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某由天津返大连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称遭到网络暴力一事引发广泛关注。当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在对天津返连管控人员进行筛查时发现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其中一人称自己的个人流调信息被泄露并遭到网络暴力，目前与家人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南都·隐私护卫队梳理发现，自疫情爆发后，该类泄露事件至少已发生数十起，其中个别事件影响人数达五千人以上，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如何杜绝新冠患者及密接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已成为公众长期关心的话题之一。

有专家表示，个人信息泄露会影响公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配合意愿，当人们目睹了个人流调信息泄露后所可能面临的遭遇，或有人“铤而走险”对自己的情况隐瞒不报，因此要对泄露行为予以严惩。

1月12日，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发布通报称，在该市甘井子区对天津市返连管控人员进行例行检测时发现有两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该两名感染者系大学生朋友，曾于1月3日至8日在天津市津南区活动，并于1月8日同行乘坐列车，1月9日抵达大连。

当日晚间，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文介绍疫情形势，称截止18时，已累计判定追踪密切接触者71人，其中在连28人，包括与感染者同乘列车的乘客19人，感染者直系亲属6人，出租车司机1人，便利店店员2人，均已全部纳入集中管控，且目前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公开消息显示，1月8日，天津新增20例阳性感染者。1月9日，天津官方针对该轮疫情首次发布通报，其后宣布将天津市津南区内六个区域划分为中风险地区，一个区域为高风险区域。

1月12日晚，一条“天津返大连感染学生称遭到网暴”的新闻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感染者之一小白（化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与朋友离开天津前曾做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且在其离校前天津仍属于低风险地区。1月9日，小白抵达大连后便主动上报社区并与陪同她的母亲共同进行居家隔离。小白解释，她与朋友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烧或咳嗽的症状，对如何感染的并不知情。

“微博上比较严重地在（对我）进行传谣性网暴，接连不断地有各种人来加我的微信。”小白表示，在通报发出后，自己的流调信息被泄露并遭到了网络暴力，这对母亲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我母亲一直在家，但因此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我认为这是很不合理的。”

南都·隐私护卫队了解到，确诊者小白在网络上流传的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电话号码、所在学校名称、详细居住地址、行踪轨迹以及多位密接者的具体住址等。

为了解小白流调信息的泄露真相，南都·隐私护卫队多次致电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然对方始终处于占线状态；其后联系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却被告知不方便回应，并称有关疫情的问题均由大连市委宣传部统一作出回应。

“别给我们大学生丢脸，行不行”“知道有疫情之后不是留在当地自我监控，回家祸害家人素质也真是高呢”……个人流调信息泄露后，此类诋毁和谩骂声未曾停歇，给小白及家人带来很大压力和困扰。

同时，还有部分网友对小白的说辞表示质疑。其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小白自称与母亲“一直在居家（隔离）”，但在大连官方公布的密接者名单中，感染者的直系亲属有6人，据此认定她并未严格遵守居家隔离要求，所谓上报只是“走个过场”。

南都·隐私护卫队梳理发现，疫情爆发后的两年间，新冠患者及密接者信息泄露的事件频频发生，早已成了“沉疴痼疾”。据南都不完全统计，该类泄露事件至少已发生数十起，其中个别事件影响人数达五千人以上，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

南都盘点2020年涉疫信息泄露事件

去年9月，福建莆田警方通报称，两名医疗业相关工作人员将莆田本地新冠患者及密接者的个人信息转发至家族群，导致大量扩散和议论，对受害者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和困扰。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两人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同年5月，宁夏银川的范某在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后，其详细的流调报告在网上被曝光，其中包括本人及家人姓名、身份证号、住址，以及详细行程记录。对此，宁夏疾控中心作出回应称，流调报告会同步给多个关联部门，不清楚可能在哪个环节泄露，将追查泄露源并给予相关人员处理。

为何新冠患者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繁发生，难以彻底整治？从过往案例来看，对泄露者的处罚多以罚款或行政拘留了结，这样的处罚措施又是否恰当？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表示，由于个人信息泄露会影响公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配合意愿，他对此类事件一直都认为应该严厉惩罚。在他看来，在疫情期间泄露个人流调信息远比一般的信息泄露行为更加恶劣，泄露内容可能包括行踪轨迹等敏感信息以及个人隐私，可能会加大今后开展流调工作的难度。

“为什么有一部分人在流调中不愿意如实提供信息？这和个人信息泄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公众目睹了个人流调信息泄露后可能面临的损害，会破坏公众与防疫机构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影响防疫效果。”王新锐分析。

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看来，新冠患者信息屡遭泄露的背后，其实是泄露者、转发者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无意识”。可能是内部人员掌握患者信息后，“不小心““无意识”地泄露了信息之后，又有很多人随意地转发。

他直言，类似事情屡次发生，并没有得到遏制，处罚力度不够，“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后续的作用”。

“对泄露个人信息的处罚还是偏轻。”对此，王新锐也有类似看法。“不仅如此，处罚结果也需要更多的宣传。人们不能只知道有信息泄露事件发生，还应该了解后续处理结果，毕竟个人信息泄露给当事人带来的困扰和伤害是难以修复的。”

此外，他认为加强公众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如果大家的意识很强，看到泄露的个人信息就不会因为好奇去点击或讨论，更不会‘顺手’转发——这些行为既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文中小白为化名）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樊文扬

编辑：蒋琳

更多报道请看专题：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第8期：我们与网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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