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卫平:与传染病交锋38载,退休仍不会离开艾滋病防控

南方都市报APP • 南都健康联盟
原创2021-11-30 08:49

1983年毕业成了感染内科医生,1988年首次开始接触艾滋病,1995年接触第一个本地输入病例……

不知不觉间,年六十的蔡卫平已经和艾滋病战斗了三十多年。他也成为广东艾滋病治疗、防控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今年十二月,这位在历次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中都会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专家将退休、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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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艾滋病医疗专家专家蔡卫平。

三十多年间,他见证了广东省第一艾滋病门诊、病区的成长,从一个在治患者不足100人的小病区,发展成为目前在治人数超过1.5万的艾滋病治疗中心,堪称目前世界最大的艾滋病单体治疗点(广州市八院的在治病人数量,包含流动人口患者、感染者的数量,和选择在广州治疗的患者数。)

他是广州、广东乃至全国正面抗击艾滋病的参与者,也是羊城这个改革开放窗口城市与艾滋病这一世纪瘟疫战斗的历史见证者。

与传染病博弈38载,蔡卫平一直记得自己的职工编号为A045,代表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八人民医院的第45个医生。

如今医院已从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成一所综合型医院。他在11月22日拍科室大合影时,猛然惊叹,市八这所百年医院的感染科就已经有160多位医生、护士。


成长轨迹

“绕着烈士陵园走一圈”

从蔡卫平位于市八院东风院区11楼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广州红色旅游景点烈士陵园大片郁郁葱葱的林木映入眼帘,从小在这带长大的他对周边的一景一物如数家珍。

父母都在医疗系统工作,蔡卫平算是出生在医疗世家。算是耳濡目染,也算是从小熏陶,蔡卫平就这样走向了医学道路。

出生,几次家,求学,工作,蔡卫平的成长轨迹几乎就是“绕着烈士陵园走一圈”。

1961年12月,蔡卫平出生时,一家人租住在越秀区中山三路2号那栋老洋楼别墅。后又到不远的陵园西路,广州市美术中学所在地。最后又入执信南路竹丝村。一直就是在烈士陵园的周围。

因为父母都在中山医工作,在广州市第十六中学读书时,蔡卫平一放学就跑到对面中山医学院游泳,晚上看看露天电影,无聊时喜欢趴在窗户上偷看人家解剖尸体,对手术刀再熟悉不过了。

高考填志愿时,父亲做主填了六个大学,前五个都是医学院,第六个满足他对当兵舞刀弄枪的好奇心。最后蔡卫平录到广州医学院(现广州医科大学前身),实习时,蔡卫平去的第一个科室就是一家医院的外科,双方都觉得很满意,他以为从此就能当个外科医生了。“患者有什么疑难杂症,医生讨论不过5分钟,直接切开看就知道了,很符合自己干脆爽直的性格。”

结果阴差阳错,1983年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到家附近的广州市传染病医院(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八人民医院,下文简称市八院),一家当时只有感染内科的专科医院,还是没有离开烈士陵园这个生活圈。

年轻的蔡卫平,总想着调去自己心仪的外科领域。“开头几年,我还没有放弃外科医生梦想,一直在申请调动。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调动的指标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从市属医院向省属、院校直属医院调动就更加艰难。最终还是没走成,只好留下来了。”在当时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蔡卫平的不耽于现状是众所周知的。“我在很早期就去考了车牌,结果医院一度盛传蔡卫平要辞职不干,下海开出租车,因为当时开出租车非常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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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24日蔡卫平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在“杂病区”里成长

开始系统接触急性传染病

在这种不安分的状态下过了两三年,让年轻的蔡卫平安定下来的,是医院的杂病病区(一区)。在这里,蔡卫平开始非常系统地接触急性传染病。“当时市八院有两个科,一楼杂病区主治急性传染病,二、三楼主治慢性传染病。”

和慢性传染病不同,急性传染病的特点就是要求诊断、治疗迅速,处置果决。“试想一下,如果来了一个呼吸困难的白喉病人,出现严重的气道堵塞时,那就需要立即进行气管切开,并用手术钳钳取假膜,留给你思索、操作的时间只有1分钟。”

在杂病科的工作,简直就是我国推行全面计划免疫之前的传染病流行历史的剪切、复制。冬春季是流脑、白喉、麻疹、水痘、猩红热,夏秋季就是痢疾、伤寒、乙脑和登革热这些消化道或蚊媒传染病。再加上一年四季散发的狂犬病,大多都需要医生能够及时准确地判断,并迅速、麻利地对症处置。最快三两分钟就能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手起刀落不磨叽,而且极富挑战性。“更重要的是,隔离治疗好了一个传染病人,等于保护了千万人,这是一件特别神秘又有成就感的事。”其间,蔡卫平参与了广东省扑灭白喉的行动,参与了霍乱这一烈性传染病的临床救治和消除行动。

随着我国计划免疫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多的急性传染病都被消除和遏制。白喉、流脑、乙脑等都在减少甚至销声匿迹,脊髓灰质炎更是达到了完全消除标准。杂病科的病人,从原来每年周而复始的小暴发,到后来急剧减少、降低,公共卫生事业进步给蔡卫平带来的印象非常的直观、深刻。

曾经一门心思想调动的他,在杂病科里快速成长为急性传染病领域的一个行家里手。为日后在非典、甲型H1N1流感、登革热、新冠疫情中能够从容面对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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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蔡卫平到市八院的新住院楼。


新的考验来临

参与救治广东第一例输入性患者

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非洲,后由移民带入美国的艾滋病被人类发现。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例报告,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1982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艾滋病”。不久以后,艾滋病迅速蔓延到各大洲。1985年,一位到中国旅游的外籍人士患病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后很快死亡,后被证实死于艾滋病,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

这种疾病因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引起,而HIV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CD4+T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破坏该细胞,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因此,人体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可发生恶性肿瘤,病死率较高。

这一疾病的早期,没有对其治疗和加以控制的明确方案。即便是后来有了混合多种抗病毒药物的鸡尾酒疗法,这一疾病也不能治愈

蔡卫平在1988年就曾到上海接受了一次传染病新进展培训,第一次了解到艾滋病,彼时的认识谈不上深刻。作为传染病专家,他的直观看法就是,这个病迟早也会出现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

果不其然,7年之后的1995年,他参与救治了广州市乃至广东省第一例输入性艾滋病病例——一位患艾滋病晚期的缅甸船员。在海上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船一靠岸,病人就被立刻送到市八院。病人瘦得皮包骨头,身上已经出现了溃烂,皮肤明显地破裂,鼓起一个个皮疹引起的水泡,像花生粒那么大。

在明确诊断后,医院对于这个“第一例”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但囿于当时的认识程度,整个治疗团队对处置好这一病例没有信心。患者被安排在了杂病科7号房,一个以前被用于收治死亡率100%的狂犬病专用病房。和其他病房只有单一出入口不同,这个病房里有两道门,一道供医生、护士出入,另一道直通医院太平间。

第一次接触这位艾滋病患者,蔡卫平和治疗、护理团队的心里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隔离服、口罩、手套、帽子、防护镜甚至水靴都套上,全副武装,上下包得严严实实。

由于缺乏抗艾滋病药物,这位缅甸船员只在市八院内接受了对症处置。肺炎就用抗感染治疗,皮疹就用对应的手段救治。十多天后,奇迹发生了,这位艾滋病患者的对应症状逐一得到控制,呼吸顺畅。这件事给了蔡卫平和同事很大触动,也给自己打了一针强心剂:“原来艾滋病也没那么可怕,它不是绝症,还是有生存希望的。”


“抗艾三平”

参与创建广东首个艾滋病病区和门诊

有了境外输入病例,慢慢地门诊、住院病人中又有了本地感染病例。

1997年,蔡卫平从肝病科调到传染科,开始真正接触艾滋病患者。那时候艾滋病患者并不多,来看病也多是合并各种感染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段,蔡卫平开始接触到了后来被称为广州本地户籍感染者第一人的“阿华”

彼时,用于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药物昂贵、稀缺。当时的蔡卫平和本院另一位专唐小平(后成为广州市卫健委主任,现为广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以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科科长陈小平组成了一个科研攻关团队。用疟原虫来刺激艾滋病患者的免疫,以期重新调动患者的免疫系统对抗艾滋病毒和其他机会性感染。因为三位专家名字中都带有一个“平”,于是广州“抗艾三平”的名声不胫而走。

新疗法用一种已知的,能够控制的传染病“疟疾”来刺激、调动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反应,一度成为艾滋病治疗的一种方案。更为主要的是,参与这一疗法,能够获得免费赠药和治疗费用的减免。

然而,在HIV病毒面前,这一尝试最终并没能取得预期效果。“抗艾三平”中的另两位也先后离开了抗击艾滋病的一线。陈小平去了中科院继续做科研,唐小平则走上了管理岗位,先后担任市八院院长、卫生行政部门主官。真正留守在艾滋病治疗防控一线的,只剩下蔡卫平。

为了避免免疫缺陷的艾滋病患者在医院内发生交叉感染上其他急性传染病,也为了方便管理艾滋病患者,广州市八在五年后将感染科一分为二,分成了艾滋病科和急性传染病科。

蔡卫平主动请缨,毫不犹豫扎进艾滋病科室,一个当时在很多人看来,高风险低回报且完全未知的全新领域。一干,就是19年,广东首个艾滋病病区,就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成长起来了。

艾滋病病区刚成立时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候艾滋病人并不多,医院没把它当成主业。别的科室都住满了患者,艾滋病科却只有6个病人,最多不超过10个,后来才慢慢增多。当年愿意追随他过来艾滋病科室的几个医生,蔡卫平始终充满感激,“很怕对不起人家,误了别人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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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蔡卫平。


破解“手术难”

构建一个全国范围的专家库

无论是早期的吸毒传播、非法买卖血液制品导致的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还是到现在发展成为高危性行为后的性传播途径,都让艾滋病患者、感染者蒙受了不必要的社会歧视。

阿华记得,1993年7月自己刚被检出艾滋病时,一位跟着广州市防疫站的医生来家里帮他抽血做复检的护士,因为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当场吓到,回家去哭了两天;去北京一家医院前的小卖部买东西,收钱时老板用镊子把钱夹过去喷消毒水;就连去知道自己病情的亲戚家坐,走后自己坐过的凳子,亲戚也要用消毒水擦洗,经过近10年的科普学习,才慢慢开始同桌吃饭……

“有次护士看到我们吓得把装探热针的托盘都扔下跑掉了”,这些阿华都早已见怪不怪,唯一让他用“震撼”二字形容的是蔡卫平一个举动。“自始至终,蔡主任是唯一一位敢不戴手套帮我做检查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社会歧视和患者较强烈的病耻感,让这一日渐庞大的群体在遭遇到其他疾病,尤其是需要手术治疗时举步维艰。“专科医院只能解决传染病专科问题,而一旦涉及分娩、手术治疗,我们甚至连资质都没有。”蔡卫平说。

蔡卫平从电脑中调出了2019年,广州第一例艾滋妈妈成功手术分娩出健康孩子20周年生日会上的照片告诉南都记者。从第一例,到现在综合性市八医院建成,已有数百名孩子在广州市八内出生,有的艾滋妈妈,甚至生育了健康二孩。

彼时还谈不上成熟的母婴阻断技术,患者的分娩只能通过缩短产程或者剖腹产来减少胎儿被感染的机会。在1999年,广州市妇婴医院最早参与到了艾滋病母婴阻断事业当中来,并在市八临时改造的病房里,全副武装地完成了第一例接生。“孩子健康、正常,迄今已经是一位22岁的姑娘。虽然是在市八出生,但出生证上写的是市妇婴医院(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婴院区),因为当时的市八没有开具出生证明的资质。”

艾滋病患者不仅仅是要面对生育、分娩的问题,抵抗力下降导致的肿瘤等其他手术难题也是患者群必须要直面的难题。于是蔡卫平开始有计划地储存专家库资源,搜集全国范围内哪个医疗机构的专家愿意为这类患者提供手术治疗。“哪些是专家本人愿意,哪些是专家和医院都愿意,我这里都有记录。”

在市八医院新院区(嘉禾院区)成立之前,每每遇到患者求助,蔡卫平会打开自己的“专家库”,里面有他在临床时默默记下来的愿意接诊艾滋病患者的外院医生名字,最多的时候有20人,成功帮助上千位艾滋病患者解决并存症。

“现在好了,市八医院连神经外科都有了,处置这一方面问题的能力更加综合、强大了,艾滋病患者的手术难,非艾滋病相关疾病治疗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这算是艾滋病领域里的“念念不忘,必有回想”,因为对艾滋病患者的细致关怀,2012年,蔡卫平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12年度贝利·马丁奖,以嘉奖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蔡卫平留下了证书,同期获颁的1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现场就转赠给了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用于基层医护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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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9日,蔡卫平获得“中国好医生”称号。南都记者 冯宙锋 摄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科室逐渐壮大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艾滋病患者前来,他们中有在当地医院吃闭门羹的,也有慕名而来不愿离去的。

在口口相传之下,蔡卫平也成为艾滋病感染者的“守护神”,科室接诊量随之突飞猛进。2004年100例,2009年1000例,2016年突破10000例,目前在治艾滋病例超15000人、累计治疗超过2.1万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堪称目前最大的艾滋病单体治疗点。(广州市八院的在治病人数量,包含流动人口患者、感染者的数量,和选择在广州治疗的患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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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口相传之下,蔡卫平成为艾滋病感染者的“守护神”。


“四免一关怀”

索艾滋病治疗的广东模式

2003年,我国对艾滋病患者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抗病毒治疗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药品选择有限,但对于医生来说,艾滋病治疗终于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了。

为配合政策开展,蔡卫平牵头制订了《广州市艾滋病及常见机会性感染减免费药物治疗实施办法》。该办法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艾滋患者的权益,为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救助关怀。

作为人口流动大省,广东省在艾滋病患者的管理上还有一些开创性的措施。比如:不限户籍,只要被检测出HIV阳性,都可以享受与本地户籍相同的医疗待遇,并且允许在省内任何一个医疗点取药和检查。

为方便患者就近治疗和统一管理,2011年在他力推下,全国首个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落地广东。所有的艾滋病患者每年都要进行病毒检测和耐药监测,在基层医院抽血后,样本全部送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检测,以掌握和监控全省患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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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

这种分散治疗、集中管理的“艾滋病治疗的广东模式”,促使艾滋病的病死率降至3%以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高度好评。全省的HIV抗病毒治疗水平逐年提高,治疗覆盖率、成功率、病死率等数据都有了明显改善,医疗机构的参与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同时期的艾滋病药物研发和治疗手段的进步也是非常明显的。“早期的艾滋病人每天用药量超过20颗,时间间隔被控制得异常严格,错过用药时间半个小时即无效。而现在,有了更好的艾滋病药物,患者只用每天吃一颗就可以很好地起效。”

治疗手段的更新和进步,加上治疗可及性的延伸,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种很好的控制,是指患者体内的病毒被压制,不具或只具有极低的传播性。真正实现了治疗即预防的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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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蔡卫平。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宣传公共卫生

蔡卫平抗击艾滋病的足迹遍布全国。

在河南、安徽、湖北、广西、云南等兄弟省份,早期曾因非法买卖血液及血液制品造成了一些特殊的“艾滋村”;在川西高原凉山,则因为早期共用注射器吸毒导致当地艾滋病局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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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蔡卫平在湖北省襄樊的一个治疗点督导检查。

这些地方他都去过,驻镇驻村指导艾滋病防治。“每一次就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开展义诊,一大群人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患者因为药物引起的皮疹相当严重,但村医却无法处理;当时艾滋病患者外出就医不方便,遇到难题,村医还得请上级专家来看病……”

这些窘况使他认识到:要改变艾滋病防控困境,必须下沉到基层,去到村里才能看到真实的现状。

无论是在广东省两会还是广州市两会的履职期间,蔡卫平都是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公共卫生专家之一。2018年,蔡卫平成了全国人大代表,这让他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去宣传包含艾滋病防控在内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

2018年当选第一年,他就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把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医保门特管理的建议。还有村卫生站基层卫生建设的议案,建议对村医实施“县招、镇管、村用”政策,以提高村医的医疗水平,从而从最基层把艾滋病防控抓好抓细……

2020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交议案,多次呼吁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配置足够的医护人员,实现“平战结合”。这一建议被采纳。当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明确“坚持平战结合”,推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发展。

抗艾24年,蔡卫平因临床经验丰富而被患者圈称为“临床活字典”。“接触二十多年,蔡主任脾气是出了名的好。不仅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还敢于替患者发声、争取基本救治权益”。包括阿华在内的艾滋病患者们,提到蔡卫平,总绕不开他的好医德。

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蔡卫平,退休计划也仍离不开艾滋病防控。“退休后我想经常去基层的治疗点看看,比如广西、云南、四川凉山州等,帮助更多基层医生把艾滋病防控做实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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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卫平是广州、广东乃至全国正面抗击艾滋病的参与者,也是羊城这个改革开放窗口城市与艾滋病这一世纪瘟疫战斗的历史见证者。


数据

新发感染者10年减少31%

距离1981年世界第例艾滋病人被发现,已经过去了40年。艾滋病传播主要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密切相关,蔡卫平深感感染源的转变,跟改革开放、摆脱贫困、经济飞跃、思想开放这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历程紧密相关。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1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共有3770万HIV感染者,其中有2750万人在接受治疗。2020年新发感染者有150万,比2010年的210万人下降了31%。

2015年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提出2030年前在全球消灭艾滋病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个“小目标”仅剩9年时间,尽管艾滋病仍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尽管治愈艾滋病和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疫苗仍然充满挑战,但在抗击艾滋病的征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不少进步。

一方面,成功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能让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达到和普通人群相似的水平;另一方面,暴露前预防(PrEP)的提出和应用,也推动艾滋病预防走上了新的台阶。从总体趋势来看,这种让人谈之色变的疾病正在变得可控。


中国抗艾大事记


1985年,中国报告第例艾滋病死亡案例,为境外输入人员。

1989年,我国首次在云南吸毒人员中发现146例艾滋病,此后艾滋病沿贩毒路线从云南向全国扩散。

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生效,该法律阐述了血液采集和血液替代品生产的标准化,为防止艾滋病经输血传播提供了保障。

1999年,我国开展了首个抗病毒治疗临床试验。

200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开设了首个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试点。

2003年,艾滋病防治“四免一关怀”政策开始实施。

2006年3月1日,《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

2012年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艾滋病防治的行动目标。

2012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用于单阳家庭HIV预防的指南。

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之一是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同年古巴成为第一个消除儿童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的国家。

2018年,研究显示,释放长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阴道环在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方面,具有50%左右的有效性。

2019年,长效注射型药物被证明可以保护女性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

2020年,供未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使用的暴露前预防(PrEP)药物通过审批。

2020年,全球有2740万人正在接受治疗,仍然有150万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

2021年,通过新《全球艾滋病战略:终结不平等,终结艾滋病》。



出品:南都健康联盟

统筹:王道斌

采写:南都记者 杨丽云 王道斌

视频:南都记者 刘威 实习生 梁宇晴

摄影:南都记者 钟锐钧

编辑:杨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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