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高端访谈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面临新的人口形势，生育政策及配套的社会经济支持性政策亟待全面重塑。

最近，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一项名为“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的工作受到外界关注。在新的人口形势之下，这个成立于1980年的中央群团组织也面临一场全面彻底的自我改革。

基层的计生协在忙些什么？他们如何“转身”去支持家庭生育和发展，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王培安表示，当前，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做好生育服务和支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让育龄人群“想生、生得出、养得好”，其难度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三四十年前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工作。

王培安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南都：这几年人口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你对我国人口形势有哪些判断？

王培安：从最新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21年出生人口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形势近年来发生重要转折性变化：一是低生育水平成为新常态，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走低的风险；二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三是人口流动进一步集聚，给社会结构、治理模式、生活形态、观念习俗等带来全方位影响；四是家庭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抚幼、养老等家庭传统功能减弱。

当前，我国生育水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规模逐步下降，社会生育观念总体转变，受到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约束，加之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生育力保护不够等，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突出。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进一步拉低生育水平。

南都：应该如何看待低生育水平的新常态？

王培安：对低生育水平这个新常态，应当客观看待。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报告显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现象。低生育率的深层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口流动性的提高、避孕方法的普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生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变化等。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上世纪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后，30年来持续下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全球人口发展的客观趋势。对此，我们不必过度忧虑，但要积极应对，综合施策，同向发力，加快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和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南都：在这一轮生育政策优化中，各地完善生育假制度，延长产假，增设父母育儿假，怎么避免这些假期成为“纸面福利”？

王培安：相关政策对于促进工作家庭平衡、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要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让用人单位支持员工休假、让女性敢于休假而免受职场歧视、让男性主动休假更多参与家庭育儿，还需要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制度，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合理分担机制，推动生育保险“扩面提标”。

除此之外，我认为，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出台配套监督和保障机制，研究制定相关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对用人单位进行激励和监管；强调父母共享假期、共担责任的原则，减轻女性育儿负担，防止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并且，要探索建立公平普惠的育儿津贴、父母津贴等制度，不断健全家庭友好的政策体系。

南都：我国的生育支持体系还有哪些完善的空间？

王培安：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强化顶层设计，将生育支持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构建支持“生”和“育”的经济社会环境，推动出台有利于婚育的税收、住房、社会保障等支持政策。一是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加强脱贫地区婴幼儿照护入户指导，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二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构建与国家人口战略相适应的生育保障体系；三是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务，保护生育力；四是建立健全家庭友好政策体系，将性别平等落到实处，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五是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责任共担、代际和谐”的新型婚育文化，继承和发展“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等传统文化思想，培育发展支持生育的文化基础。

南都：目前讨论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否只考虑到城市？是否应该为农村人口出台有针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中国计生协队伍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王培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近3.8亿人，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近2.5亿人，推进流动人口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包括生育支持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城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制度，加强脱贫地区婴幼儿照护入户指导，也可缓解人口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促进乡村振兴。

中国计生协在农村实施关爱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三留守”人员项目，在城市开展新市民健康项目，促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自2020年启动“向日葵计划”，在全国10个省29个县的农村地区建立了100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带动各地共拓建亲子小屋1000多个，以小屋为依托，传播科学养育知识，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补齐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短板。

我们还开发了便携式亲子服务工具包，培训一批村计生协秘书长和会员小组长作为亲子服务辅导员，开展家长课堂、亲子活动、入户指导等。此外，还以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为重点，加强农村地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引导，倡导将新型婚育文化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自治章程，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新疆和田县英阿瓦提乡扶贫产业园托儿所老师在教孩子们跳舞。    新华社发

南都：目前， 0-3岁婴幼儿总体的入托率只有约6%。托育服务的发展比较缓慢，如何加快托育机构的服务供给？

王培安：我认为，解决托育问题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抓建设，抓需求释放。

首先，要推动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在居住区、工作区内配套规划建设普惠型托育服务机构，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兴办，为城乡居民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

其次，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大投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既补贴建设经费，也补贴运营经费，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普惠型托育机构，把托育服务价格降下来，激发释放需求，提高建成托位的使用率。

第三，要统筹调配学位、托位，鼓励“托幼一体化”，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将2至3岁幼儿托育服务纳入以公立机构为主的普惠型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计生协等群团组织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计生协也在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提供宣传咨询和入户育儿指导，探索婴幼儿照护服务社会监督机制；实施“向日葵计划”，建立亲子小屋，促进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取得初步成效。

南都：今年两会你提交了关于促进农村儿童早期发展的提案，在有关托育服务体系的讨论中，也不应该忘了农村婴幼儿照护资源短缺的矛盾？

王培安：有研究表明：对0-3岁婴幼儿阶段的投入，决定了一个人未来85%的认知和智力水平。根据七普数据推算，我国农村0-3岁人口数约为1690万。目前，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普遍集中于城镇，县城以外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没有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我们对农村儿童的早期发展问题长期视重不够。农村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也确实面临不少困难。

首先，广大偏远农村地区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托育服务资源稀缺，农村家庭难以主动送托、集中入托，更多依赖于上门提供的指导服务，并且对服务的支付能力差。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供给严重落后于需求，服务的突出问题在供给侧。

其次，相较城市，农村地区依托机构开展托育服务的成本更高且更难下沉基层。县级政府实际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无力做”和“不愿做”。现有基层公共卫生、妇幼队伍和资金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服务，难以实现普惠性和均等化；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多元、事务琐细，容易受舆论监督批评，基层机构参与积极性不足。

另一方面，乡村婴幼儿照护公共服务也有明显能力不足。在基层的实际工作中，职责不明确，缺乏清晰的评价标准和操作指标，而且存在传统的“重养轻育”观念，也就是片面侧重婴幼儿卫生健康方面服务，忽视了家庭对儿童早期发展和公共照顾方面的需求。

南都：怎么找到一条提升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的路径呢？

王培安：我建议，国家出台聚焦农村的婴幼儿照护指导意见，将农村婴幼儿早期照护列入公共服务。要以实现“广覆盖、保基本、兜底线”为目标，将“十四五”期间国家用于育幼的资金继续向脱贫农村地区倾斜，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鼓励县级政府设立“幼有所育”专项资金，保障农村每名0-3岁婴幼儿3000元/年的发展经费并将此列入公共服务。政府可不直接提供服务，重点在于完善制度和组织队伍。

此外，建议充分引导有经济实力和经验的社会力量参加，由政府主导合作或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承担质量控制并参与项目运行，在坚持普惠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探索多种类型服务方式。在居住集中、社会经济条件允许的地区开展中心式养育指导，鼓励补贴入托；对居住分散和入托困难的家庭开展入户家访辅导。

在送托的客观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现阶段应立足家庭，强化家庭养育的能力。我建议挖掘、培养农村现有人力资源，打造一支地方婴幼儿照护服务队伍，充分利用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和工作意愿的在村妇女群体，就地招聘和培训初中学历以上的人员加入服务队伍，既能缓解农村基层专业人员不足问题，又可以起到服务本地、促进就业的作用。

在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孕妇学校，教练指导孕妇进行孕妇球操训练。 新华社发

南都：前段时间，中国计生协“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的新闻受到关注。你认为，做好这项工作的重点是什么？面向未婚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应该如何去建设？

王培安：此项活动服务的对象是指“非意愿妊娠人群”。我国人工流产数量长期居高，成为影响群众生殖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多项调查显示，人工流产的女性中，年轻、未婚、未育占比不断升高，多次重复流产和年龄在20岁以内的高危人工流产占比显著增加。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帮助青少年免受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等生殖健康问题的困扰和危害。这项工作的重点是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巩固提升生殖健康服务质量，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健全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着力点：一是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基本避孕服务结算标准，强化生殖健康服务资金保障；二是制定出台技术指南，提高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增强青少年预防非意愿怀孕的意识和能力。三是改善未婚人群获取避孕知识和药具、接受生殖健康咨询、诊疗的隐私保护和可及性，为青少年提供优质、适宜、普惠的生殖健康宣传、咨询和技术服务。四是加强欠发达农村地区等重点地区生殖健康服务能力。五是发挥计生协等群团组织作用，通过预防宣传和上门服务等方式，为群众提供公平、便利的生殖健康服务。

南都：在推广和完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方面，中国计生协作为群团组织将承担哪些任务？

王培安：中国计生协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打造以了同伴教育、参与式培训、培养人生技能为主要特色的“青春健康”工作品牌。评估显示，青春健康工作已覆盖地区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该项工作的一个特点是，鼓励青少年主动参与青春健康工作全过程，我们培养选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少年志愿者，通过同伴教育影响身边同龄人，邀请青少年参与青春健康项目规划、实施、评估，真正实现青少年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下一步，推广和完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将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与有关部门合作，全面普及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格局，开展“沟通之道”家长培训，突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推进青春健康工作体系化、专业化、社会化、数字化发展，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的生殖健康知识与技能，养成健康、安全、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二是构建教育、咨询、技术服务紧密衔接的生殖健康服务链，培养生殖健康咨询服务队伍，配合医疗机构开展人工流产前咨询和人工流产后避孕指导，推广青少年友好服务模式，提高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水平。

三是加强社会宣传，结合世界人口日、世界避孕日、5.29计生协会员活动日等特定纪念日举办生殖健康科普活动，倡导各界关注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问题，营造关爱生殖健康的良好氛围。

四是开展生殖健康状况调查研究，为精准服务群众需求提供科学依据。

南都：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转变，生育政策的调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否也面临进一步转型的任务？

王培安：中国计生协是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家庭的桥梁和纽带。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卓有远见地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指计划生育），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初步形成了政府、群众组织、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组织构想。

1980年5月，中国计生协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成立40多年来，中国计生协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带头、宣传、服务、监督、交流”五大职能优势，为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要积极发挥计划生育协会作用，加强基层能力建设，做好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指导、计划生育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家庭健康促进等工作，为做好新时代计生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下一步，中国计生协将重点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群众生育，协同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引导群众正确理解优化生育政策的重大意义，大力促进生育支持，推动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围绕计划生育家庭福祉，倾情关怀计生特殊家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是围绕家庭健康，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深入开展家庭健康促进行动；四是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发挥遍布城乡的组织网络优势，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五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人口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南都：计生队伍是否有流失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面临怎么样的改革呢？

王培安：近年来，中国计生协深入落实中央群团改革部署要求，围绕“强三性、去四化、提能力、夯基层”（记者注：“强三性”指的是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去四化”指的是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改革思路，推进计生协组织和工作创新，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工作转型，提升能力专有性，增强基层活力，主动协助党和政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例如：福建以乡镇（街道）机构改革为契机，落实乡级计生协“进盘子、有位子、挂牌子”，夯实村级协会组织和工作，有效激活了队伍神经末梢。

还有，去年我们发挥计生协组织网络优势，与国家卫健委、民政部、财政部等联合开展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与北京大学等开展中国老年健康和幸福家庭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两项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700多个县，在两个多月时间内组织近2万名基层计生协调查员，克服新冠肺炎和洪涝灾害等不利影响，入户调查近14万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数据支持，也展示了计生协遍布城乡基层网络的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

但是，各地改革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个别地方组织建设有弱化、虚化、边缘化倾向，在破解长期困扰地方计生协发展的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等方面还面临不少困难，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领域和空间仍待加强。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深化计生协改革将以“强三性、去四化”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以市县为重点，推动改革向基层延伸。继续推进地方计生协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创新计生协组织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加强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巩固基层网底。着力破解制约地方计生协发展的难点问题，有序承接与“六项重点任务”相关的部分政府职能，围绕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组织动员广大育龄群众建功新时代，将群团力量转化为凝聚深化改革、维护社会和谐、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南都：你曾讲过，计生队伍在生育政策调整后，面临的任务其实更重了。目前一个基层的计生干部要面临哪些具体工作？中国计生协如何为这支队伍来“赋能”？

王培安：群众生育观念已总体转向少生优育，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当前，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做好生育服务和支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让育龄人群“想生、生得出、养得好”，其难度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三四十年前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好工作。

所以说，新时期基层计生工作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要倡导适龄婚育，在完善生育服务上下功夫，大力开展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保护生育力，做好优生优育指导，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要在加强生育支持上下功夫，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培育新型婚育家庭文化，助力普惠托育服务，降低养育成本；要在维护计生家庭合法权益上下功夫，协助做好政策调整有序衔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大力推进暖心行动，全方位帮扶关爱计生特殊家庭。

《决定》要求“积极发挥计划生育协会作用，加强基层能力建设”。计生协优势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相比过去，今天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要完成好这项任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基层组织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夯实基层、打牢基础，使基层计生协组织更加富有生机、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力。

要巩固基层网底，扩大计生协组织和工作的有效覆盖，优化会员结构，吸引和鼓励行业领军人、致富带头人、公益热心人等加入计生协；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业务能力，持续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要加强职能设计，拓宽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载体，延伸服务触角，建好服务阵地，在“最后一公里”当好生育政策的“宣传队”、家庭发展的“助推者”、计生困难家庭的“贴心人”、计划生育家庭权益维护的“代言人”、家庭健康的“指导员”。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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