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涵育青少年爱国情怀、道德情操和网络素养”，是时代要求，也是各方责任。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立足音视频及直播平台，通过系列专家访谈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话题。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举措？网络游戏领域的防沉迷政策在音视频直播平台是否适用？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田丰认为，音视频、直播平台可以采用游戏领域实名认证、0点人脸识别等措施，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以及不良信息侵害，但实践成本较高，建议政策给予一定支持。同时，他指出，目前家庭、学校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视度、配合度都还不够，需要加强学校—社区—家庭的联动。

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曾发表《化解网络风险的关键是提升中小学生网络素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构建完整的社会机制》《未成年人的数字生活更需家庭充分参与》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文章。（受访者供图）

南都：您认为国内短视频、直播等平台推出的“青少年模式”能否明显改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现象？

田丰：青少年模式严格限制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长时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现象；对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进行过滤整合，也降低了未成年人受不良信息侵害的风险。不过，只有在家长和青少年完全配合的情况下，青少年模式才能进入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否则其作用与意义就要相对差一些。所以，下一阶段的模式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提高家长和青少年的配合。

另外，音视频、直播平台属于新行业模式，对未成年用户的识别能力较弱，更多依靠用户自发填写身份信息，而这很可能是虚假的。所以，平台需要对青少年用户的使用方式、使用规律进行归纳、判断。

南都：在网络游戏领域，未成年人防沉迷政策更加细化，这在音视频、直播平台是否适用？

田丰：相对来说，游戏平台的防沉迷措施更加严格，也十分具有参考价值。音视频、直播平台在识别未成年用户、保护其免受不良信息侵害、防范其沉迷网络等方面的举措越多越好，游戏的实名认证、0点人脸识别等都可以考虑应用。

不过，音视频、直播平台应用这些举措，有一个制约因素：成本。例如，互联网平台对用户进行人脸识别操作后，需要将用户真实面部信息与权威数据源进行对比，看二者对比的结果是否一致，但是申请数据源接口是需要按对比次数收费的，这对于平台而言将会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头部平台或许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负担，但对于小平台而言，则压力较大。所以，政策层面是否可以考虑给予支持，例如减少收费内容或降低收费标准，降低小平台的实践成本。

南都：国外互联网平台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的举措与国内有何异同？

田丰：从内容的严格程度上看，国外互联网平台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跟我国整体水平差异不大，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倾向。例如，有些国家对设计暴力的内容控制更加严格，有些对社情控制得更加严格。

实际上，我国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水平整体上并不低，相关保护政策也不少。不过，社会各方面尚未形成一个协同意识，尤其是学校和家庭对相关政策和保护举措的配合不够，仅依靠政府和平台难以完全解决“未保”问题、实现全面监管。相对来说，国外在电影、书籍、电视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已经基本形成一套能够施行的、并且得到学校和家长认可的分级体制。我国暂时缺少这个基础，推出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内容未能形成社会共识，学校和家庭也未全力配合。

南都：应如何避免未成年人受互联网平台的不良信息侵害？

田丰：防范未成年人受不良信息侵害，还需增强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提升其网络素养。这是一个综合过程，家庭和学校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把网络素养当作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音视频、直播平台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平台内容管理、加强对青少年平台行为的监督与限制。从内容管理的角度，平台不能过度追求流量和曝光的效益，以低俗的、打擦边球的内容诱导用户观看、吸引流量，要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到不良信息或者被误导。从行为约束角度，青少年也可能是平台内容的输出者，如上传音频、发弹幕、评论等，所以平台也要加强对青少年的这类行为进行规制与监督，避免影响到其他用户。

南都：音视频、直播平台提供给青少年的内容普遍呈现低幼化问题，您怎么看？

田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要注意避免陷入过度保护的陷阱。所谓的过度保护，就是把未成年人放在一个没有任何杂音的网络环境中，导致其对网络有害信息的识别能力较弱。当未成年人真正进入社会、丧失了过往的保护环境后，他的识别能力依然停留在较低水平，以致受到不良信息侵害的风险反而更大。因此，在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过度保护的陷阱，这种过度保护会让孩子失去对风险的识别能力。

南都：您反复提到，家长、学校对现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配合度不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田丰：家校配合度低的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社会变化。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还停留模仿西方工业化时期的教育体系，其目的是培养符合产业发展的标准化人力资本。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已经是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社会了，所以教育体系也应该与时俱进，单纯的模仿已经满足不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需求，要把网络素养教育要作为培育人力资本、塑造创新人才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外，青少年家长对网络的了解不够深入。他们这一代并不是在数字化、信息化的环境下长大的，对网络的认知还停留在最原始、最基础的层面，跟现在社会的公共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家长需要不断更新网络知识，加深对网络的了解程度。

还有一点，很多家长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最新政策、保护举措等的认识不到位，不清楚网络世界哪些内容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在这个层面上，针对家长进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政策的普及尤为重要。

南都：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家庭教育的责任，这会带来什么变化？

田丰：《家庭教育促进法》刚刚颁布，还没有解释实施的细则。不过，《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了家庭教育的责任，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至于能不能真正起到作用还有待观察。

另外，《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惩戒措施方面还没有详细规定，比如对保护不到位的家长如何惩戒，如何提醒家长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等。当然，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家庭职责的履行是有一整套流程，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需要家长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南都：应如何提高学校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协同意识？

田丰：学校协同治理要做好顶层设计，相关教育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引导学校等教育机构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部分地方的农村学校在青少年网络教育、网络保护方面已经做了较多工作，但是缺乏整体性的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比较零散，没有组织性。

另外，学校未成年人网络教育还面临一个窘迫的问题：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的专业师资不够、基础设施落后。即使学校方面有意愿普及相关知识，也没有足够数量的专业师资去发挥作用。而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网络技能、培养网络媒介素养使用的还是传统的、老旧的台式机，教授的还是如何防病毒等传统网络风险。可以说，学校的网络教育脱离真正的网络生活。

南都：您曾提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构建完整的社会机制”，请问这套社会机制包含哪方面的内容？

田丰：严格意义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是没有办法进行具体区分的，很多责任都是共同的。让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需要一整套社会机制来实现，政策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利器，法律法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底线，同时要把企业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尽快普及学校网络素养教育，提升家长对未成年人网络生活的重视程度，强化社区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关键作用。这套社会机制的完全建成还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协调和磨合的过程。尤其是家长和学校这一块，家长要在家庭内部形成有利于孩子安全使用网络的环境，学校教育要让未成年人意识到用网安全的重要性。

我提几点建议：一是依据法律规定，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明晰的、可执行的标准细则。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网络平台监管需要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行业协会在最短时间内协调和统一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整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有害内容的传播。三是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足的问题，通常都是媒体最先发现并曝光，媒体应当承担社会准则和社会道德监督者的角色，提高社会洞察力，充分发挥舆论影响力。四是加强学校—社区—家庭的联动，特别是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未成年人群体中，学校和社区进行补位，承担一部分家庭教育的功能。学校是国家教育未成年人的重要机构，必须把立德树人的工作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发展全过程，要与社区、家庭充分联动，织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网。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总策划：戎明昌

统筹：王卫国 邹莹

执行：张雨亭 杨小旻

设计：尹洁琳

本期采写：记者 罗韵

编辑：罗韵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音视频及直播平台未成年人保护系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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