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的这几年，今年对我们的影响挺大的。”小丽（化名）说。她和丈夫来山东青岛已有十余年。小丽腿部有残疾，丈夫之前因为车祸不能与别人正常交流，家中又有三个子女，所以没法外出工作，两口子在城中村经营一个小百货店。

疫情带来的变化肉眼可见。小丽说，自家的店之前最少也得晚上10点多以后关门，前几年夏天还能开到11点，现在基本9点钟就关了。“今年不好干”，这是小丽和身边朋友交流后得出的统一结论。

近日，专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协作者”发布报告称，超七成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此外，与之前多轮监测相比，有45.45%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暴发时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更严重。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山东济南、福建、江苏、上海多地民政部门加大了对疫情防控期间务工人员的临时救助工作力度。

为避免困境农民工家庭“被掉队”，报告建议，要将常态化防控与社会建设结合，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协同，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立政社协同、多方参与的应急响应长效机制。

5月1日清晨，市民在北京佟麟阁路的庆丰包子铺和华天二友居肉饼店铺门前购买早餐。疫情对餐饮经营者影响较大。   新华社发

城中村百货店因生意冷清提前打烊

按理说快夏天了，来店里买东西的人应该多，但小丽感觉还不如以前的冬天人多，收入明显减少。

对此，小丽变得谨慎起来，现在上货都是先上一点货，卖出钱然后再上货，随卖随上，不敢一下子上太多货。“现在就只能说是这个店先干着。别的计划不太敢想，走一步看一步。希望疫情赶紧过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都有出路。”她说。

除了担心收入，小丽也对孩子的教育感到头疼。孩子出不去，天天就在家里待着，她家的大儿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老二是女儿，四岁半；老三是儿子，有一周岁大。

“孩子在家上网课上了一个月，也不知道他现在学得咋样。老大以前很少玩手机，也不玩游戏，最近我到家他就和我要手机，反正你不给他，他还生气。”小丽说，孩子本身学习自主性就比较差，上网课不如在学校效果好。

她还有件心事因为疫情没能解决。家里老三身体有点不舒服，可能得做个小手术。等疫情好一些，小丽想带老三再去医院复查一下。

“如果要做手术，就我自己在那里不行，孩子爸爸口齿表达不清，单独一个人在医院也没法照顾孩子。要是我和他爸爸都在医院，家里没人也不行。老家那里疫情挺厉害，不知道现在解封了没，一时之间老家那边也过不来人帮我们。”小丽说。

4月26日，在上海市北蔡镇杨桥村，村里的志愿者扫码登记核酸采样者信息。 新华社发

一日三餐变两顿，“菜贵了就少吃菜”

同样在山东青岛打工的老杨（化名）干的是商场保洁，疫情以来，他的工作时长明显变长了。

前几年，老杨每个月到手工资2800、2900元左右。因为今年的疫情，他所在的商场营业状况不比以前，很多店铺都关了，商场裁员后保洁人员少了，剩下的人工作量也变大了。老杨说，自己现在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0点，相应地，工资也涨到了3500元。

老杨是一位单亲父亲，家里两个孩子，大女儿今年20岁，之前在酒店工作，现在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儿子上小学六年级，平时父子俩住在一起。

他说，自己住的村子前些日子也封了，封控刚开始的前两三天还能买到菜，封了几天后超市不让开了，还好家里提前买了挂面、大米、白面。被困在家里后，老杨家里一天三顿饭变成了一日两餐。今年春节那段时间，因为疫情反复，菜和米面的价格都疯涨，一斤白菜三四块钱，买一颗大头菜花十多块钱。

“菜贵了，我们就少吃菜，所以那段时间基本上不吃菜，就买点咸菜疙瘩，放点儿酱油一拌”。老杨说。

如今，老杨担心更多的是疫情影响家里收入。如果因为封控上不了班，公司也不给开工资。老杨现在房租一月六百多元，中午在公司吃，晚上和早上自己做。谈到对自己未来一年的计划，他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好好工作，靠着这个商场多少有点稳定的工资收入。

老杨说，如果（疫情）再发展下去，人心都会慌。因为有的人经济来源都跟不上，一旦封村了之后，有的人兜里一两块钱都没有，外地打工来的在市场待一两个月都没有活干。

收入降低，困境农民工家庭受本轮疫情影响较大

2020年首轮疫情发生后，专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协作者”紧急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情况展开跟踪。最新一次动态监测评估是在今年4月上旬，21名社会工作者共访谈了43个家庭，其中有29个家庭为原动态监测对象，14个为新增困境农民工家庭。

访谈结果显示，超七成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对其工作产生了影响，包括工作量减少导致收入降低，人流量减少没有生意。

需要注意的是，与之前多轮监测相比，多重原因导致45.45%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暴发时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更严重。

报告分析，主要是因为2020年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节假期，大部分人正处于停工休息阶段，且疫情主要集中在国内某些城市，以及当时封闭时间不长，大家整体出行流动率不高；而2022年春节以来新冠疫情多点频发，一些地方封控措施和要求会影响或者限制工作。

对于经营小生意、在服务行业打工等受到人流量明显影响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而言，疫情的影响更为直观——一方面，在疫情暴发的地区，人们出行意愿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封控、生产停滞等原因导致人们的收入下降，消费的意愿和能力也都会受到影响。

图据公益组织“协作者”调查报告。

此外，在儿童方面，部分地区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受本轮疫情影响，均有一段时间在家线上学习，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的家庭无法有充分满足在线上课需要的设备或网络条件。在所有受访家庭中，超过一半的儿童的社会交往受到较大影响，外出与同伴交往减少。

多地加大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救助力度

南都记者注意到，就在4月2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对失业保险参保不满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对因疫情影响暂时失业、未参保的困难人员，给予临时救助。

协作者团队也在报告中建议，要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消除地域和户籍的藩篱，使其在务工所在地即可享受跨地域医疗费用报销、低保等救助政策，使救济成为提升其对抗脆弱性的能力保障。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多地民政部门加大了对疫情防控期间务工人员的临时救助工作力度。

比如，江苏、福建等地民政厅规定，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可申请临时救助。针对前述情况，山东济南的民政部门明确称，“原则上按不高于三个月城市低保标准，由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福建省民政厅还发文称，对受疫情影响导致家庭人均收入下降的低保对象，要适当提高补助水平。关注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经营、就业，导致收入下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居民，将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低保等兜底保障范围。

上海市人社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农民工作为各项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的重点服务对象，加强与方舱、各类保供企业、复工复产企业的对接，协调各方力量帮助农民工就近就地用工。在技能培训方面，指导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每人每个培训项目补贴600元，2022年每人可享受补贴的次数最多3次。

协作者团队在报告中建议，针对困境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脆弱性，如非正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问题，政府应制定中长期的干预规划，弥补临时性救助的短板。

此外，针对困境儿童上网课困难、心理压力大/焦虑、缺乏规划等问题，政府和基金会等资源方可据此编制购买/资助公益服务项目目录，通过资源配置，引导和支持专业力量实施精准服务；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焦虑情绪问题，政府、妇联、工会和社区等部门要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将防控服务与心理服务相结合，针对性地提供心理支持或寻求心理专业人员/资源的支持。

报告还建议，要将常态化防控与社会建设结合，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协同。

一方面，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承接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优势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功能，服务民生，通过购买服务，引导、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防控。

同时，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确保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应急管理规划设计、减灾防灾能力建设、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从而建立政社协同、多方参与的应急响应长效机制。

采写：南都记者 王凡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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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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