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的“意定监护”

王静芬老人时常为自己的生活感到忧愁。丈夫已经不在，独生子女不幸去世，自己的身体毛病不少，晚上难以入眠。“万一哪天突然昏迷了，谁来理我，谁来帮我处理治疗和手术的事？如果账上的钱不够，还要卖房子治病，又能委托给谁来办？”

蔡盛在中华遗嘱库工作时，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咨询案例。老人的思虑范围中，将来“身后事”的安排值得考虑，而“生前事”尤其是关键时刻如何做决定，则更为紧迫。蔡盛还分享了另一个老人的故事。这位老人的老伴尚在，子女也算孝顺，但老人却想让认识仅三个月的护工担任监护人，理由是“护工最关心我”。

上述两个案例共同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问题：老人是否可以依照自身意愿选定监护人？早在2011年，学者李霞就表达了颇有预见性的观点：“我国人口老化的现实决定老年人对意定监护制度有强烈的需求。”在名为《意定监护制度论纲》的文章里，李霞介绍了“意定监护”的目的：成年人意思能力健全时，按照自我决定预先规划其意思能力不足时的人身照顾、财产管理、医疗看护等事宜。

弹指十年间。2020年，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成立之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仍在加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2021》认为，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高龄化趋势明显，且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部分老人因家庭冲突、法定监护人缺位，考虑自己可能随时遭遇失能风险，而对意定监护产生强烈的需求。具体到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注册地荔湾区，截至2018年底，户籍老年人口数已超过20万。此外，荔湾区的空巢老人现象十分突出。2018年，广州市共有空巢老人6.26万人，其中荔湾区的人数最多，为1.10万人，占全市空巢老人总数的17.51%。

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出现

老年人监护多了“备选项”

意定监护制度诞生于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经过立法完善和实践发展，均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意定监护以尊重自我决定权为理念，其效力优于法定监护。

近些年，我国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监护制度，继而《民法总则》对我国成年监护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之后《民法典》出台。“现在在法律政策上没有障碍。”蔡盛介绍。依据现行的《民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2021年，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欣撰文称，《民法典》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民法总则》之后，通过第33条至35条勾勒出意定监护制度的轮廓，“确立了意定监护的创新地位”。

2021年11月17日，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正式成立，蔡盛为法定代表人，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包括老年人等需求人群的监护服务，社会监护的研究、宣传、咨询与推广等内容。作为广东首家、全国第二家专门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走在了前面。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不光有失独老人、独居、孤寡老人，还有单亲家庭、无人监护病患、重危疾病患者和特需儿童家庭等。

“在监护人选任方面，其实并不像常规思维想的那么简单，似乎找个信任的朋友或同事，沟通几句就能做成。”蔡盛通过调研考察，给出了他的理由：对方的背景是否清楚？他究竟愿不愿意做你的监护人？监护人发生违约甚至侵害你的权益，该怎么办？如果监护人和你的财产有牵扯，监护人如何履职？

蔡盛认为，其中涉及到公平、道德、伦理等各层次的问题，异常复杂，因此不少老年人虽有此打算，最终卡在监护人选择上，无法进行下一步；专业的社会组织出现，实际上使得老年人敲定监护人多了“备选项”。

400个咨询里2个人签约

从2018年筹备到2021年获批，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成立历时三年。期间，蔡盛和志同道合者约10人一起推动，促成其事。目前，全职服务于该机构的仅有3人。“现在的工作量，3人可以应付。假设将来需求猛增，再调整人数。”蔡盛坦言，现在的问题还是咨询量不够大。

截至今年5月中旬，成立半年来，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共接受近400个咨询量。其中，刚刚成立开业那段时间，每天有十多个咨询者打响蔡盛的手机。今年以来，受各类因素影响，咨询量趋于平淡。据初步统计，这些咨询者年龄分布以55岁至75岁为主，空巢、独居老人不在少数。

多数咨询者只是停留于咨询阶段。他们向机构打电话确认是不是真的，想了解具体的服务流程。“电话里讲不清楚的部分，我希望他们能来当面谈，可是基本没有了下文。”只有两人走到了签约阶段。对于签约，也远不止坐下来签个协议那么简单。“从他确定想要签约开始，我们都要谈一个半月，谈的次数可能不会低于5次。”据蔡盛解释，服务中心需要反复确认被监护人的信息和意愿，之后是设计文件、条款。

刘建设就是和服务中心签约的案例之一。他的太太精神有点失常，小孩还未成年。一旦他出现暂时或部分失能失智状态，身边的两个亲人均无法依靠，亲戚朋友离得远，境况将十分危急。

刘建设找到服务中心，希望优先解决“医疗签字”方面的问题。经过多次沟通细节，他选择服务中心作为监护人，主要涉及医疗决定权。“医疗签字是每个咨询者都会问的，大家都很关心的一点。”蔡盛说，在协议条款的条件设置上，也需仔细考量。“什么条件下使用生命维持，什么条件不使用？出现什么指标？谁来判定该指标达到了当事人描述的条件？”只有当每个细节确认好，签约才能完成。

谁来监督监护人？

“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有意定监护方面的需求，只是不知道有这个方法、有这种社会组织。”对于机构的将来，蔡盛正在进行多渠道尝试，比如联合街道居委的社工团体，触达需求人群。“平时社工就有遇到老人提出这种需求的情况，然而处理起来比较棘手。”

实际上，社工也能成为老人的监护人。2020年，北京市朝阳区启动老年人委托代理与监护服务试点。社工监护人除了照管老人的日常生活，还将管理和保护老人的财产，代理老人的诉讼，料理老人的身后事务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新闻报道特别提到，老年人委托代理与监护服务，将全程由朝阳区民政局和第三方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从而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协助或替代他人做决定，难度有时甚于自己做决定。”法学学者李欣谈及意定监护制度实践时认为，一旦协议生效，因被监护人的脆弱性、协议的特殊性和双方的不对等，均要求公权力监督的介入。

谁来起到监督功能？由于意定监护制度的法律细节尚待完善，实践处于逐步摸索阶段，监督机制相对缺乏。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曾经这样向媒体透露：“没有监督的案例，大概占到90%。”公开信源显示，当下的实践中，多数还是由公证机构承担公共监督的角色。蔡盛告诉南都记者，如果签订协议，需要到公证处公证，之后的监护服务记录也要定期向公证处报备说明。

在意定监护的监督制度上，学界有过诸多探讨与设想。有论者建议在民政部门设立专门的公共监护办公室；另有研究文章称，可以借鉴国外的既有经验，制定中国的意定监护合同法，通过法院选任意定监护的监督人，为合同实施提供保障。

“社会监护人”专业化

仍需寻求社会支持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到，要完善老年人监护制度。而在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像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这种社会组织被称为“社会监护人”“职业监护人”。

有学者对“社会监护人”的角色寄予厚望，认为这种模式突破了家庭、亲属及个人的局限，面向的群体更广泛，具有长期监护的可能性。但社会组织实际运行往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不足，二是职业监护人员专业化程度不足。

蔡盛运营的机构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提供的监护服务是有偿服务，按次收费。依目前的签约量来看，单纯靠收费服务显然难以维持服务中心的支出。不过，在成立之始，蔡盛已经做好了三年规划，近三年的机构运行尚无压力。在他看来，这一“新生事物”的运作和经营模式的细化需要时间，同时建议相关部门对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推出孵化机制，适当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比如，监护人的资格认定，信息登记上各环节要打通，方便后续监护服务更顺畅进行。”

在监护人员专业化方面，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联合法学学者、养老专家等，开始做监护人培训工作。培训课程面向志愿成为“中国首批社会监护人”的社会人士，以及有相关服务需求的公证员、养老从业人员、社工、社区工作者等。课程内容从制度理论、司法实践到服务实践、社区体验，无所不包。

近期，社会监护服务行业的发展现状也得到更多关注。今年2月，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走访调研时提出了应对思路：大力培育职业监护类社会机构发展、加快出台社会监护服务标准、规范社会监护机构运营服务，为更多有社会意定监护需求的老人及家庭给予帮助。

（本文涉及相关咨询案例，应受访者要求，王静芬、刘建设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马辉

编辑：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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