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时，也深受网络谣言的困扰。如何更好地应对谣言？9月26日，来自管理部门、中外媒体、学术界、平台企业的代表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共同研讨，探索网络谣言共治之道。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6.9个小时。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主任丁伟表示，当前，治理网络谣言非常迫切，作为应对，主流媒体应该与用户建立信任链接，压减谣言的生存空间。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指出，网络谣言的背后是流量经济驱动下的信息传播机制，治理应该要触及平台和资本的流动，提高谣言散播的成本，否则所有手段都只能打在表层。

论坛现场。 马嘉璐 摄

在互联网时代，“往往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世界。”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主任丁伟对网络谣言现状的判断“是悲观的”，他认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同时又面临社交媒体的高速流动性和裂变式传播，网络空间治理将受到更多虚假信息带来的挑战。也因此，治理网络谣言显得尤为迫切。

丁伟分析，谣言作为一种信息，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进化。如果总是跟在谣言后面去做辟谣治理，很难将谣言“赶尽杀绝”，辟谣成本也很高。因此，要把很多事情做在前面，比如主流媒体要与用户建立信任链接，成为用户获取正确、有效信息的第一“供应商”，从而压减谣言的生存空间。

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该如何建立与用户的信任链接呢？

丁伟总结道，一是要追求传播速度，也要警惕传播失真。有时用户对获取信息有诉求，但真相却不能提前赶到。有些传播者还为片面追求流量和速度，人为地造成了信息失真。因此，媒体需要提高专业判断能力，建立快速反应、迅速核实机制，用真材实料满足用户对未知的不确定性，将传播秩序稳固地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候甚至可能要宁愿牺牲一点速度。”

二是要抚慰社会情绪，也要警惕情绪泛化。很多情况下，谣言是人们对事实的选择性判断，背后往往有情感因素推波助澜，一些虚假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心态。媒体应该将用户的喜怒哀乐作为传播的起点，而不是利用和操纵情绪，用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强化既有冲突，甚至裁剪事实以迎合想象。

三是要讲求观点的表达，也要警惕观点极化。互联网环境中，存在分贝越高、传播越远的现象，一些极端化的观点却很有影响力，加剧了舆论分化和观点激化。面对错误观点，媒体要敢于亮剑、态度鲜明，与此同时，要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做到亲和而不迎合。

除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也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表示，从表面看，是谣言传播的媒介发生了变化，但问题本身在于，谣言背后已经生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即流量经济，市场介入了信息传播机制。

一种信息如果能够获取流量，就有机会通过市场变现。沈逸认为，如果不切断流量经济下的信息传播驱动机制，那么传统意义上的辟谣实际是无效的。这是因为造谣者和辟谣者的资源是不对等的，一方面流量募集的资金会远超政府财政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数亿网民中的信息传播，效率也远高于固化的官方渠道信息发布。

沈逸还观察到，谣言也发展出了动态化的特征，一个虚假信息被辟谣后，甚至可以在辟谣信息基础上进行加工，形成一个谣言2.0版本。他以新冠疫苗相关的谣言举例，前段时间有人说“疫苗接种者比未接种者更容易得新冠”，之后这一说法又演进为“《柳叶刀》证明疫苗接种者病毒载量是未接种者251倍”。但实际上，《柳叶刀》的论文原文为，牛津大学实验者发现，越南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接连感染德尔塔毒株，而且这些有症状感染者的体内病毒载量，是去年原始毒株感染者的251倍。前后二者感染的毒株不同，实际上不能得出疫苗接种者比未接种者病毒载量更高的判断。辟谣的信息，反而被谣言“劫持”了。

沈逸认为，治理网络谣言，不能只靠逐个澄清每个虚假信息，而是要构建一种生态。针对谣言背后的市场变现机制，治理手段应该要触及到平台和资本的流动，提高谣言散播的成本，否则所有手段都只能打在表层。此外，类似饭圈的圈层化社交媒体平台也时常成为网络谣言的帮凶，但政府治理部门和相关从业人员对此缺乏认识。

他表示，建立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谣言治理生态，核心是夯实平台和资本的责任，切断网络谣言扩散的底层逻辑，能够真正触及到其核心利益。“否则，拿Facebook来讲，美国或欧洲政府罚款几百亿，对它也只不过是两三天的流水，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采写：南都记者马嘉璐

编辑：蒋琳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