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企业基础科学研究总投入不足，且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仅占4%和8%。”9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2021未来青年论坛上表示，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的供给不足，引发企业的原创研究力量薄弱，也不利于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

王贻芳建议，应鼓励设立专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私人基金会，同时引入更加国际化的操作方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基础研究给予支持。

9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2021未来青年论坛上发表演讲。

基础科学研究不能急功近利

“既然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那让别人（外国）去做，我们拿来行不行？”“让中央政府去做，我们地方政府和企业只做直接、立刻、有用的研究行不行？”现场，王贻芳提出，公众对基础科学研究普遍存在几个认识误区。

他解释说，基础科学研究指的是研究，不是书本和课堂的学习，不可能绕过研究掌握知识和方法。而且基础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要求人们必须用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和技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南都记者注意到，就在9月10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蔡荣根在中宣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同样就“基础研究”作出了阐释。

他指出，基础研究看起来离生活有点远，但却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的总开关，它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和厚度。我国现在面临着许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实际上是背后的基础理论和源头没有搞清楚。“如果没有基础原理的突破，颠覆性、引领性的技术突破是不可能的，科技强国也就无从谈起。”蔡荣根说。

在王贻芳看来，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侧重直接能产出价值的研究，这未免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事实上，欲速而不达，基础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通过知其所以然来解决关键的技术问题。

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的供给不足，引发企业的原创研究力量薄弱

最近几年，“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屡屡被提及。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到底少在哪儿？

现场，王贻芳列举了一组数字：中国的研发经费是GDP的2.4%，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只有6%，跟发达国家（15~20%）相比有较大差距。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467.0亿元，约为美国的1/5。

此外，从1998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比例为5%到现在的6%，在过去的20年间，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显著增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贻芳说。

此外，他还对比了各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情况：以2019年为例，韩国58%基础研究经费由企业支持，政府占18%，高校占22%，非盈利机构占1%；美国企业支持占30%，政府占11%，高校占46%，非盈利机构占13%；日本48%由企业支持，政府占14%，高校占36%，非盈利机构2%；中国42%的基础研究经费由政府支持，高校占54%，而企业只占4%。

他举例说，政府、企业两大主体是日本基础研究投入的显著特征。1970年以来，日本企业从技术革命中获利丰厚，极大地触发了企业资助基础研究的兴趣。“从2000年起日本基本每年一个诺贝尔奖，原因之一是离不开高端仪器的制造和使用。”他说。

反观我国，王贻芳指出，当前我国企业基础科学研究总投入不足，且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企业研发经费占全国76.4%，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占4%和8%，发展和实验研究占88%。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的供给不足，引发企业的原创研究力量薄弱，也不利于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

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是未来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在全社会热议“第三次分配”的当下，王贻芳提出，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将是第三次分配的最佳方式之一，而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是未来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对此，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已有相应安排，不仅制定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的目标，政府还针对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单一等问题，将重点“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

不仅如此，还未正式发布的新《科学技术进步法草案》将新增“基础研究”“区域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三章，并强调“建立基础研究稳定知识投入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中的比例”。

事实上，过去经验证明，基础研究对企业同样具有直接的意义。王贻芳举例说，国内曾经生产过小光电倍增管，后来被日本滨松垄断。为了满足江门中微子实验“世界最高探测效率”的需求，他们与中国兵器北方夜视、中科院西电所成立联合体，研制20英寸的光电倍增管。经过6年的努力终于达到要求，实现了批量生产。之后夜视南京分公司新成立了研发中心，研制高速光电器件，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医疗、科研等方面。

“这项工作使我们的光电器件一下子走到了国际前列。”他表示，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提高了工业界的创新研发能力，同时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进入了国际市场。“我们不跟他提需求，企业也想不到做这些事情，所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应该说是提高创新能力的绝佳途径。”

王贻芳建议，应鼓励设立专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私人基金会，同时引入更加国际化的操作方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基础研究给予支持。

南都记者 王凡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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