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

作为县域经济的“排头兵”，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0%的土地、7.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9.8%的GDP。

近日，赛迪发布2021年百强县榜单，百强县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38个县域跨进“GDP千亿元俱乐部”，“千亿县”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南都记者梳理2017年—2021年百强县榜单发现，5年来，头部县域强强对决，呈现出东多西少、强省强县的特征，江苏、浙江、山东稳居前三。近七成百强县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孕育百强县的沃土。

一方面是百强县发展势头强劲，另一方面是832个贫困县去年底才完成摘帽。县域经济的发展两极分化、不平衡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使县域经济做活做强，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作为县域经济的“排头兵”，百强县的发展路径和经验探索成为观察和借鉴的风向标和标杆。

列车行驶在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延伸工程花桥段（上海安亭站至昆山花桥站）兆丰路站附近。昆山常年占据百强榜首。  新华社发

百强县是县域经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据赛迪统计，2017年—2021年，百强县数量上，江苏、浙江、山东总数保持前三，其中江苏的百强县数量最多，保持在25个左右，占全国1/4，全江苏省仅有少数几个县域没有到达百强县“门槛”，并且超过1/3的县市GDP均在千亿元以上。

近5年来，浙江的百强县有所下降，从2017年的23个减少至18个；山东则从21个降到13个。但苏浙鲁三地入榜县均一直超过10个，堪称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

5年时间里，百强县增加的省份有：中部地区的河南由5个增至7个，湖北从4个增至7个，安徽从1个增至3个；东北地区的辽宁也从1个增加至3个；西部地区的新疆、陕西、四川均从1个增加至2个。此外，内蒙古由4个减少2个，河北维持2个，江西、贵州、广东、云南均有1个县上榜。

南都记者观察发现，近5年，山东省百强县的数量锐减明显，相继减少了8个，除了2017年撤县设区的即墨市（即墨区），桓台县、高密市、蓬莱市、乳山市、青州市、新泰市、广饶县相继退出百强榜。

据赛迪研究员介绍，这与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经济统计数据变化有关。

公开报道显示，在此轮经济普查中对各地经济数据挤“水分”，山东省GDP核减近万亿元，因此地县数据也有不同程度的核减。此外，山东百强县数量在减少的同时，除了龙口市、胶州市、荣成市保持前20外，百强县整体排名也在靠后，位次下降10-20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经济强省的广东，2021年仅有1个百强县，博罗县，它是这两年刚跨进榜的百强县。此前2017-2019年则是惠东县。这与广东的撤县设区进程有很大关系，此前多个强县已调整为区。以1992年全国首届百强县为例，广东共有14县市入榜，仅次于山东和江苏，当时上榜的南海市、顺德市、番禺县、宝安县等百强县，成为如今的南海区、顺德区、番禺区、宝安区和龙岗区等百强区。南都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广州、佛山、珠海已全部设区，东莞和中山则没有县级行政单位。与苏浙鲁县域经济不同，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高达85%，其发展更多是以区或者镇为发展单位，城市经济取代县域经济。在2021年百强区榜单中，前三就来自广东，前十更是占据8席。

百强县榜单上，“千亿县”引人关注，总数从2017年的21个增至2021年的38个，百强县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县市GDP突破千亿将更加常态化。龙头县域中，第一梯队的昆山市、江阴市，GDP从2017年3千亿元到2020年超过4千亿元；张家港市、常熟市、晋江市、慈溪市2020年GDP在2千亿-4千亿元之间，为第二梯队。太仓市、宜兴市、长沙县、龙口市等其他32县市，2020年GDP在1000亿-2000亿元之间，为第三梯队。这38个“千亿县”分布于全国9省，即江苏16个，浙江9个，福建4个，湖南3个，山东2个，贵州1个，河北1个，江西1个，陕西1个。“千亿县”分布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在区域格局上，2017-2021年百强县呈现东多西少、强省强县的特征，分布不均衡问题持续存在，东部地区县域恒强，总数全国占2/3。但另一方面，总数有逐步下降趋势，从76个下降到65个。

而中部则呈现出县域逐步崛起的态势，5年间中部百强县从15个增加到22个，上涨势头强劲，西部也有所增加，增加至10个。东北地区占3个，整体实力较弱。

中部增加的百强县，主要分布在河南、湖北和安徽。2019年起河南百强县新增济源市、永城市、汝州市，而登封市、禹州市退出百强榜。河南百强县总体排名在40-100名之间，但位次跃升较大，巩义市排名从78跃升至45，新郑市从60至49，济源市更是从93三连跳到58，进步35位。湖南醴陵县次之，上升31位，由91至60。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保持在前十、前二十、前三十的位置，这3个也是湖南的“千亿县”。湖北百强县增加潜江市、汉川市、枝江市，但总体上位次较为靠后，为70-100名。安徽百强县中，肥西县5年间从94跃升至57，近2年又新增长丰县和肥东县。

江西上榜的百强县是南昌县，也是中部地区除湖南3地外的第4个“千亿县”。从这个角度看，河南、湖北、安徽的百强县到“千亿县”还有上升空间，而山西尚未有百强县。

“中部近年来发展较快，县域提升也就快。”赛迪顾问总裁助理、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承恩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部、西部涌现出来更多的百强县，虽然绝对量来说不多，但反映了一个趋势，在县一级的发展上，东西平衡、南北平衡的协调发展程度会越来越好，这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平衡发展的一个向好的特征。据了解，“十三五”时期，得益于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达8.6%，位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板块之首。

尽管在进步，但其他中西部县城要成为百强县，其难度系数还挺大。据悉，赛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包括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绿色发展四大维度在内的24个三级指标。而且得先跨过“地区生产总值大于4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大于20亿元”的“双门槛”。全国1870个县市中，约240个曾达到这个门槛，这也是百强县的“竞争对手”。

今年以来，包括河南、湖北等多省份，把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省级战略。9月7日，河南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在中心城市“起高峰”、创新开放“建高地”的同时，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它不是以县域行政区划为范围搞内循环的经济模式，而是以统一市场为背景，全面参与市场分工，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细分市场中找到产品定位，并形成一定规模和集群等。9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与“一线总指挥”的全省县委书记谈心时指出，全域协同发展，差距在县域、潜力在县域、关键在县域。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唯GDP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质量的GDP。既要立足县域看县域，也要跳出县域看县域。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算好资源要素账、投入产出账、长远发展账。

除了GDP体量提升，百强县的年均增速也在加快，高于全国年均增速，发展势头好。马承恩分析，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支撑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县域对产业，尤其是对工业产业、制造业的支撑和承载能力越来越强。

赛迪百强单数据显示，头部百强县工业经济实力雄厚，其中昆山市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高达9千亿元，江阴市、晋江市超5千亿元，常熟市、慈溪市超3千亿元。此外，超八成百强县第二产业占比超过40%，2020年达86个。但以此同时，百强县在产业结构上，5年来，第二产业占比逐年下降，但仍处于主导地位。第三产业逐年上升。

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实际上，多数百强县坚持产业立县、工业强县，以工业为本打造经济强县。“县域的科创能力尽管相对城市来讲弱一些，但特点是空间充足，科创可以在县域落地、转化，这就是优势。而且，工业、制造业把不同产业、行业卷动到了一起，吸纳到一体，这就让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县域经济的韧性更强了。”马承恩还表示，中西部新增的百强县都是工业强县，在县域发展过程中，注重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并用产业来聚人、用产业来兴城。同时，也得益于国家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赋能，如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战略，并将自身发展融入到更大的区域协同发展理念中，形成同频共振。

目前，我国县域工业经济面临着工业占比下降、产业链条延伸不够、新旧动能转换缓慢、营商环境存在短板等问题。而现代化都市圈在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形成新增长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未来县域竞争靠“抱团”而不是“单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将成为这一轮城镇化的主要模式。谁拥有更大的经济腹地，谁拥有成熟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谁就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纵观5年百强县榜单，也呈现出城市群、都市圈内分布数量多、集聚化特征，城市群、都市圈已成为孕育百强县的沃土。百强县通过深入融入都市圈，不断向以都市圈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经济靠拢，在基础设施连接贯通、教育和医疗资源共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合作共建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

百强县高度集中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等五大城市群，2021年数量达到81个，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其中，长三角分布达44个，是名副其实的百强县密集区。其余4个城市群的百强县则分别有12个，12个，7个，6个。

都市圈方面，近半数百强县分布于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郑州都市圈等8大都市圈内。其中，上海大都市圈内百强县数量达13个，已经成为百强县最为集中的区域。而从“千亿县”的角度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目前，长三角包揽了大多数“千亿县”，达到25个，占全国近七成，此外还囊括了大部分新增的“千亿县”。

以长三角城市群、上海都市圈为例，其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嘉兴等城市的发展得好。马承恩分析说，在空间上，一方面县域有更多承接城区、城市产业外溢的机会，另外一方面距离创新和品牌要素密集的区域越近，其发展理念和解放思想的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靠近先进地区，受产业辐射和先进理念辐射与带动的可能性也会更强。在中部地区，长沙市周边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郑州市周边的新郑市、巩义市、新密市、荥阳市，武汉市周边的仙桃市、潜江市、汉川市，都是与大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并把自己摆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里面，因而抓住机遇，发展势头较强。

从发展动能的角度看，传统动能对县域经济的推动力逐渐减弱，近年来，投资、消费、出口传统的三驾马车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生了变化：百强县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步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上升，但近年来增速开始放缓；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随着我国内需潜力的充分挖掘，县域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县域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引入新动能，将主要集中在新消费、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新基建五个方面，满足逐渐多元的消费需求，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是百强县发展势头强劲，另一方面是2020年底832个贫困县完成摘帽，一些贫困县、贫困村处于巩固脱贫攻坚的阶段。县域经济的发展两极分化、不平衡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乡村振兴中，县域经济非常重要，堪称“龙头”，如何去实施乡村振兴，用产业兴旺的方式将县域经济做强、做活？

马承恩从分析和借鉴百强县入手，总结了5个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抓手”，即：

（1）良好的顶层设计，尤其是产业的顶层设计。经济的发展是靠产业来支撑的，良好的发展蓝图和规划，发展结构会更健康、发展态势更有后劲。

（2）注重协同发展。县域经济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但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一定是和周边和区域大的发展是协同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产业链建设、以及各种发展环境的协同。要将自身发展主动地去融入城市、中心城市、都市圈的发展，在一个更大的区域构建产业链条。

（3）建设好产业的承载区。例如产业园区的硬件设施能否足以匹配市场主体在此生存和发展，如过去讲的“九通一平”，是硬件上的一个指标。此外，县域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特色县域经济，要考虑特色化产业未来的布局和发展。

（4）良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和载体建设是一块硬币的正反两面。县域要向着瞄准承接城市、城区产业外溢的意识和方式去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扎实推进全面的放管服改革，又要打造特色化的营商环境，例如商事协商机制，提高市场主体对政府承诺和公信力的信心等。

（5）打造特色区域品牌。要爱惜县域的“羽毛”，即产业IP，县域品牌和形象。产品为县域带来知名度，质量将知名度转化成美誉度。品牌擦得越亮，县域的要素浓度、汇聚速度就会越高。

2021年赛迪百强县榜单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陈秋圆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本文作者

陈秋圆

1.47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

梁建忠

25.94亿

南方都市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