都要有配套安排。总的来讲，还是要坚持前边提到的“先立后破”。

南都：绿色转型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刘世锦：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后，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郑重承诺，更是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简单地说，不是别人要我们转，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转。

分步骤实现这一目标，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影响，概而言之，这将会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需要注意的是，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当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我们除了碳的问题之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还没有过关，更重要的是，我国有必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废，形成降碳、减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

这种协同机制不会弱化而是有利于降碳。比如，就经济学上说的外部性而言，碳减排和其他污染物治理有很大不同，举例来说，一家工厂排出受污染的水和气，周边被影响的人群反应很大，要求治理的呼声高；而碳减排影响的是全球长期气候变化，好处是全世界的，具体人群很难感受到。也就是说，人们对治理常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积极性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放的有较高的同源性，深圳的经验表明，这一同源性达到70%，也就是说，在减少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也减少了碳的排放。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同源性，以积极性高的事情带动积极性低的事情，产生协同效应。

再比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增绿。深圳空气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三达”经验表明，这种协同效应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大量的绿色技术应用，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南都：中国现在推进绿色转型有哪些优势？

刘世锦：就像前面分析的，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我们只能走低碳和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条道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先例，对我们是严峻的挑战，我称之为“刀锋之路”。但我们转换思路就会发现，当我们必须走上这条路时，其实中国有很多有利因素。

第一，我们在一万多美元时，就进入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沉没成本”相对比较低。

第二，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保持5%~6%的增速，较之发达国家更高，也就是说中国的需求比较强劲且相当一部分都是绿色需求，可以推动绿色创新。

第三，中国在绿色技术上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并跑、领跑。对中国来讲，实际上是换道超车，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上的发展会提升竞争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四，绿色技术发展需要数字技术支撑，在这方面中国也有一定优势。

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政府很重视推动绿色转型，我们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协调、执行能力比较强。政府提出的远景目标对统一全社会的共识有重要作用。中长期看，通过政府的作用可以创造市场。

南都：本次年会是第六届国合会（2017-2021）最后一次年会，你作为国合会的顾问，如何评价过去几年的工作？

刘世锦：本届国合会在此前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确定了四大研究领域，其目的在于，用比较长的时间如3~5年，将研究资源聚焦到某个领域。客观来讲，这些研究很多机构都在开展，如何避免人云亦云，我们需要提出比较高的要求，让研究工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每个课题，我们都希望最终提出的政策建议有一些特点或亮点。比如，在理论上提出重要的认识，给出新的理念，提出重要的方法或者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本届年会，我们有10个专题政策研究成果，大家可以看一看，每一个课题都有亮点。

南都：未来的研究工作将关注什么？

下一届国合会的任务更重，大背景是，“双碳”目标提出后，中国真正进入全面绿色转型阶段。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提升质量，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研究，给出政策措施。更重要的，要做有利长远、打基础的研究，如推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宋凌燕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