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节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的第42个春节。百节年为首，过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仪式，它从历史的长河中流袭而来，一直照耀着中国人的精神图谱与家园意识，作为时间之轮的重要标记，过年演绎着中国人最为普世的欢欣与团聚，它也是最生动最形象的中国故事。

梳理深圳人40多年来过年的历程，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认知上的“别人的城市”，变成了新世纪之后“自己的家园”，“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深圳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越来越强烈。深圳不再是空间意义上，或某个人生节点上的寄居地，而是真正的家园——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家园。

深圳2022年湾区超级灯会。

【42个春节 之 20世纪90年代—2010年】

“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春节来临，上演一出空城记/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在我的迷恋中和谐了生命的轨迹//那个凄惶的早晨/炮竹屑在小巷里盘旋/那么多的门都紧闭着/这是年初一，我步行在十九岁//姐姐在她的宿舍用小煤油炉做好了鱼/她的等待是寒风中惟一的温暖/我和宿舍中熟悉的几张面孔打了招呼/和姐姐坐下来享受鱼的热气//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中国的节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是诗人谢湘南90年代中期写的一首诗，描写他1994年在深圳上沙村过春节的情景，那也是他在深圳过的第一个春节。在他的《深圳时间》一书中，他同样记叙了当年在深圳过的第一个难忘的春节的场景。

1990年的深圳，像谢湘南这样的外乡人有160多万，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整个90年代，深圳年均人口增长46.5万，2000年突破700万。1990年，深圳作家林坚在《花城》发表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林坚被称为第一代“打工作家”，这篇小说也可以说是深圳当年具有标志性的一篇文学作品，从此“别人的城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众多外来者对深圳的代称。

文化学者胡野秋也是90年代初来到深圳的。他告诉南都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春节还是三十年前刚来深圳的第一年，那时的深圳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而且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回乡过年，所以整个城市真的是万人空巷，我走在空荡荡的深南中路上，觉得有点像阿波罗登月的情形。那年的除夕我是在电台的直播间过的，那时的老电台还在红桂路，当时录的节目叫《夜空不寂寞》，其实主持人霞光和我们几个嘉宾都寂寞得很，不断打进来的听众电话也都诉说着寂寞。”

长期研究深圳本土自然与历史的学者、作家南兆旭1989来到深圳定居。他对1990年在深圳过的第一个春节同样记忆犹新：“感觉整个深圳都没有人了，街上空荡荡的，没有服务设施，商店都关门，当时的居所里也没有炉灶，除夕那天，我与妻子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最后找到东门，街上有一个卖串串烧的摊子，当时就买了一些烧好的饺子，把这个年过了。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节目，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大家都把这个城市当作一个过度的地方，平常在这干活，到了春节就哗地离开了。”

（离开一线城市和珠三角的春运“摩托大军”：2000年前后，许多在珠三角打工的外来工买了摩托车，平时用于上下班，春节回家买不到票时，就直接骑摩托车回家。）

广东省省情专家库专家、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宏海，在深圳过的印象最深刻的春节也是1990年， “我内地亲人来深过年，我陪同他们去华侨城观看中华民俗文化村表演节目，深圳新兴移民城市将内地服饰文化移植过来创作《东方霓裳》，上演一场美轮美奂的节目，让内地亲人深感眼前一亮。”

一方面是扛着大包小包挤上春运的火车返乡的外来工大军，一方面也有少数的人从内地初来感受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旅游景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罗湖火车站成为真正的人潮人海之地。尤其在春节前后，当年来到深圳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那是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与烙印。买火车票的队伍排上两公里，一张返乡的火车票代表的不仅是在外久居对亲人的想念，更是代表着要将在深圳的收获带给家里的希冀。

80年代罗湖火车站。

2013年春运。

深圳火车站。

与大多数“外乡人”的感受与视角，有些许不同，深圳土生土长的民俗学家廖虹雷，除了看到外乡人像候鸟一样离开，也看到了香港亲人在罗湖桥那头，送各种电子产品、衣服与稀缺物质给深圳亲人的感人场面。在廖虹雷看来，那时候的深圳起到了这样一个物质转移的桥梁作用。因为深圳处在香港与广州之间，改革开放初期，尚未富裕起来的深圳本地人，同样盼望着香港的亲人能来团聚。而深圳周边的城市，如东莞、惠阳、增城、河源、汕头等，因为有亲人在香港，会来深圳与香港的亲人见上一面。而那些来深圳打工的人，同样会把在深圳赚到的财富，买到的好东西带回家乡。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乘着改革开放东风奔赴而来的深一代，更多把这个城市当作淘金地，淘金是那个时代深圳的“主旋律”，“敢闯敢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那个时代，来到深圳的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与精神坐标。

1997年，大学刚毕业来深圳的黄东和，后来成为一个深圳主义者、深商精神的书写者、深派文化学者，他起了一个在深圳文化圈被人熟知的网名老亨，当年他也有着这样的体会，但他来深圳后，几乎每个春节都在深圳过。让他记忆犹新的是1999年的春节，“我花了一年的工资创办了‘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个人网站，每天没日没夜地为网站搜罗与深圳相关的资料。这年春节除了年夜饭和大年初一拜年是和亲人在一起，其余时间都‘猫’在办公室上网，对家人谎称值班，其实是蹭公家的免费网络搜集整理资料。” 互联网的兴起是一个新的纪元。正是在1998年11月，马化腾等人在深圳创立了腾讯。在马化腾、黄东和身上，我们也看到一股创业的潮流在深圳慢慢演变成热浪，而创业让更多人在深圳有了扎根的意识，有了要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强烈意愿。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示着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这期间也是深圳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的关键窗口期。这一年也被称为深圳的“人事改革年”，深圳推出六项吸纳优秀人才新政策，掀起了“孔雀东南飞”的高潮。

IT业是深圳崛起的标志之一，电子第一街华强北见证了产业蓬勃。1981年的华强北和深南大道。（来源：幸福福田）

1979年9月29日，粤北山区的三家三线厂共同迁入深圳，组建了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图片来源：幸福福田)

2022年的华强北。

2022年的华强北。华强北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随着业态的升级和丰富，也变成深圳最传统、最具人气的商业旺地之一。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人口的暴增是有目共睹的。1979年，深圳常住人口数量31.41万，2021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深圳人口1756万人，近十年深圳人口增长率在68.47%，居全国之首。42年间，深圳人口增长约56倍。几何级人口增长的背后，说明深圳的活力与魅力，也说明深圳的吸引力。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留在深圳过年了呢？在深圳过年的原因又是什么？

花市是一个城市过节人气的指标。深圳市迎春花市始创于1982年，开市时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到现场采访。

1998年，深圳迎春花市选址爱国路，花市第一次修筑了大气的门廊。

从2000年到2015年，爱国路迎春花市客流逐年增多。羊年迎春花市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30万人次，大年三十晚上就有20万人逛花市。

南兆旭回忆，2005年以后，才慢慢会有人留在深圳过年，到2010年左右，越来越多深圳人就把这里当家了，开始有倒流现象，把家人从北方接来，深圳春节的时候，气候是非常好的，餐厅开始有服务，可以订年夜饭，过年的气息就越来越浓。

杨宏海表示，这几年我较多在深圳过年，觉得较大的变化是留深过年的人越来越多了，感觉深圳作为城市是越来越成熟了，在社会治理方面更科学与文明，更关注民生，给市民予更多的获得感。这两年，好多城市被“疫情”攻陷，手忙脚乱，而深圳却走得很稳，一切都有条不紊，市民很配合政府管理，不慌乱，不急躁，有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感觉。近十年来，在深圳过年的人是越来越多，“深圳是我家”“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在深圳找到了归属感。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城市营运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房地产研究专家高海燕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深圳过年这个变化，尽管没有具体的年份，但整体性变化的节点，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代二代深圳人的代际结构生成，很多深圳人已经不是“人”在深圳，是“家”在深圳了，“家”在哪里，“年”在哪里；二是越来越多深圳人在深圳有“房”了，对一些人来说，房子+工作+熟悉社群，建立了“家园意识”。 “家园感”增强了。

高海燕认为，80-90年代是机会主义认同，淘金梦导引着人们抵达深圳；因为观念开放和制度创新建立了深圳的“容纳度”和“吸引力”。新千年的头十年应该是商业价值认同，尤其是深圳的科技和产业体系对创新和创富的支撑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的。同时，这十年也是深圳产业升级重要的十年，低端产业的挤出、更大规模的科技产业和新型产业的规模化和结构性形成，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也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人、商务和产业的流动性）；近十二年，我觉得是深圳的城市整体价值认同。随着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整体能力持续提升，深圳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整体价值形成，深圳人对这座城市在文化上、产业上、生活上等方面的综合认同感普遍得到增强。二十多年，深圳在人口平均年龄上整体“年轻化”说明了，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年轻人、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和创造者、创业者。经过了几个代际仍然年轻化也说明了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城市对中及老龄者（尤其是基数庞大的普通务工人员）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黄东和也认为，“20多年下来，深圳年味越来越浓，与亲人腻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多，深圳更像是自己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一个淘金地或梦想乐园了。”

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深圳人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深圳归属感的话题，公共媒体很关注某个关键性的节点，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关键节点却是不同的。一定要问深圳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想可能是从深圳人回不去故乡开始的。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打拼一年，谁不想会故乡过年？可突然间，深圳人发现：故乡回不去了。父母亡故，故乡的牵挂没了；话不投机，儿时的玩伴玩不到一起了；情景变迁，故乡也在变化，记忆中的故乡找不到了……，如此等等，深圳人开始在故乡与深圳之间作选择。选择一经作出，深圳人的归属感就变得泾渭分明了。大体而言，三来一补经济吸纳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会退回老家；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三来一补经济时代宣告结束，后来的深圳人暂居深圳的“打工心态”的就弱化了，更多的是期待入城，期待成为深圳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深圳市民，不希望退回故乡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不把深圳当做别人的城市，而是当做自己的人生“主场”、自己的“新家园”了。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黄璐

摄影：南都记者 冷锋 霍健斌

编辑：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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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春走基层：圳在过年的N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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